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赵义山，四川南部县人，四川师范大学狮山学者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文史馆馆员。
内容提要
元代杨朝英编选的《阳春白雪》，是现存第一部元人选元曲总集，具有散曲文献元典的重要性质。该集现存两种元刊本。在两种元刊本中，一种是分前、后两集的十卷本，另一种是不分集的残二卷本。人们一般以为十卷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又是最早的刊本，所以历代之翻刻、影印皆以之作为底本。但实际上，十卷本是一个貌似完本的残本。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究竟十卷本在前，还是残二卷本在前？有前辈权威专家认为十卷本在前，但经过仔细比勘可知，并非十卷本在前，而是残二卷本在前；且十卷本与残二卷本对应卷数之收曲数量较二卷本大为减少，也并非如论者所言是编者杨朝英的“重订”或“重编”，而是书商射利、删削原书并分裂卷数的结果。书商的肆意删削，与作者游戏笔墨的创作态度、编者以文传（歌）曲的编辑目的、读者“也唱得”的实用标准又是密切相关的，这就决定了早期曲文本的特征，我们在研究有关曲学史问题时应予以注意。
关键词：《阳春白雪》；杨朝英；散曲选集；曲学史
元代散曲作家，有散曲别集存世者仅张可久、张养浩、乔吉三人而已，一代散曲文献，多依赖选集保存，所以，元人所编散曲选集，以当时人选当时曲，便弥足珍贵，流传到现在的也仅有四种：杨朝英编《乐府新编阳春白雪》（简称《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简称《太平乐府》）无名氏编《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简称《乐府新声》或《梨园乐府》）《类聚名贤乐府群玉》（简称《乐府群玉》）。其中，杨朝英编的《阳春白雪》与《太平乐府》，是现存元人选元曲的两种最重要选本，尤其《阳春白雪》，作为元人选元曲的第一部散曲总集，若就其在宋元通俗文学文献中的独特价值而言，是足可与南戏中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杂剧中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和话本小说中的《清平山堂话本》等相提并论的，它们都具有俗文学文献元典的性质。比较幸运的是，《阳春白雪》现有两种元刊本存世，一种是分为前集、后集的十卷本，一种是不分集的残二卷本。残二卷本是残本，人皆悉知；但是，十卷本呢？是完本还是残本？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一直以为十卷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别本，所以历代的翻刻、影印，无不以此本作为底本。事实果真如此吗？十卷本究竟是残本还是完本？如果说它是一个残本，那么，它又是如何“残”的呢？换言之，其“残”的状貌如何？又是什么原因致“残”的？它与残二卷本的前后关系如何？其间又呈现着早期曲文本怎样的特征？潜含着怎样的曲学信息？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故很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一、《阳春白雪》之现存古本与流传情况
《阳春白雪》一书，现存古本（相对今人点校本而言）有四：元刊残二卷本、元刊十卷本、明抄残六卷本、旧抄九卷本（国家图书馆定为清抄本）。两个元刊本，现均藏于南京图书馆，其中，元刊残二卷本仍孤零零地躺在该馆，一般不大被人提及，倒是元刊十卷本，被辗转刊印，流传较广。这两个元刊本，由各卷题款，可知全名为《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其中，元刊十卷本，据黄丕烈之收藏跋文可知，此书原系惠香阁（柳如是所居）旧物，清嘉庆间曾先后为何梦华、黄丕烈收藏，后归钱塘丁氏八千卷楼，最终归南京图书馆。光绪三十一年（1905），徐世昌曾据以影刻，收入《随庵丛书》。但此影刻本，任中敏先生曾批评说：“不但原书之是非正谬全不负责，且非谬之处，因新刊而又有所新出，读者茫然也。”［1］尽管如此，但《阳春白雪》一书之流传于世，徐氏之影刻，实功不可没。其后，王云五《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1928）又收入了这个十卷本的徐氏影刊本，尽管它不是一个理想的版本，但却得到广泛普及。
