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服骑射作为赵武灵王军政改革的代表性举措，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往往习惯于将长平之战前的赵国之强与胡服骑射紧密关联起来，以至于产生“为什么其他诸侯国不效仿赵国搞一次胡服骑射，进而振作国力”的想法。本文意在从四个角度，分析胡服骑射在赵国成功的特殊性，进而捋一捋赵武灵王时期赵国强盛的原因。
赵简子幕出土的七鼎，现藏于山西博物院
其一，赵国在赵武灵王中后期达到鼎盛，其实是赵国在吞灭腹心之患中山国之后，将代地、晋阳、邯郸连成一整片，国力全面发挥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赵氏本来就是灭智之后的晋国三卿家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头牌，多代家主主持晋国内政外交以及简襄之烈时期扫灭邯郸午、智氏、北拓代地的数百年积淀（赵简子时期颁布过临时的军功受赏政策，不知是否制度化），早已为赵国攒下了厚实的家底。战国早期的赵国，赵烈侯改革与三晋短暂联盟也为赵国提供了进一步巩固家底的短暂机遇，虽然这个机遇被三晋反目波及以至于赵国内政外交持续不稳定，但受到战祸影响的始终只是赵国的两个新都所在地区而已，其烈度并未波及赵国整个基本盘（何况还有四面开战而未居下风的赵雍老爹肃侯）。所以，赵国在赵武灵王时期走上巅峰，不惜胡服骑射、苦心孤诣、退位主父地攻灭中山国（冀中），进一步整合如今的晋中北与冀南，从而发挥出赵国实力才是赵雍之强的内在根本原因。试问关东其余五国，除了南楚，哪个还有这般机遇整合内部版图？
处于赵国版图腹心的中山国
其二，赵武灵王之所以制霸北方，不可忽视当时国际局势的变化，朝向有利于赵国的方向变化。秦国先是受制于义渠戎与韩楚，后因武王举鼎死而引发的继承权内耗，秦昭王之立亦是赵雍扶持，此时更是受制于赵；燕国先有子之之乱，后有赵国扶持燕昭王带来的燕赵同盟；齐国的精力则被牵制在燕国内乱以及楚越之争中，悲催的是，齐国在两场争衡中都站在了失败方一边；而韩、宋两国则分别先后与赵达成同盟，牵制中原其余诸国。这样一边倒地有利于一国的国际局势，其余关东五国似乎一直无缘享受。
其三，赵国是关东诸国中最有变法动力的三晋之一，其改革能动性虽比不得秦国，却远超宋、郑、卫、楚等老牌封建主义强国。战国时期变法活动能够叫得出名且人亡政存的，唯有秦、魏、赵、韩、齐五国而已，中原诸国受制于国内旧贵族势力，楚国受制于国内新县公势力，都未必愿意搞改革，遑论搞赵国那样的改革。至于韩、魏、齐三国，虽然屡有改革的魄力与实绩，但伊阙之战耗尽韩、魏国力，乐毅伐齐打残齐国国力可都是赵武灵王死后不到十年就发生的大事件，韩、魏、齐是真真有心无力了。
其四，赵武灵王大搞胡服骑射，是赵国接近漠南草原的地缘优势所致，接近漠南草原使得赵国有充足的畜牧资源大搞骑邑骑兵建设，并且吸收胡人的军事优点。赵国拥有通往漠南草原的渐进孔道：山西珠状盆地的中北部（太原盆地、忻州盆地、大同盆地）以及代地（河北蔚县）的等逐渐由农及牧的过渡型地理单元，上述单元之间及其与冀中南平原之间的交通都有大山之间的陉口沟通，使得赵国虽无秦国那样通过河谷便能交流的戎地，却能远胜燕国那种被燕山阻绝的条件。而除了秦赵燕以外的中原国家以及南楚则几无上述地缘资源，又怎能搞胡服骑射？
综上，武灵王时期赵国之强，并非全赖以胡服骑射为代表的军事改革所致，更离不开赵国的数百年积淀、攻灭中山国的事功、国际局势的有利、改革能动性强以及靠近漠南的地缘优势。胡服骑射只是上述实质性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一个表面形式而已，不具备上述实质性因素的其余关东国家是无法直接照搬赵国经验的，所以无论是徒具其表地装装样子搞胡服骑射，还是搞胡服骑射背后所指代的军政改革，其余诸国并不具备相应的综合条件。
至于秦国，人家早就“与戎狄同俗”并且搞彻底地军功爵制改革了（比赵简子军功受赏要彻底且有配套），最后战胜六国的，靠得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骑兵军种与胡服军装，而是兵马俑里面大规模出现的以步卒为主的受到实打实的军爵与军法刺激之下的军团嘛。“胡服骑射”在受军功爵与军法配套的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戎俗团战”面前，还是太年轻了呢。（这里的“团战”，意指受到军爵功赏与军法惩戒影响的军事组织能力提升，团者，成团）
最后，编个段子。
问：为什么泥萌不学习人家赵国的胡服骑射呢？
老牌封建国家：不改亡国，改则亡贵。
齐、韩、魏：就是给我胡人和马儿，也实在是来不及学就废了啊。
燕国：子之之乱和乐毅伐齐两个大新闻，把我搞得好忙呢，顾不上
秦国：图样，没看见老秦我早就搞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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