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字词关系研究述评 韩琳、冀秀美
【摘要】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随着语言文字学的创立，字词关系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此期间学者们从文字产生、相关概念的运用、研究的思路和研究的方法上认识和把握字词关系，体现出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迈进时的特色。
【关键词】近代字词关系；语言特色；现代语言
章太炎先生
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着重体现为个体字形与汉语基本表达单位词的对应。字词在语言产生之初应该是对应的。但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和应用规律，现实中汉字和它记录的词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汉语中字词的复杂关系一直是语言文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先秦到清代，从字书到文献，对于建立在同词基础上的字际关系的沟通一直是小学家们研究的重点。但在小学家的心目中“字” 常常是“词” 的同义语，因此他们的研究局限于零散的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多局部考证，个体归纳，欠整体把握和理论提升。近代，随着语言文字学的创立，字词关系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体现出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迈进时的特色。本文在探讨近代语言文字学者字词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这个时期字词关系研究的特点，目的在于从学术史的角度把握字词关系研究，以进一步总结规律，指导实践。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从十九世纪以前漫长的‘小学’，直到本世纪初章炳麟、黄侃诸大师创立‘语言文字学’才开辟了新的境界。文字学开始注意出土文物中的古文字研究，训诂学力图打通文字、音韵、训诂三者的界限，摆正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音韵学企图总结清儒的研究结果，考古和审音并重。这样，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语言学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无论资料、体系、理论或方法，都是值得人们珍视的。”[1]近代的字词关系研究突出体现了三个特色：理论上，上升到语言的高度，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上把握字词关系；概念上，混淆了字与词的区别，体现了认识上的局限性；材料上，从个体字的分析延伸到字的系统分析；方法上，强调形音义相统一但侧重音义关系。
[1]严学宭.方兴未艾的黄学.[J]南京大学学报.1986(1)：1.
黄侃先生
首先，从文字产生上即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上把握字词关系。章太炎先生已深刻认识到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研究文字只是求音义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文字者，词言之符。”[1] “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2]并意识到语言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文字也随之由简而繁：“上世语言简寡，故文字少而足以达恉及其分析，非孳乳则辞不
正是因为站在语言的高度，本时期的字词关系研究表现出与前一时期不同的特点，清代以前字词关系研究的重点多停留在文字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字际关系现象，而这一时期深入到文字的产生层次，讨论文字随语言而孳生的规律。章太炎先生“转注假借说”：“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6]在此，章太炎先生在新的语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两条重要规律，一即词的派生推动字的孳乳规律，另一即汉字孳生与节制的辩证统一规律。
承章太炎先生研究思路，黄季刚先生对文字和语言的关系从两个方面着重进行了探讨。一是着眼于汉字滋生，进一步阐述了“变易”“孳乳”两大条例：“叙云：‘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谓之殊体者，其义不异，惟文字异耳。故观念既同，界说亦同，文字之变易也。最初造字，文字本无多义，然衍之既久，遂由简趣繁，由浑趣析。故观念既改，界说亦异者，文字之孳乳也。”“古今文字之变，不外二例：一曰变易，一曰孳乳。变易者，声义全同而别作一字。孳乳者，譬之生子，血脉相连，而子不可谓之父。”[7]这里所说的“变易”指文字不随语言的变化而变化的纯字形改变，“孳乳”指文字随语言的发展而不断产生的规律。二是着眼于汉字节制，区分了 “造字的假借”和“用字的假借”：“盖假借有造字与用字之别。造字之假借者，可造而不造，如《说文叙》所举令长二字是。…用字之假借者，有其字而未用，《经典释文》引郑康成云：‘其始书之也，仓促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为之，趣于近之而已。’此则言用字之假借也。”[8]黄季刚先生区分了造字和用字两个层面的“假借”，之所以都用“假借”这一名称，是因为造字和用字都没有造成汉字数量的增长，集中体现了汉字的增长受到人类的智力水平制约的规律。
[1]章太炎.文始·叙例.[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59.
[2]章太炎.国故论衡.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6.
[3]章太炎.检论·正名杂义.[M].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491.
[4]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44.
[5]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0.
[6]章炳麟.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36.
[7]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 /34.
[8]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82.
