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1916年12月29日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到“南沈北柯”（《观堂书札遗录》，载于《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此时王国维刚回国不久，在上海哈园任《学术丛编》的杂志编辑。罗振玉尚在东瀛。王国维提到自己心目中的学术界头号重头人物，就是南沈北柯，分别指的是沈曾植和柯劭忞。
沈曾植以前笔者曾专文介绍过，是晚清硕学通儒第一人。尽管他的撰述很少，但在当时声名极高，学术功力颇深，藏书丰富，王国维就曾说还需再学十年才能赶得上他（见《观堂书札》，载于1980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在同光体诗人中，也只有他才是真正“学人诗”的代表（《晚清学人之诗研究》）。在晚清西北史地学的风气中，他是领军人物李文田（缪荃孙曾盛赞李文田，见《艺风堂文集》中的《顺德李夫子六十寿序》）的重要传人。洪钧出使欧洲后所写的《元史译文证补》，未竟而卒，初稿付其子，清本给了沈曾植和陆润庠（《元史译文证补序》），可见沈曾植的重要地位。
沈曾植在成长过程中，除了自己努力外，有五个重要人物对其帮助最大，即陈灃、李文田、李慈铭、袁昶和文廷式。尤其是李慈铭，与沈曾植同在京师十多年，又为同年进士，都为浙人，影响最大。一部《越缦堂日记》，几乎读遍经史子集四部（后人从日记中辑出为《越缦堂读书记》）。
那么，这位柯劭忞呢？柯劭忞（1850年－1933年），字凤孙，晚号蓼园。1886年进士，比沈曾植晚6年，但二人岁数一样。晚清覆灭，二人均甘当遗老，不愿为官。但柯劭忞的地位扶摇而升，在晚清最后几年时，就担任了国史馆纂修、京师大学堂经科监督，又任典礼院学士，赐紫禁城骑马，成为了宣统皇帝的老师。1914年设立清史馆，编纂《清史稿》，赵尔巽任馆长，聘其任总纂，赵氏病逝后，便由其代理馆长兼总裁。1927年柯劭忞又担任《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总裁。柯劭忞的最小及门弟子史学家牟润孙在数十年后所写的《蓼园问学记》中，非常佩服地称其师为钱大昕后的第一人，“凡经史词章、小学、天文、历算、金石，无不精通”（见《注史斋丛稿》，八十年代出版）。王国维也非常佩服地称柯劭忞的诗为当今之第一人，说：“今世之诗，当推柯凤老为第一，以其为正宗，且所造甚高也。”（见吴宓《空轩诗话》），又说：“述先生学行，谓若论中国学术系统、（经史子集）人格规范，柯先生乃纯乎其纯者。生平精力所注，厥在经学，于《谷梁》所得尤深。又撰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精勤宏博，至堪钦服。”今笔者不才，细考其事，或释其所自由来。
首先，柯劭忞是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名门之家。虽然山东胶州地处相对偏僻，但名门之家弥补了这一缺陷。首先，柯劭忞的祖父柯培元就是个官僚。他是1818年举人，后来在福建作官。柯培元著述甚丰，有：《说文辩谬》、《两汉书摘读》、《兰亭砚室金石记》、《海防志略》等。其子柯蘅，小时候随父到了福建，跟随陈寿祺受许郑之学。《清史稿·儒林传》有对柯蘅的记载，其著有《汉书七表校补》二十卷等。其说经说史之作，门人集为《旧雨草堂札记》。山东荣成人孙葆田，也是一经史通儒，曾从张裕钊问学，在其《校经堂文集》中的《柯封翁家传》中对柯蘅有详细的记载。根据这个记载，可推算出柯蘅的大致时间是1836-1887，受业于陈寿祺时是在15岁之前。