与《国学基本丛书》本面世差不多同时，任中敏先生也在倾全力校订《阳春白雪》。任氏曾言其“以元刊前、后集十卷本为主，以残二卷本辅之”，“并采元明以来曲集、曲选、曲谱、曲韵、词集、笔记等书廿余种校订之”［2］，其用功之勤，以至“含毫未抛，陈食常冷，停灯深夜，至午不休。行篋藏书不足，则买车吴门，访假师友”［3］，最终在1927年完成校订，并收入任氏所编《散曲丛刊》（1931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任氏之校本，当是《阳春白雪》一书面世以来首次较为全面的校订。《全元散曲》辑编者隋树森先生认为，任本比徐本好，但同时又指出，任氏校订此书，“说是以元刊本为主，可是在校勘时却走了一个大弯路，对头等重要的元刊本存而不论，而以徐本为主，只是根据残元本《阳春白雪》和《雍熙乐府》等书改正徐本的错误，并没有对元刊本，因此也就继承了徐本一部分新出的错误”［4］，这当然是一种遗憾。
继任氏之后，对《阳春白雪》一书用功最深、贡献尤著的是隋树森先生。隋先生整理该书的契机，是距任校本大约30年后，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旧抄九卷本《阳春白雪》。先是，任氏曾根据黄丕烈所藏诸本《阳春白雪》之跋文，梳理出黄氏所藏与所见《阳春白雪》的八种版本：刊本两种：元刊十卷本、元刊残二卷本。
抄本五种：元抄十卷本、影元抄十卷本、旧抄残六卷本、旧抄卷数未详本、旧抄九卷本。
刊本抄本未详一种：十一卷本。任氏曾谓八本之中，已知两刊本尚存人间，余悉不详所在矣。有幸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隋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旧抄九卷本《阳春白雪》，据其与诸本比勘后发现：
残元本比元刊十卷本多出来的那一百一十段小令，九卷本里有七十四段，两个本子的前一部分大致相同。九卷本所收的曲子，可能比残元本的全书少，却远比元刊十卷本为多。总计九卷里有小令六十八段、套数十六套，是元刊十卷本和现存残元刊二卷所没有的。［5］
接着，隋先生还详论了此书在存曲、存人、存真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并“以九卷本《阳春白雪》为主，以元刊十卷本和残元刊本以及元、明、清三代的曲总集、曲别集、曲谱、词集等书为校勘资料，校出了一部九卷本的《阳春白雪》”［6］，而且把收在他本而为九卷本所无的41首小令和1篇套数作为附录收入其中，从而使这个被命名为《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的本子成为收曲最多、校勘最精的《阳春白雪》一书的版本。此书由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其后多次重印。隋先生一生沉潜于元代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阅历广、功力深厚，自然后出转精，使《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成为至目前为止最完善的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学经典》丛书中所收校点本《阳春白雪》（2019），以隋先生《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为底本，不失为正确的选择；但编者在《前言》中谓“《阳春白雪》的版本系统主要有四种”“南京图书馆藏明抄九卷本”“四者所收曲作编次皆互不相同，合收套数七十余首，小令四百余首”“元刊残二卷本所收，数量足当其他三种的三至四卷”云云［7］，则不免失之查考，皆非事实。
