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相隐可能会损害个案的公平正义，但它保全的是整个社会最基础的亲情伦理秩序，保全的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的低成本和高效率。
至亲之人在法理之间，应该亲亲相隐？还是互相揭发呢？
亲亲相隐，这样做可能会损害个案的公平正义，但它保全的是整个社会最基础的亲情伦理秩序，保全的是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协作的低成本和高效率，那么这个值不值得？当然值得！
《论语子路》中曾经记载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就是叶公对孔子说，我老家有一个正直的人，有一天他父亲偷羊了，这个儿子不顾亲情伦理向官府揭发：“我爹偷羊了，他不是一个好人。我大义灭亲站在公平正义这一边。不因为是我父亲就不揭发，不因为是我父亲就不检举。”
而对此孔子是这么说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意思是：我老家也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的做法跟叶公就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也就是父亲犯了罪儿子就出来替父亲隐瞒打掩护，包庇父亲，儿子犯罪父亲就替儿子隐瞒，这才是正直人应做的。
也许大家觉得孔子在说胡话：这不是在肯定互相包庇，哪有一点司法精神？但我们仔细琢磨琢磨，觉得孔子真是太厉害，太高明了！他讲了两种世界观，两种对于正义的观点。
叶公认为父亲犯罪，儿子就应该站出来揭发，大义灭亲，正义凛然。儿子犯罪，父亲就应该揭发，但是这种正义关系内在逻辑就没法解释了。
如果儿子随时可以站出来揭发父亲，父亲随时可以站出来揭发儿子，个案的公平正义牺牲的是父子关系，亲情伦理，而这些是人类社会最基础的社会关系，如果这种社会关系的信赖感都要被解构的话，那还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信赖？
如果你连跟自己父亲说小秘密都担心父亲会揭发，如果跟儿子说的私密事都担心儿子去揭发，那这个社会还有谁值得我们信任？为了个案的公平正义，很有可能是要牺牲整个社会的基本亲情和伦理的基础信任，那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稳定就会丧失。
为了这么一个偷羊的个案的公平正义，社会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于惨痛？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社会价值判断是否能认可这种行为？如果认可这种行为，那整个社会的底层家庭亲情伦理关系就会解构，亲情的小船说翻就翻，这种道德伦理的是非标准值得我们慎重思考。
同时孔子表达出另外一个逻辑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虽然个案公平不能实现，但维护了最基本的社会亲情伦理秩序，那值不值得？当然是值得的，牺牲了个案，但是保存了整个社会的亲情伦理关系和人与人的信任。
放在我们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来看，为了个案的公平正义牺牲这种最基本的亲情伦理的信任感，使得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成本不断加深。那稳定的市场经济还怎么推进得下去？
孔子的这个观点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刑法中是有明确规定的，刑事诉讼法和程序法上都有规定：法院不得要求父亲来证明儿子有罪，也不能要求儿子来证明父亲有罪，就算他们知道自己亲人的犯罪真相，也不能让他们出来作证。
我们国家在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亲亲相隐。就是至亲和有血缘关系的人是可以相互隐瞒的。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有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就是普通公民你必须出来作证，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注意，它后面还补了一句：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被告人的至亲不需要被强制出来，证明自己的亲人是犯罪人。这种做法不就是孔子的思路吗？
现代经济学有个著名的理论：就是机会成本。选择了社会怎么样最基本的稳定，最基本的信任关系，那就一定会有部分要牺牲，往往可能牺牲个案的公平正义。
现代人要有一个理解，你不可能什么都得到，选择一样必然要付出另一半的代价，只是我们应该懂得，去选择一个成本最低的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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