当时山左有四大名家，其中有柯培元、李璋煜和李图（字少白）。柯蘅善于作诗，有“五言长城”之称，掖县李少白当时主讲胶州泺源书院，爱其诗，特许以女李长霞为妻。李长霞（1825—1879）也是晚清时期北方的一位著名女诗人，著有《锜斋诗集》。诗被收入《清诗纪事》、《晚晴簃诗汇》，评其诗曰：“格调高古，寄托遥深，蔚为国朝一作家。至其合作，当与施、宋颉颃。”其诗还得到王国维、刘师培等人的推崇。李长霞另著有《文选详注》八卷。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其子柯劭憼、柯劭忞都是进士。《柯封翁家传》说柯蘅晚年以朴学课子。又柯劭忞年少时作诗已很有名。李慈铭《越缦堂诗话》中就曾说过：“（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四）在肯夫处见山东人柯劭忞诗一册。柯为肯夫庚午（1870年）所取士，年仅十八，诗皆十七岁以前作，皆老成，戛戛独造，语不犹人。”
其次，柯劭忞12岁随父客居潍县，后肄业于济南尚志书院，从学于匡源。匡源曾是朝廷重臣，咸丰皇帝的老师，是咸丰临死前托孤的“顾命八大臣”之一。后在政变中被罢免职务。由于学识渊博，又但任过皇帝的老师，被当时的山东巡抚聘为泺源书院和尚志书院的山长（二山长兼任）。匡源的弟子多达三千，其中闻名于世者不下百人。
再次，柯劭忞曾入名儒朱逌然（字肯甫、肯夫）的幕府。朱肯甫是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先后担任湖南、四川学政，重刊过王筠的《说文解字句读》，是当时的名学者，于训诂、六书、毛诗周礼、谷梁春秋都有很深的研究，这对柯劭忞的谷梁研究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柯劭忞是朱肯甫在任山东学政时选拔为举人的。后跟随朱肯甫到四川，与省父的王懿荣等见过面。这不仅在王懿荣诗歌中有往来的记载，而且柯劭忞在为其弟子戴锡章《西夏纪》作序时也提到这一点。柯劭忞与比他大几岁的王懿荣在之后必定还有其他交往。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柯劭忞考取光绪戌科进士，入翰林为庶吉士，馆后受职编修。在京师时曾与郑杲共同研究《春秋谷梁传》。郑杲，字东甫或东父，是河北迁安人，其父到即墨任知县，他也就到即墨。郑杲精《春秋三传》，桐城派学者马其昶很佩服他，是其至交（见《抱润轩文集》中的《郑东父传》）。《郑东父遗书》六卷中有柯劭忞与其研学的记载，牟润孙《蓼园问学记》中也提到过，而且马其昶的《周易费氏学》是柯劭忞作序，其《诗毛氏学》和《周易费氏学》里都有柯劭忞观点的记录，可见通过郑杲，马其昶也认识了柯劭忞，并讨论经学。
柯劭忞与很多人有姻亲关系。柯劭忞的继室是吴汝纶之女。柯劭忞为岳丈吴汝纶订正过《尚书故》四册，《吴汝纶全集》第三册中尚收有二人讨论《尚书》的书信，吴汝纶称柯劭忞“久知执事经学确有家法”。柯劭忞与大藏书家徐坊是儿女亲家，其大女儿柯昌泌嫁徐坊的独子。柯劭忞与徐世昌是同年进士, 二人关系非常好，后来也有姻亲关系。徐世昌长孙女嫁给了柯劭忞长孙。徐世昌诗集中与柯氏酬唱之作无数，因为柯劭忞为晚晴簃诗社的常客。徐世昌为诗，每就正于柯劭忞。徐世昌诗集如《水竹邨人集》、《海西草堂集》都是由柯劭忞编选并撰写序跋。徐世昌当大总统后，1921年将柯劭忞的《新元史》列为正史第二十五史，并为出资刊印。柯劭忞之妹柯劭慧也嫁与了孙葆田之弟孙季咸。柯劭忞与盛昱关系很好，盛昱的诗文集《郁华阁遗集》就是柯劭忞给作的序。而孙葆田恰巧也作过盛昱的塾师。
