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颐
祖父过世时，我五岁，和死亡初次遭遇。我第一次看见人生的不可捉摸，模糊意识到人终将一死。随着年龄渐长，我阅读，并思考。死亡议题埋藏心中，时时轻触思维，我想要了解、领悟生和死的意涵。
中国人说：“未知死，焉知生。”其实西方文化研讨死亡也是远至苏格拉底、柏拉图以来的悠久传统。蒙田说过：“进行哲学思考，就是学习死亡。”法国当代哲学家吕克?费希显然熟悉这一传统。他把这一部西方哲学简史命名为《人生难得是心安》，围绕着“死亡”这个主题，一路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到近代哲学，然后是尼采，直至当代哲学。使我感到惊讶的，不仅是这本两百多页的小书可以切入如此深邃的哲理，而且作者还让这个话题变得如此温和亲切。可以看出，作者深受西方哲学如生命哲学、意志哲学、存在主义和人文思想的熏陶，他说的是死亡，而他探索的始终是生之困惑。
斯多葛学派要我们尽可能去凝思宇宙秩序。为什么存在万事万物，而非一片虚无？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指出：“发生的事，都是应该发生的；如果你准确地观察事物，你就会发现，好像有人依照你所该得到的，来给你的份额。”听起来似乎“合乎正义且美好”，但现实却混乱而动荡。于是，上帝出现了，带给世人以救赎，仿佛在为人们施行顺势疗法。哲学给了我们毒药，也好心地给了解药。哲人们开始把思绪转向建构那些冥冥有主的神话，比如基督复活、天堂和伊甸园，它们能不能在这个不友善的世界给人们一些希望？基督教的救赎可能性极其严苛，它以民众的牺牲和仪式维护上帝的尊严，人们想要体验的神性逐渐模糊。这种永恒的极乐是否压根就是欲望性的呢？所以，卢梭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尼采则更进一步，干脆宣称：“上帝死了。”上帝曾长期在西方思想中起着基础的作用，这之后，这一作用不再被视为显而易见或理所当然。
当代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读为对“上帝之死”的一系列回应。这是对一种根深蒂固、为公众享有的意识之死的回应，这一意识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的、无可置疑的道德体系，即犹太―――基督教体系，以合理地引导人的生活。但它越来越无法解答个体和世界的关系。加缪说：“我反抗，所以我存在。”在加缪的小说《局外人》中，默尔索面对死亡态度冷漠，如果我们对西方哲学毫无了解，肯定会认为这个人违背人伦。但事实上，这就是对上帝死后的当代世界的描述。宗教含有广阔的真理，不在于它们提出的信仰多么崇高，而在于它们所产生的实效。当有关上帝存在的普遍假设日益衰落，无神论和不可知论日趋流行，面对人生的大荒谬，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人生的最大悲剧在于，注定会死是一件我们明确知道时刻等待着我们的事。在美索不达米亚史诗里，吉尔伽美什跋山涉水寻找长生不老药；在中国的历史书里，也记载着秦皇汉武奢望延续生命的各种尝试。长生并非幸福，不死才是诅咒。我们需要死亡赋予生命外在形式与意义，没有了死亡的追赶，我们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们将会发现人生毫无意义。我知道人会死亡，却也同时看到生命中有许多丰富多姿的事物，我学会以不同角度、批判性的方式来思考与认识世界。当我陷于各种存在制造的迷惘，哲学展现了爱好智慧而带来的光芒，这就是哲学可以吸引人、可以吸引我的地方。
西方文化最终让位于上帝的无限缺席。本书作者告诫我们，应该学习用成熟的方式去爱和生活，包括要将死亡铭记于心。作者说，这是“为了寻得此地当下我们当行何事、应当为与我们所爱但终有一天将会弃我们而去，或是被我们弃留在这世间的人做些什么。”就此而言，我们都是书写自我的动物，每个人都有独特的行走方式，从生到死的路程并不能预先规定。尽管哲学远远不能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暂且看看这本书能提供我们哪些思考。
来源： 烟台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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