在20世纪80年代，任先生所梳理出的那个“旧抄残六卷本”，由陈加在辽宁图书馆发现，此书原是罗振玉旧藏。根据比对，这个残六卷明抄本，其上册卷一至卷三，其内容及编次，与九卷本的前集卷一至卷三基本全同，仅仅卷三小异（比九卷本多出5首小令）；其下册卷一至卷三，其内容及编次，与九卷本后集的卷二至卷四大体相同，但内容差异较大（有26篇套数不见于九卷本，也不见于元刊残二卷本和十卷本）。故今后整理《阳春白雪》一书，应当以隋校九卷本为基础，并参考任校本，再补入残六卷本新增之曲，便可成为一个较完备的《阳春白雪》版本了。
在任校、隋校之后，其影印出版者，如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历代散曲汇纂》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等所收《阳春白雪》，其影印底本皆为元刊十卷本。《历代散曲汇纂》称所用底本为“清嘉庆十四年影抄并精校的元刻十卷本”，实则为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所用徐氏《随庵丛书》影元刻十卷本；《续修四库全书》所用，则为元刊十卷本。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人们所发现的《阳春白雪》古本，为元刊残二卷本、元刊十卷本、旧抄九卷本和明抄残六卷本等四种，其后之影印者，如《随庵丛书》本、《国学基本丛书》本、《历代散曲汇纂》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等，皆直接或间接从元刊十卷本出；其校订者，任校本从元刊十卷本出，隋校本从旧抄九卷本出；但无论影印之收录者，还是校订者，皆未能将这些不同卷数《阳春白雪》版本之间的关系和收曲多寡的原因说清楚，不仅对该书的版本系统不明，而内中潜含的曲文献传播及曲学史信息也隐而不彰，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二、两种元刊本版式、分卷与内容及编次比较
尽管现今流传的《阳春白雪》版本看起来较为复杂，但元刊本仅有残二卷本和十卷本两种，故在考察《阳春白雪》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时，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弄清元刊十卷本与残二卷本之间的关系，其后之辗转影印者，皆可存而不论；两个抄本，则间或可做参考。为此，必须先对两种元刊本之版式、分卷与所收作品的增减变化作仔细比较。
首先，从两种元刊本的版式来看，残二卷本较十卷本的版式宽大，每页字数，如皆以满页计，要比十卷本每页多出44字以上。其次，从两种版本的分卷来看，十卷本分为前、后两集，每集各五卷；残二卷本不分前集、后集，应是拉通分若干卷。再次，就两种版本的内容看，十卷本卷端有贯云石所作《阳春白雪序》，而残二卷本没有；但残二卷本卷端有《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而十卷本没有。最后，就所选作品数量看，残二卷本（如果不残的话）要比十卷本多出许多，仅其现存的卷一、卷二两卷，就已经相当于十卷本前集的五卷，而且还要多出111首小令。其具体情况如下：
从上表所列，两相对比可见：除了在有无《贯云石序》和有无《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以及部分曲调之选曲多寡有差之外，两书内容和编排次序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判定：十卷本与残二卷本同出一个祖本，属同一个系统。如仔细比对另外两个抄本，它们与残二卷本相对应卷次的内容及编排次序，也基本相同，由此可知它们也都是同一个版本系统。由上表列目可知，残二卷本之卷一，实际上相当于十卷本“前集”中的卷一、卷二、卷三；残二卷本之卷二，实际上相当于十卷本“前集”中的卷四、卷五，而且还多出111首小令。
这里还存在两种可能：其一，有可能有残二卷本在前，十卷本在后，残二卷本的卷一、卷二被十卷本分裂为五卷，并将其编为前集，残二卷本散失的若干卷亦被分裂为五卷，并被编为后集；其二，也有可能如任中敏先生所判断，是十卷本在前，残二卷本在后。那么实际情况如何，就需要仔细考察和分析。
三、两种元刊本之先后关系考
在比较了两个元刊本在板式、分卷和内容编次方面的差异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它们的前后关系，这是考察十卷本究竟是否残本，以及如何致残和其他相关问题所必须的。
