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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剑与刀

转自龍泉宝剑



商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中国北方草原牧猎民族、西南巴蜀、云南古滇国、南方的百越诸国都有造型精美、独具本民族特色的青铜剑

2016-04-16


最潮国学



现代武侠小说家金庸在《倚天屠龙记》中说,为了抗元大计,郭靖、黄蓉将玄铁重剑熔化,加入西方精金,铸成倚天剑和屠龙刀。剑内藏有降龙十八掌掌法和九阴真经要诣,刀中藏有《武穆遗书》。他们把倚天剑传给了女儿郭襄,屠龙刀传给了儿子郭破虏。后来倚天剑成为峨眉派的传家宝,而屠龙刀则流落江湖。为了争夺屠龙刀,武林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也就有了“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传言。

书中说到的剑和刀是中国古代常见的传统兵器,特别是剑,尤为古代侠士喜爱。但从剑和刀的诞生、演进,到装备军队,再到王公、士人的佩剑、佩刀,侠士的兵器,跨越了漫漫长河。在历史上,剑和刀都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历程,在军队装备中各有盛衰,本文将依据历史文献及出土遗物分别予以讨论。

先说剑:剑是古代一种传统的击刺型兵器,适用于近战。《释名·释兵》云“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古人常常将其佩带于身上,故《说文·刃部》又说,“剑,人所带兵也。”长身、短柄。剑身中部较厚,往往纵起中脊,两侧斜煞成刃,向前收聚成剑锋。其质地有青铜的,铁的,钢的,玉的,石的,甚至还有木制的。剑不用时插于鞘内,佩在人的腰间,较长时间不用,往往装在剑椟内,或架在兵器架上。

中国早期的剑出现在商代晚期,是用青铜铸造的,剑身较短,与匕首难以区分。如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的,长约30厘米,整体略弯,剑首铸作羊头形或铃形,具有草原文化特征(图一)。



图一 铜羊首短剑 河北青龙抄道沟出土

西周早期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青铜剑,如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西周墓出土者,整体酷似细长的柳叶,剑身纵起中脊,无格(护手),剑茎扁窄,上面有两个钉孔,长仅27厘米,装木柄钉钉后使用。此时或稍后,还出现一种窄三角形剑身,细窄剑茎的短剑,这种剑甘肃灵台白草坡出土过,同时出土的还有装饰有蛇、牛纹饰的铜剑鞘(图二)。



图二 铜短剑(附剑鞘) 甘肃灵台西周墓出土

此时的剑不但形体短,数量也少。只能直刺,不具备后来的劈砍功能,故古人以“直兵”目之。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商代后期乃至西周一代,是车战逐渐发展的时期,车战主要需要戈、矛类长兵器和弓箭等与远远射兵器,只有车毁马伤,车士近身肉搏时,剑才能排上用场。而这一情况几率较少。用得少,数量必然少。所以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戈、矛、箭镞等兵器多,而剑甚少。这一时期可称为剑的草创时期或滥觞时期。

春秋早期乃至中期前段,仍是短剑的时代,但出现了演进的端倪,一是剑身有所加长,二是柱脊明显并加粗,这样剑使用起来就不会轻易折断。另外有的剑在茎末端加铸了剑首,更便于持握。考古资料中,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春秋早期墓地出土的四柄青铜剑,长度在29.7~39.1厘米之间,剑身都有柱状脊和圆饼状剑首。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了一柄青铜剑,剑身较宽,后端铸成锯齿状。柱状脊通贯剑身,并伸出一段作剑茎,剑茎上装配有象牙剑柄,全长33厘米。出土时还套有整块象牙雕成刻有蟠螭纹的剑鞘(图三)。



图三·1 象牙鞘柄铜剑 河南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

图三·2 象牙鞘柄铜剑 河南洛阳中州路2415号墓出土

说明到了春秋时期,作为兵器的剑,也得到了上层人物的宠爱。这一时期,剑的尺寸仍然较短,其使用功能仍以直刺为主。河南洛阳金村曾出土一面铜镜,镜背纹饰为刺虎图像,一武士骑在马上,手持短剑面对返身扑来的猛虎(图四)。



图四 铜镜上的持剑武士图像

武士右手持剑的姿势为当时剑的使用方法提供了形象的资料。

剑特别是青铜剑的发展,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达到了顶峰。这一变化是从南方各国开始的。南方多雨,河湖纵横,树木葱茂,陆路交通不便,多舟船而少车马,在战争中步兵乃至水军往往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加之春秋晚期至战国,青铜冶铸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为青铜剑的铸造和形制的改进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其使用情况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铜鉴的纹饰提供了形象资料,图像中的武士,无论持矛者、持戟者、持弓者,腰间都佩剑,还有的一手持盾,一手挥剑(图五)。