其次，在相关概念的运用上，本时期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将字等同于词，这种思想主要从以下两组概念反映出来。其一，将“语根”等同于“字根”。章太炎叙《文始》，将《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合体象形、指事、声具形残字、同体复重字命以“准初文”，集为四百五十七条来探讨字词关系：“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即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者。义自音衍，谓之孳乳。”[1]不仅将文字产生与语言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也体现出求语言文字之系统与根源的研究思路。黄季刚先生在《论学杂著》中重新阐述了这一宗旨：“声义同条之理，清儒多能明之，而未有应用以完全解说造字之理者。侃以愚陋，盖尝陈说于我本师；本师采焉以造《文始》，于是，转注、假借之义大明；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2] “求其统系者，求其演进之迹也；求其根源者，溯其原始之本也。”[3]“原始之本”，黄季刚先生称为“语根”，在黄季刚先生相关论述中，“语根”的概念并不统一：有时指与字形之根相对立的概念：“由象形、指事字以推寻言语音声之根，是求其语根也。”“近时若章太炎《文始》，只能以言文字，不能以说语言。…故《文始》所言，只为字形之根源，而非字音字义之根源也。”[4]有时又混同于字形之根：“不可分析之形体谓之文，可分析者谓之字。字必统于文。故语根必为象形指事。…盖文字之基在于语言，文字之始则为象形指事。故同意之字往往同音；今聚同意之字而求其象形指事字以定其语根，则凡中国之文字皆有所归宿矣。”[5]在讨论“语根”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时，将“语根”和“本字”相对照，提出“单独之本，本字是也；共同之本，语根是也。”[6]并将“求语根”作为训诂之次序的最高阶段。“语根”本是指言语音声之根，语言的发生历史久远，“语根”虽存在，但却是无形的。“字形之根”是有形的最小的形音义结合体，以“有形”溯“无形”，着眼于其间“根源”的共性，基于操作上的可控性，是可行的。章太炎先生以“初文”“准初文”为语根、黄季刚先生相关论述中将“语根”与“字根”混同虽然基于概念的操作性，但也具有一定的迷惑性，反映出这一时期学者在字词关系认识上的局限。其二，将“引申”混同于“假借”。前文已经谈到，黄季刚先生区分了“用字之假借”和“造字之假借”。这种区分本是基于对文字运用过程中自我节制规律的认识。但这两种现象毕竟是本质不同的现象，都用“假借”一个名称，极容易引起混乱。这一阶段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如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假借释例》中将假借划分为制字之假借、用字之假借、引申之假借三种情况：“一曰制字之假借。上古字少，有假他字之义并借他字之声者，故以一字为二字。一曰用字之假借。用字之假借者，既有此字，复有彼字，音形偶同因而通假，合二字为一字者也。一为引申之假借。假借之例，其于音同义异而同用者固谓之假借，即凡字本义之外其余引申之义亦谓之假借。”[7]这里，“以一字为二字”即一字两用，指两个词由于声音相同而共用一个字形，相当于前人所说的“本无其字的假借”；“合二字为一字”即两个字由于声音相同而共同标识一个词。相当于前人所说的“本有其字的假借”。“引申之假借”指本义之外的引申意义和本义共同使用一个汉字。很显然，“引申之假借”是错误的提法，引申则词义发生变化，假借是借作他词而本词没有变动，二者本质不同。刘氏的观点与黄季刚的“造字之假借”和“用字之假借”有相通之处。“一字为二字”“合二字为一字”的说法以及把词义引申和文字假借混同起来反映了此时期“字”“词”观念的不透彻性。
[1]章太炎.文始·叙例.章太炎全集（七）[C].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59.
[2]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94.
[3]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3.
[4]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99.
[5]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53.
[6]黄侃述 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60
[7]刘师培.中国文学教科书·假借释例上.刘师培全集第四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31.
第三，从字的系统上把握字词关系。与《转注假借说》相配合，章太炎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语言实践：“大凡惑并音者多，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滞形体者，又以声音可遗，遗则形为糟魄，而书契与口语益离矣。余以寡昧，属兹衰乱，悼古义之沦丧，愍民言之未理，故作《文始》以明语原；次《小学答问》以见本字；述《新方言》以一萌俗。”[1]《说文》中的字及其记录的词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纵向系联《说文》中的字（词），探讨文字因词的派生而孳乳浸多的规律，以明确语必有根，字必有本，而其根本皆在先古，是《文始》的主旨，着眼于文字孳生繁衍的纵向系统；用文字来统一方俗民语是《新方言》的宗旨，关注的是文字地域系统；求源要求汉字标准统一，而用字之假借使字（词）失其本源，《说文》贯穿了形义统一的原则，是求本字的依托，《小学答问》正体现了这一思路，集中反映了文字的使用系统。沿着章太炎先生对字词进行系统研究的思路，黄季刚先生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实践。在《说文同文》和《字通》[2]中对文字的纵向孳生系统和横向通用系统进行了系联。《说文同文》联系的是因“孳乳”而产生的字，立足点在于出于同一语源而又记录不同词的字之间的关系；《字通》沟通的是文献中通用的文字，包括异体字通用，同源字通用，本字和假借字或假借字和假借字的通用，立足点在文献中同一个词但却用不同的字的现象。文字的系统研究使文字研究走出了个体研究格局，走向科学化、整体化、规律化，为字词关系研究开创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1]章太炎.国故论衡.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0.