据笔者所知，最早对两个元刊本之关系发表看法的是任中敏先生。任氏当年在校订《阳春白雪》时，曾比对过两个元刊本，认为元刊十卷本在前，残二卷本在后。任氏作出这一判断的唯一依据，是残元刊二卷本所录商挺〔潘妃曲〕小令的错行，尤其“肠断关山”一首错得很离谱。这首小令原文如下：“腸断関山傳情字，无限傷春士。因它憔悴死，只怕傍人问着時。口兒里不推辞，怎瞒得唐裙䘭？”［8］
在元刊十卷本前集卷四中，这首小令分布在两行文字中（即下引中间两行文字下划线者，文中圆圈为原有作品首尾隔断号）其顺序无问题，连同它前后的两行、一共四行文字如下：
那堪鏡破金釵另懶將雲鬟整哭啼 泪盈 照得鏡児明羞覩我臉
上相思病〇腸断関山傳情字无限傷春士因它憔悴死只怕傍人问
着時口児里不推辞怎瞒得唐裙䘭〇目断粧楼夕陽外鬼病懨 病
恨万该止不過泪满旱蓮腮罵你个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債〇可
但在残二卷本中，这首小令的两行文字却颠倒错乱于三行之中（即下划线者）：
鏡破今釵另懶将雲鬢整哭啼 泪盈 照得鏡児明羞覩我臉着时口児
里不推辞怎瞒得唐裙 〇目断粧楼夕陽外鬼病懨ㄑ害上相思病〇腸
断関山傳倩字无限傷春士因它憔悴死只怕傍人问恨万该止不過泪满
旱蓮腮罵你个不良才莫不少下你相思債〇可意娘庞児谁曾見臉襯桃
两相对比，残二卷本在十卷本第一行“羞覩我臉”四字后，仿佛恰好将十卷本的第二、第三两行文字弄颠倒了，于是不仅让这首小令变得错乱不可卒读，同时还将前后相邻的两首也弄得破碎不堪。因为这两个本子行款不同，任先生因此认为：“若谓先有残元刊之误而后有元刊改正之者，则二者行款既异，在元刊内，三行之终始，必无若是之拍合也。”［9］于是断定“元刊十卷一种在前，残元刊若干卷一种在后”［10］。其后，隋树森先生在校订《九卷本阳春白雪》时，也接受了任先生看法，谓“残元刊本后出”［11］。如按任先生之说，元刊十卷本在前，“残元刊写板时，先有元刊为据”［12］，也就是说，残二卷本在依据十卷本写板时发生错行，于是出现前述几行文字的错乱。情况是否如此？应该不是，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一般经验，人们在抄录文档时，看错了行，即漏掉一行或数行的情形是常有发生的。比如说，在甲、乙、丙、丁四行文字中，因看错行，在抄录“甲”行之后便抄录“丙”行或“丁”行，把“乙”行或“甲”“乙”两行给漏掉了，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但残二卷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如果按任先生的理解，是在抄录“甲”行之后，漏掉“乙”行，而直接抄录“丙”行，但抄录“丙”行之后，却又不是顺着往后抄录“丁”行，而是再回过头去抄录先前漏掉的“乙”行，补抄“乙”行之后又跳过“丙”行而抄录“丁”行；也就是说没有发生漏行，而是发生了颠来倒去的错行。我以为，发生漏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像任先生理解的这种颠来倒去、三番两次的错行，其可能性却是非常小的，除非故意捣乱。
其二，如按任先生理解，残二卷本真是照着十卷本“写板”，则起码文字应与十卷本相同，不应发生太多异文甚至错误。试将前引两个版本发生错行的前三行文字中的异文做一比较：
十卷本：金釵雲鬟裙懨懨病
残二卷：今釵雲鬢裙裙懨懨害
两相比较后就会发现，残二卷本相对于十卷本，在三行文字中就存在四处异文，而且有两处明显错误：其误“金”为“今”，以致文意不通；又误“祬”为“裙”，以致失韵；其改“病”为“害”，倒是改对了（合韵）；至于改“鬟”为“鬓”，尚可存而不论。既然三两行文字中就有如此多的异文和明显错误，因此，要说十卷本在前，残二卷本是照十卷本“写板”的，这恐怕也难以说通。
其三，更为重要的一点，如上表所示，残二卷本卷二中多出来的111首小令，集中在〔双调·德胜乐〕〔双调·得胜令〕〔双调·殿前欢〕〔中吕·普天乐〕〔中吕·红绣鞋〕〔中吕·喜春来〕〔中吕·山坡羊〕等几个常用曲牌，并集中在白朴、卢挚、贯云石、薛昂夫、张可久等一流曲家，还包括杨朝英自己，如果认为这是杨朝英在后出的残二卷本中的“重订”增补，那就只有先承认一个前提，即杨朝英在初编十卷本时漏掉了那些一流曲家使用常用曲牌所创作的优秀作品，甚至漏掉了他自己的作品，共漏掉100多首，试问，有这种可能吗？如果这种可能性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认为残二卷本是在十卷本之后“重订”增补的可能性也就是根本不存在的。
