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展示理性自身的难题和困境为发端，通过对近代哲学史的高度概括以及对彼时那个大批判时代的认识，进而阐明自己重建新的形而上学工作的必要性，并且设定了研究的四个规范，即内容上的完备性（Vollständigkeit，completeness）和详尽性（或整全性，Ausführlichkeit，comprehensiveness）；形式上的确定性（Gewißheit，certainty）和明晰性（Deutlichkeit，clarity）。如果说第一版序言只是康德野心的展示，那么第二版序言则更偏重其重建工作的展示，有一种从意图到落实的感觉。
2.第二版序言第一段：可靠性的哲学工作
本段中，康德对以往的哲学工作做出了总的清算，认为他们只是在来回摸索，并通过“批判”，相机暗示了一种判断可靠的工作道路原则：（1）是“从后果中作出判断”，这里邓晓芒译为稍带贬义的“后果”，即aftermath，outcome，consequence，而李秋零的译本则是“结果”，即result。这使得本句有两种意涵，一方面，作“后果”解，后果意味着带来不好的影响，简言之，以往的哲学工作不仅没有解决理性的难题，反而更加模糊它，并使哲学自身臭名昭著，或者是给公众带来了糟糕的错误的影响。通过这样的“后果”，我们就能鉴别是否为正确的道路；另一方面，作“结果”解，那只是哲学工作自身的成果并未如预期那般，这个含义与第二点原则相递接。（2）第二点，“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僵局”（standstill，李译本为“停滞”），或不得不重新开始另辟新路，正是因为哲学工作无法进行下去，或者和目的相差甚远，因此不得不推倒重来。这里也暗示了，康德认为的真正可靠的工作应该是不断延伸下去的，最终可能会有一个“崇高”“高尚”的结尾，而非到某一处就“烂尾”，陷入僵局：尽管理性已经不能解决自身所提出的问题了，却仍然要以“独断论”而终止，这样的道路并不可靠。（3）“合作的检验”，即研究者们是否是各自言说、众声喧哗，还是有着共同目标、以合作对话为原则的共同努力。前者就好比众多网友们在薛之谦和李雨桐之间站队。（4）最后，康德重新辨析了道路与目的之间的辩证法，即目的规范着道路，但一旦选对了道路，那么应该果断放弃对事先未经深思熟虑而加在目的中的事情，放弃原以重要的事情，这一放弃恰恰是对理性工作的a great service。以上四点再次体现了康德宏观、整全的直觉。
3.第二段：可靠的逻辑学
接着，康德开始具体分析以往成功的各门科学。首先是逻辑学，康德认为它从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就走上了可靠的道路，并且其成果至今仍旧受用，尽管一直有人试图重新建立起逻辑学，但却不可动摇亚里士多德的基础地位，逃不出亚里士多德的总体模型。这一点，至少在康德的时代是成立的。这里，康德强调“它直到今天也不能迈出任何前进的步子，因而从一切表现看它都似乎已经封闭和完成”，这里并非说它已经终结和完成了，康德的措辞也值得推敲，他用了“直到今天”、“从一切表现看”、“似乎已经”，表明逻辑学至少是来到了一个可靠的港湾，也如上段的阐释所说，至少已经有了一个“崇高”、“高尚”的结尾，但这样的结尾并不意味着消除了全部的可能性。从后文康德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之所以称逻辑学的发展已经“封闭”，是因为它自身的界限已经十分确切，不再有什么基础性危机了。这里，逻辑学只是“对一切思维的形式规则”努力，而不论这些思维是先天的还是经验性的，不顾其思维的内容与对象，这样，亚里士多德以来完备的逻辑学恰好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奠定了基础。
4.第三段：逻辑学的两个面向
这一段里，康德将逻辑学的成功视为它自身特有的限制，这一限制即上段所言的，只关注思维的形式而不关注思维的内容，“除了和自身及其形式外，不和任何别的东西打交道”，因而逻辑学像是一种套路，这里邓晓芒在《句读》中说康德看穿了形式逻辑“不过是一种思维的技术”，但康德绝无贬义，他在《逻辑学讲义》中称“只有技艺的或科学的逻辑才值得成为思维的必然普遍规律的科学，这些规律独立于自然的知性和理性的具体使用，能够而且必须先天地被认识，虽然它们首先只能通过对那种自然使用的观察才能被发现。”此外，伦理学、政治学、甚至文学这一类Liberal Arts也称“技艺”，他们也有自身的逻辑。这一逻辑从时间先后上讲，是奠定基础，从逻辑先后上讲意味着一种“元科学”，它的另一个身份或许可以简单概括为“普遍性”。没有这一普遍性的逻辑，所谓的“科学”就是日常生活，只是杂乱无章的经验集合，那也就不存在推论、理性、规律、应用这些东西。
接着，康德继续转折，理性不得不与对象打交道，新的形而上学不可能只是像真正的唯理论那样，仅仅发生在思维、理性的内部，但这条道路会困难得多，就好比互联网，整个网络自身的建立有据可循，但物联网的实现，万物在互联网的依托下实现互联，直到今天都有人说是bullshit。康德这里步步为营，慢慢从逻辑学引入到自己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调解的道路上去，因此他声称“必须到堪称真正和客观的那些科学中去谋求获得这些知识。”这样，我们就能看出逻辑、或者逻辑学在康德这里的地位，一方面它“只是作为入门而构成各门科学的初阶”，另一方面，也要将它“当做评判这些知识的前提”，换言之，真正的科学知识（与对象打交道）也要依据逻辑、普遍性作出判断。