图五 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武士图像

这一时期青铜剑的特点一是尺寸逐渐加长,剑脊加粗,二是对铜、锡、铅的配比加以改进,因而铸造出的剑不但便于突刺,还能砍斫。当时,衡量一柄良剑的标准,是“为刺则入,击则断,旁击而不折。”(《墨子·节用篇》)。

天下利剑,多出于吴越,而吴越之剑,尤以越王勾践剑为翘楚。此剑1965年出土于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现湖北省博物馆。通长55.6、宽4.6厘米。两侧剑刃略成两度弧曲。最宽处在距剑格三分之一处。往前逐渐内收,至前锋处再度扩展,然后收聚成前锋,利于刺击。剑身中间起脊棱,又不易折断。剑格上铸兽面纹。筒形剑茎,后接圆饼形剑首。剑身满饰菱形暗格纹。近格处有鸟虫书“越王勾践,自作用剑”铭文。剑格的一面花纹内嵌绿松石,另一面嵌蓝色玻璃。出土时插在黑漆木剑鞘内,剑茎上有缠缑的丝绳痕迹(图六)。



图六·1 铜越王勾践剑 图六·2 铜越王勾践剑 铭文

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

这柄铜剑集华美与实用于一身,至今仍光彩耀眼,锋利异常,称得上是青铜剑精品中的精品。郭沫若先生看了这柄剑之后欣喜异常,遂赋诗以贺,其中两句为“越王勾践破吴剑,专赖民工字错金。”除了这柄越王勾践剑外,在湖北、河南、安徽、山西等地还出土过越王州勾剑、越王丌北古剑、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剑剑铸制精良。

进入战国以后,为了实战需要,加长剑的长度,匠师们费尽心思,甚至铸出了剑脊、剑锋用不同配比的铜、锡,分两次铸成的复合剑。

如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的一柄铜双色剑,长80、宽42厘米。剑刃前部略有弧曲。剑身中部有凸起的菱形脊,剑茎扁长,无箍,实心,又称扁茎剑。由于剑锷和剑脊用比例不同的铜锡配比铸成,脊部含铜较多,韧性好,不易折断。刃部含锡较多,坚硬而锋利(图七)。



图七 铜双色剑 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藏

类似的复合铜剑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也出土过,据化学成分检测,剑脊的含锡量约为10%,颜色略呈暗红色,而剑锋的含锡量约为20%,色泽青冷。通长91、刃宽3.3厘米,比春秋晚期的剑长了三十几厘米(图八)。



图八 铜扁茎剑 陕西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

出土时光亮如新,据说尚可一次划破十几张纸。称之为“炼质才三尺,吹毛过百重”不为夸张。

战国是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表现在军事上,就是战车和车战渐渐走向下坡路,灵活迅疾的骑兵崭露锋芒。而骑兵作战对兵器装备,特别是剑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尺寸加长,二是韧性要更好。由于青铜剑材质和复杂的铸造工艺等原因,限制了它的发展,于是,钢铁制的剑日见显露出耀眼的光芒。

我国的冶铁技术是春秋中期出现的,出现不久就开始用于矛、剑、戟、镞等兵器制造。时代最早的钢铁剑是湖南长沙铁路车站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长38.5厘米(图九)。



图九 钢剑 湖南长沙春秋楚墓出土

经金相分析,是用含碳5%的中碳钢反复叠打锻造的,金相组织分布均匀,似经过热处理。类似的铁剑甘肃灵台春秋秦墓也出土过。

目前,出土战国时期的钢铁剑很多,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35柄铁剑,一般长80厘米左右,最长的一柄长95.1厘米。1965年河北易县燕下都丛葬墓出土有15柄铁剑,选取了3柄进行检测,其中两柄是用块炼铁渗碳锻制的钢剑,最长的一柄长达1米以上。这样的剑适应了当时日渐发展的骑兵和步兵的需要。但是由于钢铁剑容易氧化锈蚀,很难有一柄完完整整地保存下来。

战国以后特别是西汉时期骑兵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逐渐取代车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也正是骑兵的崛起,对兵器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诉求,最主要的一是矛,二是剑、盾。剑在骑兵手中,砍斫功能更大于突刺功能,而剑的形制限制了砍斫功能的发挥。西汉早期一种长身、短柄、环首、厚背薄刃的刀出现了,它更适合骑兵使用。又因其形制简单,制作容易,易于用钢铁锻造,所以很快发展起来,到了西汉中期,逐渐在取代了剑,成了军队的重要武器装备。

西汉中期以后,剑虽然从军队的武器装备中退伍了,但它没有消亡,王公贵族佩带它以别品秩、文人侠士视它为珍宠,术士用它作法器,以传统的剑文化的形式流传下来,几千年不衰。

(商周、春秋战国乃至西汉,中国北方草原牧猎民族、西南巴蜀、云南古滇国、南方的百越诸国都有造型精美、独具本民族特色的青铜剑,本文暂不予讨论。)《古兵探观》工作室 杨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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