【今天先开个头】
香港回归25周年前夕，香港特别行政区艺术发展局与香港作家联会策划发起的“文化大湾区计划”已经启动。据香港作联主席潘耀明先生介绍，这个计划将联合部分湾区城市媒体联合开设“湾区文艺园地”，并举办“大湾区文艺征文奖”。目前各项活动正有序进行中，晶报也有幸和《羊城晚报》《澳门日报》等机构一起，参与到这个计划中来。
“文化大湾区”、“人文湾区”、“湾区文化”等说法正渐渐流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也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开始大文化深度转型的晶报，已专门开设“文化湾区”专版，开始重新梳理大湾区文化资源，尝试在传统的“珠三角文化圈”之上开拓新的“大湾区文化视野”，为在前所未见的“湾区经济”背景下建立起新的文化共识贡献一份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GBA)），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俗称“9+2”。它们基于传统地域与近两百年间中国历史而来的文化共性相当明显，此不赘。我最近则注意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湾区城市大都经常被人冠于“文化沙漠”的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沙漠”一词起码曾经成为过湾区城市共同的“文化符号”。
据初步观察，“文化沙漠”这顶帽子戴在湾区城市上的时间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资深”的，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则要晚得多。深圳是1980年代后期（而非人们相沿成习的所谓“建特区之初”，广州是1990年代，珠海、东莞等地则要到2000年之后了，这其中东莞属于“后来居上”者。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妙就妙在：其一，粤港澳大湾区竟然是所谓“文化沙漠城市”如此集中的一个区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词既非严肃的官方话语，亦非严格的学术术语，更没有进入权威辞书与大百科全书的阐释视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员、文人、学者、媒体人乃至市民的笔下嘴中传来传去，自带流量，避之不及，驱之不尽；其三，几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都是为了否定它，但正是舆论上的“否定”，加剧了它的传播，提高了它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现实。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既不深究此说法的准确含义，也不考察它的来龙去脉，都只是人云亦云，顺口挪用：既用于自我矮化，也用于自卫反击；既用于自我表扬，也用于“自相残杀”；既用于给人“摘帽”，也用于自我“授勋”……简直就是各“沙”其“沙”，各“漠”其“漠”。
我接下来要做的，不是再次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类似的问题我曾经认为是无法回避、必须讨论或回答乃至回击的尖锐问题，现在我则认为这属于“伪问题”，在任何场合都没有严肃回答的必要。我想讲的，是“文化沙漠”本身的传播故事：它究竟是谁，它从哪里来，它为何而来，它的使用场景有哪些，为了阻断它的使用和传播，人们究竟做了什么。
鉴于此项工作极为庞杂，牵扯各类文献甚多，我先行给出一份“文化沙漠”编年纪事。有了一条时间线，一些基本的事实就清楚了。为了叙述方便，我暂且只以深圳报业集团数据库为采样资源，其他文献仅偶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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