其四，从贯云石《阳春白雪序》中所透露的信息看，十卷本也不可能在残二卷本之前。其序文云：
盖士尝云：“东坡之后，便到稼轩。”兹评甚矣！然而北来徐子芳滑雅，杨西庵平熟，已有知者。近代疏斋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冯海粟豪辣灏烂，不断古今，心事天与，疏翁不可同舌共谈。关汉卿、庾吉甫造语妖娇，却如小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殢。仆幼学词，辄知深度如此。年来职史，稍稍暇顿，不能追前数士，愧已。澹斋杨朝英选词百家，谓《阳春白雪》，征仆为之一引。吁！“阳春白雪”久无音响，评中数士之词，岂非“阳春白雪”也耶？客有审仆曰：“适先生所评，未尽选中，谓他士何？”仆曰：“西山朝来有爽气！”客笑，澹斋亦笑。酸斋贯云石序。［13］
从文中那位客“适先生所评，未尽选中，谓他士何”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阳春白雪》一书的熟悉程度。这里透露出一些重要信息：在贯云石作序之前，《阳春白雪》一书便已流行于世，此本是没有贯云石序的，而残二卷本卷首也是没有贯云石序文的，此其一；其二，这本《阳春白雪》选曲范围极广，如贯序所言，号称“选词百家”，而依据残二卷本卷首所载《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所列，实有78人，如再加若干无名氏之作，与“百家”之数大体相当，这远比十卷本所收的40多家更与“选词百家”吻合。由此两点，即可表明十卷本根本不可能在残二卷本之前。
其五，如果认为十卷本在前，残二卷本在后，那么，便是残二卷本将已经传世的十卷本合并为四卷或五卷，那么，在没有花相当多的时间对两个版本做仔细比较的情况下，就一般读者的接受心理而言，无疑更倾向于接受卷数多者，卷数多总比卷数少更多一个卖点。那么，无论从编者的角度，还是从书商的角度，怎么会去干合并卷数这种不利于销售的蠢事呢？
综上所述，可知十卷本必不可能在残二卷本之前，应是在残二卷本之后，才符合常情常理。残二卷本中有前述三行文字的颠倒错行，十卷本在依据残二卷本“写板”时，当抄录至此，读不通了，于是有可能找来原稿或别本加以比对，或根据对歌场流传曲词的记忆，将颠倒错行者纠正过来，而这被纠正复位后的文字，又恰好构成了十卷本的两行；对残二卷本中错行处出现的文字错误，十卷本在纠正其错行问题时，也一并给予了纠正；不过，因为校改者水平也不高，将“恹恹害”改为“恹恹病”，殊不知“害”字是韵脚，结果弄巧成拙，给改坏了。照这样理解，应该比残二卷本依照十卷本“写板”时既颠来倒去的错行，同时又写错不少字要合理得多。所以相比之下，认为残二卷本在前、十卷本在后删除作品，这才具有可能性。至于删除者为谁？删除原因何在？其删除是否合理？待后文再进一步讨论。
四、元刊十卷本收录作品大幅减少之原因考
根据前文所列两种元刊本收曲之比较表可知，残二卷本的卷二，较十卷本与之相对应的前集卷四、卷五多出111首小令，对此，任中敏先生认为是杨朝英在“重订此书”时增补的，杨栋教授认为是杨朝英在“新编”此书时“删除”的。杨栋教授是当今在散曲学史和元散曲文献考古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学者，因此，对他的判断，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既然认为是“新编删除”，无疑认为十卷本在残二卷本之后，在这一点上，杨栋教授的判断与笔者倒是一致的。那么，残二卷本所多出的111首小令，究竟是残二卷本在后的“重订增补”呢，还是十卷本在后的“新编删除”呢？其真相究竟如何？这牵涉到对元代曲学史上周德清不点名批评杨朝英《阳春白雪》一段公案作如何认识的问题，是需要做具体分析的。
