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持撰写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成就。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市夏县）涑水乡人，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登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甲科，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熙丰新法期间，司马光与主张变法的改革派政见不和，寓居洛阳。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召回京城，担任宰相。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司马光因病去世，终年68岁。朝廷赠爵号“温国公”，谥“文正”。故后世尊其为“司马温公”或“司马文正公”，也有人因其祖籍，称其为“涑水先生”。
司马光自幼喜读史书。据说，他7岁时在家塾听讲《左传》，兴致盎然，回家便能复述大意。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年），司马光开始筹划编纂一部编年体通史，他曾对后来成为自己助手的刘恕说：
《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魏、赵为诸侯，下讫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宋] 刘恕《〈通鉴外记〉后序》）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到了西汉，司马迁撰写《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东汉班固沿袭《史记》的体裁，修成《汉书》，是为纪传体断代史。此后，纪传、编年二体并行。唐以后，纪传体垄断了正史的修撰体例，居于各种史学体裁之首，编年体史书一度低沉。到了宋代，历代修成的纪传体正史体量已十分庞大，读书人终其一生难以卒读。因此，司马光希望采取《左传》、荀悦《汉纪》的编年体例，修撰一部记事起于战国，终于五代的通史。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向英宗皇帝进呈了一部5卷本的《历年图》。该书以大事年表的方式，扼要记载战国至五代之间治乱兴衰的事迹，这应该就是《资治通鉴》的编修提纲。在此基础上，两年后，司马光进呈《通志》8卷。他在给宋英宗的奏疏中说：
纪传之体，文字繁多，学者不能综，况于人主。欲上自战国，下至五代，凡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者，依《左氏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约战国至秦二世为八卷以进。（[明] 马峦，[清] 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卷四）
这部分内容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至秦二世三年（前207年）的史事，就是后来《资治通鉴》的前8卷。此时，司马光将《通志》的阅读对象定位为皇帝，他要为“人主”编一部“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的编年体通史。但司马光以个人之力，显然无法完成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宋英宗在了解司马光的困难后，下诏令司马光接续此书，编修历代君臣事迹，允许司马光在崇文院设立书局，使用皇家藏书，并可自行选用两名助手，内廷提供办公、生活用品等后勤服务。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据司马光后来回忆，“眷遇之荣，近臣莫及”。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病逝，年仅20岁的神宗即位。当年十一月，司马光奉旨为神宗进读《通志》开篇的“三家分晋”。神宗听后，对此书大加赞赏，赐书名《资治通鉴》及御制序，并把自己做皇子时王府里的2400多卷藏书赐给司马光。
《资治通鉴》的修书事业，由私人独撰变成开局编修后，司马光陆续选择刘恕、刘攽和范祖禹三人为助手，帮助他搜集西汉至五代时期的相关史料，编撰资料长编。三人之中，刘攽负责两汉，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范祖禹负责唐史。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也在书局之中，负责检阅文字。
《资治通鉴》的编修，每修完一代纪就进呈御览。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此时已完成了《资治通鉴》的《汉纪》和《魏纪》。次年，司马光至洛阳，《资治通鉴》的编修事业才得以继续。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以前，司马光团队完成了魏晋南北朝和隋代部分。元丰七年（1084年），又完成了最后的唐五代部分。《资治通鉴》前后一共修了19年，全书共294卷，囊括了1362年的历史，连同全书上呈的还有《目录》30卷和《考异》30卷。宋神宗看后，盛赞“前代未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哲宗即位。此后，朝廷组织人员校订《资治通鉴》，不久便将定本送杭州镂版。元祐七年（1092年），版成印刷，诏赐天下。然而，司马光已经于6年前去世了。
《资治通鉴》将编年史推向高峰，在历史编纂学和史料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带来了编年体史书的复兴和繁荣，影响深远。
《资治通鉴》的主旨与内容
《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宏富的通史，宋代陈瓘说“《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宋末元初胡三省也说“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药山”“饮河之鼠”的比喻，都说明《通鉴》内容之“博”。但所谓的“博”，却不是包罗万象，而是有所取舍，突出重点。正如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文中说：“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资治通鉴》以294卷的篇幅容纳了1 362年的史事，如表1所示，各历史时期的记事体量，总体上呈现详今略古的面貌。更重要的是，《资治通鉴》的记事偏重治乱兴衰的政治大势，也就是偏重政治史。
《资治通鉴》完成后，司马光于所上《进书表》中言：“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资治与镜鉴，便是司马光编撰这部书的宗旨。
基于这样的想法，《资治通鉴》的内容重点便是政治史中的传统主题：政事、人事、战争，等等。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按照事件性质，将《资治通鉴》所记的主要内容分为“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经济方面的内容略少，且基本都是与生民休戚相关的经济制度和措施，文化艺术则几乎全无。我们在《资治通鉴》里，读不到陶渊明、李白、杜甫这些伟大诗人的事迹，也就理所当然了。