5.第四段：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
理性是人所固有的先天能力，人所创制的各类科学也必然有理性这一角色。前文所述，真正的科学必然要和对象、内容发生关系，那么经由理性，康德发现了两种方式，（1）是“仅仅规定这个对象及其概念”（李译也作此译，英：merely determining it and its concept，which must be supplied from elsewhere），（2）“现实地把对象做出来”，李译为“创造出来”，英译是“as also making it actual”，显然只是依据（1）中的规定，进行具体化、现实化，就好像工匠按照图纸做出现实的物品，那么李译是否错了呢？康德将前者方式的理性界定为“理论知识”（theoretical knowledge），后者界定为“实践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如果理解为“make it actual”，做出来，那么就暗示了，实践知识是依据理论知识实现的，但从亚里士多德区分二者以来，肯定不是这样的，我后来发现，邓的《句读》也提到，实践知识并非理论知识的附属，相反，康德是在更高的层面，即“纯粹理性”的层面来谈上述关系的，后文也谈到“这两者的纯粹部分不管其内容是多是少”，因此不能仅仅理解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理论”和“应用”的关系。这么看来，李译为“创造”，似乎保留了实践知识的地位，将二者并列起来，而不会令读者认为仅仅是“理论”和“应用”的关系。这样，后文的逻辑就通顺了，按照邓晓芒的说法：“康德在这里暗示的正是他所规划的两种形而上学，即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它们都是出自纯粹理性，一个是先天地规定自己的认识对象，另一个是先天地规定自己的实践对象。”（《句读》）这里的实践，是一种道德意义上本源的实践，或者说就是实践本身，而不是理论应用的“实践”。这里也能很自然的联想到，费希特关于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的划分，即从广义看实践哲学属于一种理论哲学， 这样理论哲学就有其实践品质，但具体而看，实践哲学却又是理论哲学的前提，一切源于实践知识。
但这里康德主要强调的是二者中的“纯粹部分”，也就是永恒不变的部分，必须单独说明，它不能与经验性、碎片性的东西相混淆，这里的表述就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翻版，在《理想国》中，柏拉图通过“太阳隐喻”、“线段隐喻”、“洞穴隐喻”等表明，“形式”（理念）的世界是不变的、永恒的，它独自构成了真实，它是实质（essences）、统一性（unity）、普遍性（universality）的世界，而物质世界的特征则是永远变化和衰退、单纯的存在、多样性（multiplicity）和特殊性（particularity）。因此，柏拉图坚持认为，真实存在与普遍性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特殊性、具体性之中。康德后来的“哥白尼革命”其实在柏拉图这里已经有苗头，足见西方哲学乃柏拉图的注脚也。
最后康德用了一个经济学例子，表明科学研究，或者任何一种希望得到真理的行为，都应该坚持那些不变的纯粹的基础，要站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推进，而不是恐慌于大量、杂多的经验事实材料。
6.第五段：数学和物理学
接下来，康德开始谈两种范例的科学，数学完全是纯粹的规定，而物理学则是仅有部分纯粹规定。
7.第六段：数学
最早的数学是一些数字、测量，但古人并未找到数字之间联系，把测量的数据形成更高的规律和固定的算式，没有重视那些显而易见的数学常识为什么显而易见，数学当时只是一种数字事实，而非关于数字的科学理论知识。直到希腊民族那里，才走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样系统的理论数学，不过康德并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希腊民族那里才有了这样的“思维革命”，而归功于“个别人物在尝试中幸运的灵机一动而导致的”，归功于一种偶然的灵感，这一个幸运儿也没有被历史记录下来。不过，在第奥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中，康德找到了原因，灵感固然重要，“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致”，希腊人的“革命”是从那些“最不重要的、按照常识简直都用不着证明的原理的发现者”而来的，也即那些最初找到数字之间的联系，证明几何内的公理，求证那些基本的算式，他们最初的工作微不足道，但却找到了数学的门径，培养了一种普遍化的数学精神。譬如除法，100除以10，古人只停留在将100平均分为均等的10份，每一次分的时候，需要考虑这十份，并且需要进行相互之间调整，最终确定每份是10的时候，刚好均等，后人确立了除法的意义，即将数字均等分成若干份，那么只消通过100除以10等于10，就能立刻划分完毕，刚开始可能只是为了解决某个微小而具体的事件，但最终却发现了数学的大问题，即发现了数字、数学事实之间的种种规律，一旦通过特殊性发现之后，它们成了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正是如此，康德才在上一段称数学为“完全是纯粹地规定”，这就是说尽管数学的发现是从具体、特殊而来，但实际上数学的普遍性是逻辑上先在的。