前文已言，元刊十卷本不可能在残二卷本之前，因此，任先生“重订增补”说便无此可能。那么，“新编删除”说是否可靠呢？按照杨栋教授的说法，是因为周德清等“江西派在音韵格律方面所指出的那些具体问题，则多属客观事实，也为杨朝英虚心接受。他在《阳春白雪》的新编十卷本中删除了不少被周氏批评的作品，说明他还是采纳了江西派在音韵格律方面的意见”［14］。其实，周德清对于《阳春白雪》的批评，除了“有板行逢双不对，衬字尤多，文律俱谬，而指时贤作者”之类现象批评之外，其针对具体篇目进行批评者仅有三处，一处见《中原音韵·自序》：
有《阳春白雪集》〔德胜令〕“花影压重檐，沉烟袅绣帘。人去青鸾杳，春娇酒病恹。眉尖，常锁伤春怨。忺忺，忺的来不待忺。”“绣”唱为“羞”，与“怨”字同押者；有同集〔殿前欢〕“白雪窝”二段，俱八句，“白”字不能歌者；……〔德胜令〕“绣”字、“怨”字，〔殿前欢〕八句“白”字者，若以“绣”字是“珠”字误刊，则“烟”字唱作去声，为“沉宴袅珠帘”，皆非也。呵呵！“忺忺”者，何等语句？未闻有如此平仄、如此开合韵脚〔德胜令〕，亦未闻有八句〔殿前欢〕。……［15］
另一处见《中原音韵·正语作词起例》：
《阳春白雪集》〔水仙子〕“寿阳宫额得魁名，南浦西湖分外清，横斜疏影窗间印，惹诗人说到今。万花中先绽琼英。自古诗人，爱骑驴踏雪，寻冻在前村。”开合同押，用了三韵，大可笑焉。词之法度全不知，妄乱编集板行，其不耻者如是！作者紧戒。［16］
还有一处见《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中“用字”一法：
〔塞鸿秋〕末句本七字，有云“今日个病恹恹刚写下两个相思字”，却十四字矣！此何等句法，而又托名于时贤，没兴遭此诮谤，无为雪冤者。［17］
综上可见，周德清在对杨朝英《阳春白雪》的批判中，其点出的具体作品仅有杨朝英的〔德胜令〕“花影压重檐”1首、〔殿前欢〕“白云窝”2首、〔水仙子〕“寿阳宫额”1首、贯云石〔塞鸿秋〕“战西风”1首，总共4调5首。那么，被十卷本删除的情形又是如何的呢？
由前文所列两种元刊本收曲之比较表可知，十卷本较残二卷本减少的作品集中在卷四、卷五两处：卷四在靠近卷末处集中减少54首，卷五在靠近卷末处集中减少57首；这些减少的作品，也分别集中在残二卷本中的两处。于是问题来了：难道这两处被集中删去的111首小令全都是“周氏批评”的有“问题”的作品么？如果是，杨朝英在初编时为什么要将这些有“问题”的作品全都集中编辑在一起呢？如果不全是，杨朝英为什么又将其全部删除呢？而且，前文已指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批《阳春白雪》具体作品仅有杨朝英的3调4首和贯云石的1调1首，在第一处被连续删除的3调54首中，却只有〔德胜令〕1首、〔殿前欢〕2首，还有其他51首并不在批评之列，为什么要一并删除呢？在第二处连续删除的5调57首中，并无一首在周德清具体批评的篇目之列，为什么也要全部删除呢？还有被周德清点名批判的那首“开合同押，用了三韵”的〔水仙子〕（〔湘妃怨〕）“寿阳宫额”一首，却为什么依然还保留在十卷本前集卷二中，又没有被删除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在那么多没有被周德清具体批评却集中在两处被连续批量删除的100多首作品中，所涉及的曲牌如〔得胜令〕〔殿前欢〕〔普天乐〕〔红绣鞋〕〔喜春来〕〔山坡羊〕等，都是元曲中最常用之曲牌；而在被删除的作家作品中，还有号称“元曲四大家”中的白朴的作品，也有被推为豪放派代表作家的贯云石、薛昂夫的作品，以及被推为清丽派代表作家的张可久的作品；如果说这些元代曲坛大家们使用常用曲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都被杨朝英在“新编”时一首不留地集中批量删去，那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无疑，杨朝英“新编删除”说也是不能成立的。因此，要说周德清等人的批评“为杨朝英虚心接受”，这便失去了证据。其实，元曲中如杨朝英“开合同押”之类受方音影响而不符合周氏所总结之《中原音韵》规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周氏批评其“词之法度全不知”，显然过分；又谓其“妄乱编集板行，其不耻者如是”，这便由学术批评而上升为道德批评，就更没有道理了。
在论说了杨朝英的“重订增补说”与“新编删除说”皆不能成立后，再回到十卷本的鲁莽删削，除了前述集中批量删除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外，不妨再看看另外两处更有意味的删削：
