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明清科举制度，各县例设县学，以服务生员鱼跃龙门。县学照例也都是有藏书的，书的来源主要靠朝廷颁赐与学署购置，偶尔也会有地方士绅捐赠。大体说来，县学的藏书不过是给参加科举的生员提供标准教材，所以对藏书品种会有严格限制。它完全不具备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功能。
这几天继续翻阅深圳旧志，发现明万历年间新安县学的藏书实在不成规模。康熙新安县志所载“邑学典籍”，不过十种而已。即使此区区十种，也只是一份万历年间的清单，1688年纂修县志时，实实在在的书籍是一部也见不到了。纂修者只好自我安慰说：国以明经取士，非圣经者，不在教典。学舍分建未久，无传书可纪，虽寥寥数部，半饱蠹鱼，然《志》中记此，盖以表章尊经之意云耳。
十部书如下：
四书(一部十本)
礼记(一部四本)
书经(一部六本)
诗经(一部六本)
春秋(一部)
【已上万历二年，知县吴大训置，今废。】
四书大全(一部十本)
易经本义(一部十本)
性理大全(一部十六本)
资治通鉴(一部十四日本)
文公家礼(一部四本）
【已上俱万历十五年教谕卢一松置，今废。】
到清嘉庆年间，县学藏书就有模有样了。据嘉庆新安县志，学署历年获颁的典籍有：
雍正元年至七年颁来:
《圣谕广训》一本。
《上谕》上函十二套、下函十二套。
又《上谕》十二部。
又《上谕》十本。
又《上谕》七道。
乾隆三年颁来:
《十三经》全十二套，共一百二十本;
《二十一史》全，共五十套。
乾隆六年颁来:
《明史》一部，共一百十二本。
《钦定本朝四书文》一套，共八本。
《明四书文》二套，上函八本、下函六本，通共二十二本。
乾隆八年颁来:
《上谕》第四函十二套。
乾隆十年颁来:
《钦定学政全书》一部。
《旧学政全书》一部。
《名教罪人诗》上下卷。
乾隆十五年颁来:
《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一部。
乾隆十九年颁来:
《御制平定金川碑文》一道。
乾隆二十三年颁来:
《钦定续增学政全书》二函，共八本。
《钦定三礼义疏全书》一部，内《礼记义疏》十套，共八十三本。
《仪礼义疏》七套，共五十本。
《周官》七套，共四十九本。
乾隆二十四年颁来:
《御纂经书十二种》，共二百七十五本。
乾隆二十七年颁来:
《文庙乐器音律歌章乐舞图册》一本。
乾隆三十一年颁来:
《周易述义》一部。
《春秋直解》一部。
乾隆三十二年颁来:
《御制诗文》，内《文初集》全函一十六本,《诗二集》八函四十六本。
乾隆五十六年颁来:
《万寿衢歌乐章》一套三本。
乾隆六十年颁来:
《学政全书》二部。
嘉庆三年颁来:
《临雍御论》一本。
嘉庆六年颁来:
《佩文诗韵》一本。
嘉庆七年颁来:
《圣谕广训》一部。
嘉庆二十年颁来:《学政全书》一部。
这是相当难得的一份清廷颁赐县学典籍编年书单，从中可看出清朝统治者如何通过下发官方读物，来规范考试内容，统一官员及生员的思想。
嘉庆新安县志卷首有“训典”一章，选载列位大清皇帝的“圣谕”，从世祖章皇帝选起，一直到“今上皇帝”，足有三十多篇。初读县志我还纳闷这么多皇帝谕旨当年编撰时是从哪里抄来的，现在明白了：那都是皇上历年颁赐的学习材料，每个县学都有一套。康熙年间编撰县志的人们，似乎还没有享受到这种方便。《圣谕广训》一类的东西发得大清朝到处都是，这种事情看来是从雍正开始的，后来的皇帝们纷纷效先帝方略，发书大业乃至“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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