但这难倒不就是我们所谓的从特殊到一般吗？康德的脚步当然更远。他同样构造了第一个演证出等边三角形的人，这个人没有死盯住他的对象、图形所能给他的东西，也并非仅仅抓住这个图形的单纯概念，前者大概影射经验主义，后者则暗示唯理论者，而是，“只把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中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李译本为“除了从他根据自己的概念自己置于事物之中的东西必然得出的结果之外，不必给事物附加任何东西”，李译本意思更明确，他从图形里面所看出的东西，是他自己所置入的，那他置入的是什么呢？其实置入不过是个比喻，实际过程是，当他进行观察时，自身已经有一套自己并不知道的思维框架、形式，当观察发生时，对象被纳入到这个思维框架中，而当他进行下一次观察时，发现了对象又纳入到了这一思维框架中，于是，他发现了这一思维框架，他认识到，法则并不存在于客体之中，而是存在于自我之中，这种思维框架，就是康德多个意义上的先天的认识形式。这样的认识方式与近代哲学史中，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以及黑格尔的，认识自我首先要认识世界的倾向很接近。最终，我们在他者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未曾意识到的认识形式。这也就是康德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
8.第七段：物理学
广义的物理学找到自己的纯粹之处相比之下更为缓慢，不过它仍旧来自一场思维方式的革命。语言符号最为基础而简单，因此逻辑学最早确立其纯粹性、先天之处，而数字事实是进阶的符号，它们之间的联系成了数学，但各类事实现象显得更为复杂，因此“物理”，物与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与规律长期以来都处于经验积累之中，直到培根及其归纳法以降，这样的经验积累才能慢慢上升到普遍。
9.第八段：
在斯宾诺莎眼里，自然中没有任何偶然的东西，而一切事物都受到必然性的驱使，这是绝对必然的永恒秩序，他在《神学政治论》中说道：在自然界中，若是有什么我们觉得是可笑、荒谬或不好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只知道一部分，几乎完全不知道自然整体的秩序与依存。这就是说，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只有从整体的立场观察，才能得到真理。如果只是片面观之，就无法得出真正的解释，但却会相信“偶然性”的存在。在本段中，康德通过三个例子呼应了斯宾诺莎这一说法。伽利略的球是“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托里拆利的实验是建立在他“预先设想”水柱的重量上的，这些科学家也如同那些数学家一样，将自己的认识框架置入了他所研究的对象之中，按照邓晓芒《句读》的说法，“他认为科学家在自然界面前决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偶然的启示，而是按照自己的设计去逼迫自然界吐出它的秘密。”于是，康德得出了早在数学发展之中已经显示的那个结论：
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只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的原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依照理性自己放进自然中去的东西，到自然中去寻找（而不是替自然虚构出）它单由自己本来会一无所知、而是必须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
理性具有其能动性，它不是小学生听自然教师的教诲，而是法官，逼迫自然这个证人回答他所问出的问题。可见，真正的科学知识是步步为营、处心积虑的，而不是从偶然中得来的，它的出现源于一些掌握了这样的方法的人，知晓了人的思维的先天结构的人，而自然界不过是对先天的东西的印证。康德这里也没有忘记培根的教诲，后者曾说过科学研究不应像蚂蚁一样只收集材料，也不应像蜘蛛那样仅在脑袋里构造知识，而应该像蜜蜂一样采集花粉，并酿成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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