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恩硕∣文）
日本在明治维护之初，便于70年代染指台湾并逐步实行吞并朝鲜半岛的计划，尽管清帝国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以50万两白银打发掉侵占台湾的日军，然而却渐渐丧失了对于朝鲜的宗主权，而更为重要的是，日本人在朝鲜半岛的势力扩张将使清帝国失去屏障而直接面临日本蓄意的或难以揣测的挑衅。终于至1894年，近代化几乎完成的日本决定正式向老牌霸主挑战，而清帝国30年的近代化成果则似乎注定要受到真正的检验了。
一旦妥协的政策成为一种信条，它的消极影响便会立即显现，甲午战争正是如此，但清军在朝鲜的表现却令人瞠目结舌，2万多清军除了极少数进行有限的抵抗外，大部分一触即溃，而此前及稍后的海战中，日本军舰以自伤5艘的代价击沉清军5艘军舰，几乎取得了全部的制海权。
太后正要筹办她60岁生日的万寿庆典，而皇帝则企图寻求一种微妙的权力改变，李作为北洋舰队的直接负责人奉迎太后的意愿而力求和局，为此他下令受损的舰队躯入威海军港以保存实力。
和谈的努力被日本拒绝，接下来便是日本在陆海两面的继续进攻和帝国第一舰队的覆灭。结果是《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完全以战胜国的姿态收取帝国的重大权益及大片土地。
战争从属于政治这一条经典的战争原则再一次产生了消极作用，慈禧太后在战争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和局的意识，但是她却并不明确透露这种意图，而身为宰相的李鸿章则揣测到了太后的和局意图，那是从为太后准备60岁生日的“万寿庆典”中就可以看出端的。
清廷不愿意放弃它对于朝鲜的宗主权，即使是它本身已经虚弱不堪而根本无力实现它对于藩属国的庇护责任，然而，名义上的朝贡关系却足以使清帝获取心理上的满足感。相对于安南等远处于西南边陲的藩属国而言，朝鲜因其地理位置及文化传统上都接近于北京因而也就决定了它受清朝影响的程度都要远远大于其它藩属国。
李鸿章想利用他73岁虚龄来赢得某种心理上的优势，然而一个将子弹射入他脑子的日本狂热分子却成全了他的这种愿望，日本天皇亲自派御医为他诊治同时也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而宣布停止对于中国海陆两面的进攻并主动将原定的3亿两赔款削减至2亿两，清廷的指示是”着鸿章酌量办理”，但当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回到国内是却发现他已经成为国人共同声讨的对象。
德国人认为日本军队对于辽东半岛的占领侵害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德皇在访问俄国时以德国将对日本干涉来探问沙皇尼古拉二世，后者并没有表示反对因为俄国显然也不满意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满洲地区的染指，沙皇一直将满洲地区视作为俄国自己的势范围，意大利追随德国和俄国，三国的军舰共同在日本海域游弋，日本由于在战争中国力耗损过大被迫同意归还辽东半岛但要求中国另外支付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
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局面更多地归因于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性而并非洋务运动本身的负面作用，清帝国内部那些以甲午战败的结局为依据而抨击洋务运动耗费无数却不见成效的清流党官员们却从不去考虑，恰恰是由于支撑洋务运动所运用的人力、物资不够巨大所、没能达到足以彻底实现自强目标的程度才埋下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根源。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论断，即清军的失败是由于军队作战不够勇敢所致，实际上进行抵抗的那一部分清军往往能够做到顽强不屈，但是假如我们忽略了清军大部分训练不足、勇气不佳的事实，我们也就难以圆满地解释他们在海路与陆路上的大溃败现象。事实上，抵抗最为顽强的往往是那些通晓民族大义的将官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感恩戴德的下属，相比照于日本由武士道精神、极端的民族主义热情作驱动力的情况，清军士兵与清廷之间更像是雇佣关系，他们领受着或想尽一切办法获取能够领取帝国粮饷的编制资格，甚而在战争期间甚至有一部分军队还要自筹粮饷。以当兵吃粮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或根本不具备保家卫国精神驱使下的使命感。不错，一部分清军选择进行英勇作战，但是从当时的论述及现在的史料分析中都可以注意到，总有许多清军和将官在刚一开战甚至敌军尚未到达之前就已经溜之大吉。在具有可信性的外国人和敌方日军对于部分清军令人惊愕的作战表现的描述与那些溜之大吉的清军之间形成了两个极端，而那些刚一接战就撤退的清军几乎没有对日军取得过一次战术上的巨大胜利。
我们从这些论述中可以得知洋务运动没有从根本上改革清朝的军事制度，而只是在旧有的从镇压叛乱中兴起的地方军队的基础上作了有限的装备改善，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有限的装备改善并不足以成为清帝国抗拒列强入侵的保障。
如果说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避战求和的做法经过我们的梳理可以为人们所谅解的话，那么他对于1874年日本侵入台湾事件的处理则显然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妥协策略的本意，清朝赔偿日本军费白银50万两的做法更多地显示出了它的懦弱与胆小怕事。
琉球从明朝开始成为中国的朝贡国，清朝替代明朝后继续维持着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但是，在清廷看来像琉球这样孤悬于海外的小岛属国，除了能对维护其天朝体制做礼仪性的贡献之外并无实际性的用途。比起从东北至西北边疆丧失于俄国人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言，琉球的丧失在清廷眼里更是微不足道。
对于像天津、东南沿海重镇这类战略要地清廷无论如何也是不情愿外国人占领的，而在东北至西北清廷则放弃了大片领土。在讨论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李鸿章等人甚至大胆地从塞防不如海防紧要且会分散有限的海防经费出发而主张暂时性地放弃收复失地的打算。左宗裳的西征行动恢复了清廷对于新疆地区的管辖并加强了新疆地区的战略价值，但是到了甲午战争结束后，割地已经完全演变成为求取苟安状态的砝码，到了1898年当维新派针对列强即将瓜分中国的危局发起变法后，慈禧太后拒绝了清朝最后一次复兴的机会。
（曹恩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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