从《左传》《史记》以来，史书中多有议论。《资治通鉴》中，除了正文的记事，司马光还以“臣光曰”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思想。《资治通鉴》有一百多条这样的史论，主要围绕君王之德和致治之道展开，有激扬，也有批评，进一步提炼出史事、人物、政策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经验和教训。司马光史论的特色，就是将自己的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观点鲜明，有的确实贴切合理，有的则不免以意逆志，得失并存。
《资治通鉴》的编纂与叙事
《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功，得益于采用了一套严密科学的编纂方法。具体来说，这一套方法分为三步：先编丛目，次修长编，最后定稿。首先，助手们以历朝实录或正史的本纪为基础，标出“事目”，再将其他资料中的相关记事依年月附注于后，是为丛目；其次，助手们对丛目汇集的资料进行整理、选择、辨析，撰成编年史稿，即为长编；最后，司马光考订异同，决定取舍，加工润色，并撰写评论，完成定稿。这样的编纂方法，既发挥了集体分工合作的长处，又突出了主笔删削定稿的主导作用，保证了较高的编修效率和质量。
编年体史书按时间顺序安排史事，有助于展现历史发展的脉络。但一些跨度较长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生平，往往被割裂分散在不同的时序之下，这是编年体的“先天不足”。《资治通鉴》采用了一些方法，来改进编年体的叙事。比如：
1. 提纲法。先用一句话点明所述史事的纲领，然后详述其始末原委，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后来，朱熹在此基础上编纂《资治通鉴纲目》，开创了纲目体。
2. 追叙法。对于历时较长的事件，多以“初”“先是”等字眼引领，追叙其起因由来，再叙其本事，使得读者对事件来龙去脉的理解相对完整贯通。
3. 连类法。当记叙某一事件、人物时，连带记叙与之相同或相关的史事或人物，避免了叙事的孤立或遗漏，还具有映衬主题、突出重心的作用。
4. 带叙法。当首次提到某一历史人物时，记录其乡里世系、封爵谥号等基本信息，读者便不需要额外查考。
唐代史家刘知几曾比较编年、纪传二体的优劣，得出“考兹胜负，互有得失”的结论。《资治通鉴》综合运用多种叙事手法，借鉴了纪传体的长处，提高了编年体史书的记事水平。
《资治通鉴》除了在历史编纂学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还展现出高超的裁剪材料和文辞表达的能力。《资治通鉴》叙述历史人物、事件的文句，往往能在其他史籍中找到原文，但两相比较，《资治通鉴》写得更紧凑、更简练。清代学者钱大昕论《资治通鉴》之取材，赞其“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此外，司马光笔削定稿体现的文字功夫，也为《资治通鉴》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增色不少，正如梁启超评价“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
《资治通鉴》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资治通鉴》的成功，直接激发了编年体史书的复兴和繁荣。而编年体这一古老的修史体裁，也因《资治通鉴》的成功而与纪传体比肩而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编年一体，唐以前皆无足观。至宋有《通鉴》，始赫然与正史并列。”《资治通鉴》成书后，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续、补、注、评、校勘、研究等著作，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据统计，宋元明清《资治通鉴》类史书就有140多种，总计4000多卷。这批著作与数量更多的有关《资治通鉴》的序跋、题记、笔记等，构成了内容丰富、体系庞杂的“通鉴学”。
《资治通鉴》的成功，又启示人们从历史知识中获得智慧。《资治通鉴》不同于一般的史籍，是一部以“资治”为目的，讲述治国理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政治史典籍，其影响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史学领域。司马光生前曾多次为皇帝讲读《资治通鉴》，从北宋到清朝，《资治通鉴》一直是帝王经筵经常使用的历史教材，被梁启超称为“皇帝教科书”，也是民间士庶了解历史的重要来源，成为一部“不可不读之书”。
时至今日，《资治通鉴》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读的经典。
今日之中国，距离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时代几近千载，告别帝制已逾百年。《资治通鉴》事君的价值，早已光芒不再，但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作品也因时代不同而需要不断反思和解读。今天重读《资治通鉴》，不仅需要重温那些生动传神的记载，而且应该重视从中汲取历史智慧的滋养，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首先，不妨将《资治通鉴》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正视其“垂鉴资治”的功能，以求“迹得鉴失”。《资治通鉴》的取材及编修秉持了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垂鉴资治”虽不能涵盖《资治通鉴》的全部价值，却是该书最突出的特点。今日读此书，不宜忽视。
其次，今日读《资治通鉴》，应将其置于史学语境中，重视其特有的编纂方式和叙事特色。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都是理解、书写、阐释的结果。《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修的史学作品，字里行间难免带有书写者的主观态度和价值取向，甚至有记载舛误和评论偏颇之处。当然，其中不少问题已被学术研究订正。今日读《资治通鉴》，一方面应结合学术研究成果，查疑订误，以求准确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应把握《资治通鉴》编纂、建构历史的原因、方式及文字背后的政治寄托。
历史在漫长的变迁中，有断裂，也有延续。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往往不会因为时代久远而陈旧落伍，经过岁月的涤荡反而历久弥新。《资治通鉴》通过对宋以前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深切思考，总结了决策、用人、吏治等治国理政方面的得失。这些规律与当今管理各类行政机构、企业、社会组织实有相通之处，不无借鉴价值。同时，在历史长河中，不变的还有人性的善良与丑恶。阅读《资治通鉴》里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阅读他们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纠葛，对个人亦是反求诸己的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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