一处是十卷本前集卷五末尾的〔中吕·满庭芳〕，其标题明明标的是“小山八段”（即8首），结果只收了7首，对比残二卷本，可知删除的是最后“营营苟苟”一首。为什么要删除这最后一首，并且不顾其与标题“小山八段”发生矛盾呢？原因是在录完第七首之后，该页后面只剩三行，而书名及卷数“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之五”等11个大字要占去两行，便只剩下一行，而每一首〔满庭芳〕小令都需要两行才能录完，所以便只录到第七首，第八首就索性不录了，这显然是一种偷工减料的删削行为。另一处是十卷本后集卷一的〔正宫·黑漆弩〕，其标题明明标的是“冯海粟七首和前韵”，结果却只录了3首，与标题严重不符，对比旧抄九卷本《阳春白雪》，才知道十卷本径直删去了后面4首。为什们要删去后面4首呢，并且也不顾与标题中的“冯海粟七首”发生矛盾呢？原因是在录了前面3首之后，就恰好到了末行，后面剩下的4首就干脆全部删去不录了，下一页开首便直接录〔干荷叶〕，这依然是一种偷工减料的删削行为。
总之，这两处删削，与前文所述连续批量删除，虽然作品数量有差，但其不可思议的鲁莽态度却是一致的，如此毫无理性的鲁莽删削，除书商射利、删削原书所为之外，恐怕再难找到更合理的解释。但是，在大量删削原书作品之后，其页数势必大幅减少、厚度变薄，对于一部早已流行于世并有相当读者基础的曲选来说，便有可能在外观上得不到读者认可。为解决这个矛盾，于是适当缩小版面，改变行款，将残二卷本的每页17行、每行29字（或28字），缩减为每页16行、每行27字，这样一来，让每版的字数减少而总的版数却保持不变，所以尽管十卷本的前集五卷比起残二卷本减少了100多篇作品，但总的页数却是一样的：现存十卷本前集五卷一共50面，残二卷本保存的两卷也是50面，这就从书的页数以及外观厚度与残二卷本保持了一致，避免了因为大幅删削作品而引起版面大幅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版面未减，但因作品大幅删削使每版字数减少，所以写板、雕刻的工价也随之减少，利润于是增加。但是，刊刻十卷本的书商在大量删削原书之后，一些曲作家在书中就连姓名都没有了，为了掩盖这种大量删削作品的鲁莽行为，于是将残二卷本前面原有的《阳春白雪选中古今姓氏》表也一并删去；但为吸引读者眼球，提高刊本的影响力，增加卖点，于是增刻了残二卷本所没有的贯云石《阳春白雪序》，还将卷数分裂为“十卷”，由此更加眩人眼目。综上所述，便是元刊十卷本被书商人为致残的真相。现在经过对两个原刻本的仔细比勘，再比对另外两个抄本：“旧抄九卷本”和“明抄残六卷本”，如仔细比较它们的内容及编次，可以发现它们的来源依旧是元刊残二卷本，不过，它们在抄录时，所依据的应是残二卷本的全本，或依据由残二卷本全本而来的更早抄本，只不过各有不同的删削或替换而已。
五、早期曲文本传播与相关问题思考
据前文所考，其刊刻时间在残二卷本后之后的十卷本，其作品数量大为减少，原因在于书商介入后在逐利意识驱使下的肆意删削，这必然会对这类通俗文献带来极大戕害。删削篇幅，简化文字，同音替代，缺乏校对，印制粗糙，可以说是这类早期曲集文献所共有的现象。这种状况的普遍存在，如果忽略书商射利，是难以解释的。但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又是很不够的。如果以此为线索，对作者态度、编者目的、读者对象等方面的问题做深入思考，我们就会了解到早期曲文本的传播背景与其特征之间的联系等曲学史问题，以及我们对此类文本应有的态度。
首先，从作者创作态度看，对绝大多数染指散曲创作的文人来说，他们对这类并不为庙堂所重的“街市小令”和继承宋代“唱赚”而来的套数，大都采取戏玩态度，根本就没有打算像诗文一样汇编成集并传诸后世的意识，因而随写随弃，对其传与不传不甚在意。这就是为什么元散曲作家虽多，但别集甚少的根本原因，也是无名氏作品大量存在（据《全元散曲》，在3800多首小令中，无名氏小令竟达520首）的根本原因。曲作者不仅不将自己所作散曲辑而成集，即便像明清人那样，将其散曲作品附录在诗文别集之后或合编于词作之中的，也如凤毛麟角，据笔者所见，仅王恽《秋涧集》收有40首小令。由于作者的淡然与漠视，书商某些粗制滥造行为，便失去了最有力的监督和约束，其肆意删削，就几乎无所畏惧。