[2]黄侃笺识 黄焯编次.说文笺识四种[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87.
第四，从文字要素上把握字词关系。本时期语言文字研究者既看到了前人“牵拘形体”之误，又看到了“不限形体”之偏，因此主张分析字时形音义兼顾而又偏重于音义。如章太炎先生在《小学略说》说：“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缘吾人先有意想，后有语言，最后乃有笔画也（文字为语言代表，语言为意想代表）。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1]沈兼士先生既反对拘泥于形体：“若徒执著形体，断不能得语言多面变动之势。”又主张充分利用文字形体的线索探求词的分化规律：“古代声训，条件太简，故其流弊，易涉误会。矫正之方，端在右文。”[2]“欲匡救一般声训之流弊，而增加其可信之力，则不得不补充其条件。条件为何？即须以同声母字为声训对象之范围，如取声转，亦必音证义证兼具而后可。”[3]“虽然，欲冯古文字以考古语言，则舍形声字外，实无从窥察古代文字语言形音义三者一贯之迹，故右文之推阐，至少足以为研究周代以来语言源流演变之一种有效方法。”[4]为克服历代“右文说”牵拘形体和以偏概全的弊病，沈先生又提出了“音素”的概念：“（一）于音符字须先审明其音素，不应拘泥于字形；（二）于音素须先分析其含义，不应牵合于一说。”“因为形声字不尽属右文，声母无义的形声字大量存在，而又有同声之字义衍歧别，或同一义象之语，而所用声母不同。”[5]杨树达先生侧重于探讨、总结形声字记录语源时在形义构造上的规律，他在《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中说：“由此总纲推衍，我得条例若干条。一曰形声字中声旁往往有义。二曰，文字构造之初已有彼此相通借的现象。三曰意义相同的字，他的构造往往相同或相类。四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加旁字。加旁有二，一加形旁，二加声旁。会意、形声二书的字加形旁往往犯重复之病。五曰象形、指事、会意三书的字往往有后起的形声字，而许君或不知。”[6]
[1]章太炎.国故论衡.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
[2]沈兼士.右文说及其在训诂学上之沿革与推阐[A].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 :75.
[3]沈兼士.声训论.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278.
[4]沈兼士.右文说及其在训诂学上之沿革与推阐.沈兼士学术论文集.[C].中华书局.1986:171.
[5]沈兼士.右文说及其在训诂学上之沿革与推阐[A].沈兼士学术论文[C].中华书局.1986 :122.
[6]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自序.[M]．中华书局.1983:5.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看到，这个时期的字词关系研究，集中体现了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迈进时期的特色：正如赵诚先生在《传统语文学向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兼论黄侃的学术贡献》[1]所指出的那样：“传统语文学在思维形式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只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就语言现象而言，任何一个字词句的形音义所具有的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只存在于该字词句中。其研究方法也就注重于就某字论某字，就某词论某词，就某音论某音，就某义论某义。”“现代语言学在思维方式上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认为任何事物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其本身，还存在于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当中。就语言现象而言，任何一个字词句所具有的或表现出来的价值，不仅存在于该字词句本身，还存在于和其他字词句所形成的关系当中。就形音义而言也如此。有时候，某些价值在关系中就存在，离开了那种关系就因之而减弱或消失。所以，在这种思维形式的支配下，产生了另一种研究方法，即不仅研究某一语言现象本身，而且还研究某一语言现象和其他有关的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其一，不再局限于个体研究，而注重文字和文字、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研究；其二，虽然“从产生的时间先后把字与词分开了”[2]，但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字”与“词”仍然相混，尤其是将“语根”混于“字根”，将“假借”一词用来指称词义引申现象更为此期的字词关系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1]黄侃学术研究.[C].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0.
[2]刘世俊.评清代小学家的字词观.宁夏大学学报.[J].1987(2):13.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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