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官窑瓷器比民窑瓷器品质好？（三）

官窑瓷器比民窑瓷器品质好的原因有哪些？

官样制度是源头 ；见上上篇：为什么官窑瓷器比民窑瓷器品质好？（一）

验收制度是重要保障 ；见上篇：为什么官窑瓷器比民窑瓷器品质好？（二）

其实，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皇帝太“任性”。

“任性”往往并不是件好事，然而，恰恰是皇帝对于瓷器烧造这件事的“任性”，却反而成就了官窑瓷器的精美与高质量。

要求必须照官样生产

从明永乐时期起，对于器物、服饰等的照样生产与制作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依照对于当时法律的记载，可以看到对于违背样式制作之工匠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

朝廷立法五十余年，服式、器皿皆有定制，比来臣民数有以越礼僭分罹刑宪者，此教谕未至也。即以旧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绘为书册，颁示中外诸色工匠，俾知遵守。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

永乐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该行在礼部左给事中张益、同科给事中张信于奉天门节该钦奉太宗文皇帝旨：服式、器皿已有定制，如今又不一著行的，恁说与礼部，著他将那榜上式样画出来，但是匠人每人给与他一个样子，著他看作，有违了式做的，拿来凌迟了。

（明）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二十二“制造人匠问罪例”

时至清代则更是如此。为乾隆烧造御窑瓷器的唐英，就曾因为没有按照最新版的官样烧制瓷器，受到了皇帝的责罚，所进烧造瓷器的经费一律“不准报销”。

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传旨与怡亲王、德保：此次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

乾隆十三年《记事档》

下发不切实际的高难度官样或烧造指令

关于这一内容，最典型事例的记载见于同治十三年，江西巡抚刘坤一为因秋冬不能烧造清廷传饬烧造的大雅斋瓷器和粉彩仙鹤、梅花鹿等瓷器而上报的奏折。

据九江关监督沈保靖详称，同治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承准造办处办理绣活处札开，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据太监刘得印交下画鱼缸、花盆、花瓶纸样十五件，合牌花盆水仙盆样十八件。传旨：著传九江关监督，按照画样合牌样上黏连黄签数目，照式加细烧造，统限于本年九月内呈进。钦此。同日，又承准札开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总管太监孟忠吉交下画仙鹤样三件，梅鹿纸样三件，传旨：著照仙鹤样三件分雌雄形式烧造二十对，照梅鹿纸样三件分雌雄形式烧造二十对，鹤鹿俱带山子。传交九江关监督烧造，钦此。……烧造瓷器向系二月春融开工，八月收工，一交冬令，水寒土冻不能制造胚胎，并不能加以彩画。又查制造瓷器，先用泥土做成白坯，另用沙土匣钵装盛入窑，猛火烧炼三日夜，以满窑红透为度，出窑候冷再加彩画，又入小炉用炭火烧炼一日夜始成器皿。又查景德镇厂署御窑，乾隆年间即已塌毁，数十年来，均系附于民窑搭烧，而民窑均不甚大。窑门按瓷尺仅宽二尺四寸，瓷尺只合营造尺八折。匣体过此尺寸即不能进窑。此烧瓷器之大概情形也。

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西巡抚刘坤一的奏折

相关奏折

从奏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皇帝下发烧造指令时，规定的呈进时间没有考虑秋冬不能烧造的实际情况，从而给地方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在下发的官样中，有些体量过大，超过了窑门的宽度，因此客观条件根本不允许烧造。

除此之外，还有样式难度太大，无法完成者：最典型的就是仙鹤和梅花鹿的烧造，由于对整个器物起支撑作用的腿部过细，可能超出了当时陶瓷材质的承受能力，因此未能烧制成功。在对景德镇御窑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鹿腿的残件，从考古的角度为这一事件提供了实物证据。

梅花鹿烧造官样

梅花鹿腿残件 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苛刻的烧造命令 要求必须完成

在明代，为生产御用瓷器，工部官员和内官先后有多人被派到景德镇窑场负责，而且还从江西各府抽调官员轮番管理，甚至在增设饶州府推官，影响了国家在地方的正常行政。尤其是万历时期矿税监潘相来镇后，为烧造御用瓷器更是苛政不穷，甚至有窑工不耐荼毒而赴窑火自焚，最终于万历三十年二月激起景德镇民变，致使厂焚器毁。

关于窑神的故事就来源于万历时期。窑神名为童宾，关于这个人的事迹与身世，唐英曾作文以记之。

神姓童名宾，字定新，饶之浮梁县人。性刚直，幼业儒，父母早丧，遂就艺。浮地利陶，自唐宋及前明，其役日益盛。万历间，内监潘相奉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神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箠、或苦饥羸，神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丐器之成，遽跃入火。翌日启窑，果得完器，自是器无弗成者。

唐英《火神童公传》

童宾像

可以看到，当时下发的烧造命令是必须完成的，因此也给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负担，才有了童宾为烧成瓷器投身入火的故事，甚至曾激起民变。

同时，皇帝对于产品成品质量也严格关注，对每种质量等级的瓷器划分明确，出现问题严惩不贷。乾隆时期就出现过此类事件，因产品质量不够精，却被“选入上色”，于是又“不准报销”。

七月十二日，员外郎白世秀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唐英上年所进磁，入选出缺釉、毛边、足破甚多，明系尔离任将脚货选入上色，希图朦混，将选出釉水不全等磁器数目，不准报销，着伊赔偿。再传与回子知道，以后选上色磁器务要细心办理，不可疏忽。钦此。

乾隆十五年《记事档》

对御窑瓷器成品流向的严格把控

除颁发官样和严格控制瓷器设计与生产外，对于所烧御窑瓷器流向的严格把控，更体现着皇帝的控制。明初，督陶官张善就因擅自将瓷器给予他人，而被皇帝处以极刑。

（洪熙元年）九月已酉，命行在工部江西饶州府烧造奉先殿太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白磁祭器。

（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循。

《明宣宗实录》

可见，在烧造官窑瓷器的问题上，尤其明清两代，皇帝是极为“任性”的。然而不可否认是的，这种“任性”在客观上所带来的是对于官窑瓷器生产的严格、甚至是苛刻的要求。事实上，皇帝这种逐渐落实“责任到人”的瓷器烧造管理方式，也反映了一种制度上的进步。而无论是苛刻的要求或是制度，都对官窑瓷器生产质量的保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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