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定时工作制虽未经审批，但亦不能改变劳动合同约定的效力。
案情简介：
岳某于2014年1月6日与天津某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称“饮料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2014年1月6日起至2015年3月20日止，执行不定时工时制。
2014年5月27日，岳某与饮料公司的分公司（以下称“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期限2014年6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岳某工作岗位为销售，执行不定时工时制。
2017年12月22日，岳某与分公司续签《劳动合同》，约定期限2018年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日止，工作岗位仍为销售，执行不定时工时制。
2019年10月31日，岳某向分公司提交《解除劳动合同申请书》，内容为：“因分公司存在加班而未及时足额支付加班费的违法行为，所以我申请分公司立即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和当月的工资奖金以及年终奖（按实际工作月份支付相应的年终奖）。”
2019年11月21日，分公司出具《离司审批表》，其中离司原因栏记载“本人岳某认为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行为，被迫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人力资源部意见栏记载“公司同意岳某提出的'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但不同意岳某提出的解除理由及其诉讼请求，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本人确认栏有岳某签名及日期。
2019年10月31日，岳某向天津市河东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饮料公司、分公司向其支付加班费85897.62元。
该委裁决驳回了岳某的该请求。
岳某不服，诉至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称“一审法院”）。
后双方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称“二审法院”）。
庭审中，岳某提供2019年12月20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出具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和2020年8月18日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具的《答复意见》。其中《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其该处2014年12月30日成立，成立至答复日未对饮料公司和分公司进行过“企业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许可”的审批，该处成立前，该事项审批权属于天津市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答复意见》记载“经核实，饮料公司未在我区注册，我区无法进行查询。分公司自2014年3月28日成立至2014年12月30日期间，我局未对分公司进行过'企业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许可’事项的审批。”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岳某加班费的主张。其表示与分公司约定的不定时工时制并未进行备案审批，而工作中又存在分公司要求岳某加班且不支付加班费的情形，从而造成岳某“被迫”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分公司应支付加班费。
法院审查岳某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意见》，确称分公司未进行“企业不定时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许可”审批，但《劳动合同》的签署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示，行政审批只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事项，不能改变岳某与分公司约定不定时工时制，并执行该工时的事实。
关于不定时工时制加班费，劳动部现仍在执行的劳部发（1994）489号《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对加班情形及标准作出规定，其中第三款规定：“实行不定时工时制度的劳动者，不执行上述规定。”综合岳某证据及现行政策规定，岳某所主张加班费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加班费一节。岳某主张分公司并未就不定时工作制向相关行政机关进行备案登记，应按照标准工时给付其加班费。但结合双方在一审及二审中的陈述，岳某系自愿与分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且在2014年及2017年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对不定时工作制进行了明确约定，双方对于该约定均系明知。而岳某从事的销售维护工作，按照常识亦属于该工作制的范畴。备案登记应属行政审批事项，与双方约定无涉。一审法院对此认定并无不当。岳某该项上诉主张，理据不足，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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