1886年中进士后，柯劭忞曾充国史馆提调，奉命勘定魏源《元史新编》。《元史新编》在魏源生前就写成了，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柯劭忞校阅魏源的《元史新编》，就为其《新元史》打下了基础。恽毓鼎《澄斋日记》曾道其事：如光绪22年（1896年）八月“十三日晴。与柯凤孙丈约，在史馆晤谈，八点钟即往，致总裁之命，催其复看《元史新编》，尽月内竣事。风丈交出复看说帖一份，发供事缮清。十点钟诣讲习馆，寿州师已到。”又“初六日晴。已刻诣史馆，阅柯凤孙丈所拟复奏阅看《元史新编》折。专门之学，言之娓娓，自非馀所能著笔也。大意谓：魏氏此书，只能列入别史，与明柯氏《宋史新编》并行。”这段话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一个柯氏的先人柯维祺，著过《宋史新编》。这对柯劭忞不可能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因为已有魏源的《元史新编》在前，于是柯劭忞只有将其命为《新元史》。恽毓鼎《澄斋日记》还透露一点的是，光绪22年（1896年）七月“二十七日晴。复辑《皖志》讫。撰《儒林柯蘅附传》”。八月“十七日晴。接家季文先生信。写大伯信，附去捂绅及各住址单。又写五伯及老丈信，均托缪子梁带。答拜柯风孙年丈，交去其太翁名蘅儒林附传。”这说明《儒林传》里对柯蘅的记载是恽毓鼎写的。
柯劭忞与吴式芬之子吴重熹关系不错，吴重熹有《送柯凤孙侍读以观察提学贵州》诗（载《石莲闇诗》卷六）。柯劭忞也认识胡元仪。胡元仪《北海三考》中就曾提到光绪丙戌余上京师遇柯劭忞。光绪丙戌即1886年。1901年，柯劭忞出任湖南学政，选拔了余嘉锡为举人，这位后来的余嘉锡进京并住赵尔巽家坐馆埋下了伏笔。
柯劭忞与海源阁藏书楼第二世主人杨绍和也曾有往来。杨绍和《楹书隅录》卷末就有柯劭忞的题跋云：“同治辛未，劭忞应会试入都，问字于先生（杨绍和）之门，适此书初编甫脱稿，劭忞获于校勘之事。今二十有五年矣，……时乙未（1895）闰五月，门人胶州柯劭忞谨识。” 同治辛未即1871年。
柯劭忞弟子很多，除之前提到过的，还有陈汉章、胡玉缙、赵录绰、姜忠奎等。
1933年8月，柯劭忞病逝于北平太仆寺街寓宅。地址在今西单北大街一带。曾筑“蓼园”，今已难见。据以上分析，影响柯劭忞较大的除了家学之外，应为郑杲。根据《郑东父遗书》的记载，郑杲看过番禺陈灃的书，并且与法伟堂、宋书升有往来，尤重《春秋》。宋书升有春秋学的撰述，郑杲也与盛昱关系不错，也许受过二人的影响。
2013-11-18
补订：
1916年，柯劭忞给王树枏《陶庐文集》作序，可见二人之交谊。二人亦同年进士也。又王树枏肄业于保定古莲池书院，北方桐城派之大本营也。
民国戊午(1919)农历除夕，傅增湘邀集名流柯劭忞等于寓斋行祭书之礼，席间出《唐柳先生外集》一册传示来客。众人叹赏之余，共推张允亮留题观款：“胶州柯劭忞、汾阳王式通、武进董康、仁和吴昌绶、江宁邓邦述、海宁张宗祥、归安徐鸿宝、吴江沈兆奎、丰润张允亮戊午除日同集沅叔先生太平湖寓斋祭书，获观并记，允亮书。”
另《劳乃宣墓志铭》乃柯劭忞所作。
据张鸿鸣《柯劭忞〈春秋穀梁传注〉的成书、刊行与版本差异》，《春秋谷梁传注》有1927年初印本和1934年定本，定本对初印本作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初印本上，发现有大量的柯劭忞批语和过录的柯氏批语，复作释读和通校。定本即据此也。柯氏在完成《新元史》后，即开始撰写《春秋穀梁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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