其次，从编选者之目的来看，并非以文传人，而主要是以文传（歌）曲。所以，对于作者署名，便不是特别在意，或时而署其名，时而署其字，或因名号之异，一人以为二人，凡此等等，倒并不一定是编者的粗疏，而是主观上就不太在意。与以文传曲的编辑目的相关，所以选曲多少，排列先后，都并不以名位是否显达、地位是否高低为意。更重要的是全书的编纂体例，并非以人分别集曲，而是以乐分宫类调，然后在各调之下集诸家之曲，遵循的是音乐体制原则，故其以文传曲的编集目的十分明显。因以文传曲，非以曲传文或以曲传人，故重乐甚于重文，这是此类文本区别于诗词文本最显著的特征。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对于编者杨朝英，或不必如周德清那样苛责，而应给予应有的理解。
再次，从读者对象来看，其主体应当是流转于豪门贵胄府上的家乐，以及辗转于市井街头卖唱的歌儿，或时常听歌的市民，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一个廉价的歌本，只要歌词是出于名士手笔的流行之曲，或许就已经满足了，至于其中多了谁的几首，少了谁的几篇，或者写错了音，写别了字等等，也许到并不太在意的。所以，为周德清所批评的“有韵脚用平上去，不一一，云'也唱得’者”［18］，“不思前辈某字、某韵必用某声，却云'也唱得’”［19］，其“也唱得”的实用标准，倒很可能是听众真实的歌唱需求，而并非是杨朝英的把关不严。
由于书商的唯利是图，利益最大化是其根本目的。于是，作者的不在乎，读者的不在意，编者的注意力又主要在乐而不在文，这都对书商唯利是图和草率从事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他们得以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由此，我们便会明白如《阳春白雪》《元刊杂剧三十种》等早期曲文本为什么会是那样一副蓬头垢面的模样了。不过，凡事总有两面，书商介入这类通俗文本的刊刻，无非是看重了它的商机，愿意投资，并为抓住机遇，让书籍很快面世流通，这就在客观上促进了《阳春白雪》一类俗文学文本的流播和曲文学的繁荣。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也可以说功不可没。
对于曲学研究者而言，明白了元刊本《阳春白雪》人为致残的真相，对于包括《元刊杂剧三十种》在内的诸多早期曲集中出现的“新编”“新刊”“的本”“足本”之类的标签，就不能不多留一个心眼。说不定那些所谓“新编”“新刊”很可能不如旧编、旧刊；所谓“的本”“足本”，也很可能不确、不足；遗憾的是大多无从比对了。试想，在元刊十卷本《阳春白雪》的所谓“新编”中，连一流曲家的署名作品都敢于批量性地集中删除数十百首，那么，在杂剧的刊行中，他们对并非出于名公手笔的剧本随意删除几段宾白或几首曲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元刊杂剧三十种》所收的一些剧本，其中只有歌唱的曲辞，而没有大段的宾白，也并不见得全都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是所谓更接近元杂剧场上演出本的原本；而明人臧懋循的《元曲选》，曲辞宾白齐全，也未必全都是明人在元刊本基础上的增补。或许，我们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信任和对于臧懋循《元曲选》的怀疑，都要保持一些警惕。总之，对于书商介入曲集刊刻所造成的种种扑朔迷离状况，使得曲集版本的研究、曲作的校订作品著作权归属的研判、选家意识与曲学思想的探索等等，都造成相当大的困难。
后记：三十年前余著《元散曲通论》，在为《阳春白雪》一书撰写提要时，已隐约发现书商删削原书并分裂卷数的问题，但因无缘见到残二卷本作具体比较，故一直未能成说。后因闫晓璇博士从东南来学，遂代为去南京图书馆，将两元刊本逐页比勘之后，才得已发现诸多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本戏曲集成”（项目编号15ZDB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原载于《文学评论》2021年01期，特别感谢“散曲研究会”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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