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导言：韩非和李斯所代表的先秦法家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思维方式过于极端，导致阶级矛盾对立严重，人人无情，结果他们在历史上，往往也是不得人心，大多人物以悲剧结束，商鞅、韩非、李斯等结局悲惨，未得好死。
韩非（？—前233年），战国时期韩国人，出身于韩国宗室，曾和李斯一起就学于荀卿门下，李斯自以为不如。
韩非李斯他们都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才华出众，在当时李斯就自以为不如韩非，韩非后来回到韩国，亲眼看到韩国日益削弱，被秦国所欺负所侵占，就多次上书韩王，要求修明政治、变法图强，提出很多具体的主张，因为韩国势小，夹杂在各大国之中，并没有图强的心力，所以他的建议也都没有被采纳。
所以他就总结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得失，写了很多作品，如《孤愤》、《五蠹》等十余万言。
其中某些作品还抒发了个人的悲愤，虽然韩王没有重视他的书，可是他的书传到了秦国，秦王赢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大为赞赏，说，我怎么能够见到这个人呢？别人告诉他，这是当代的人，不是古人，于是秦王就发兵攻韩，迫使韩王把韩非送到秦国。
但是，韩非入秦后，却受到很多人的妒忌，因李斯等人作梗，他并未受到秦王的重用。
后来，韩非又因李斯、姚贾的谗毁而下狱，被李斯用毒药害死在狱中。据《韩非子》中记载，韩非曾与棠溪公对话，而棠溪公又与韩昭侯同时来推断，韩非死时大约六十多岁。
《韩非子》一书现存五十五篇，可以看作韩非个人的作品集。但书中除了《说难》、《五蠹》等篇外，多有后人窜入的文字。还有的篇目如《初见秦》等，显然不是出自韩非之手，作者是谁，难以确定。其中还有的一些是韩非收集的一些历史故事、寓言，是把它们当作游说或者写作时的材料论据，比如《楚说》等。
韩非是法家人物，而且是先秦法家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韩非可以看作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政治家。他没有真正多少从事过政治活动，主要是著书立说，他全面的继承了申不害、商鞅等前期法家的思想，又吸收了道家的黄老学派的学说，当然，他早年学过儒家的学说，但是他完全背离了儒家的学说。
韩非建立了一个适应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思想政治体系，韩非站在现实中统治者的立场上替他们说话，韩非认为，自利是人的本性，人与人之间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正因为他对儒家的学说很了解，所以抨击儒家的学说，就很有针对性。
他的学说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他和当时诸子百家的其它学派不同，其它学派比如儒家墨家道家，这些学派都对现实不满，都猛烈的抨击现实，然后就打出复古的旗号，以历史上某一个社会阶段，作为自己的理想社会，提倡那种理想。
如，儒家就认为西周那个太平盛世的时代是最好的，道家就认为远古时代小国寡民那个时代就是最好的，他们都用这种理想来批判现实，希望用它来改造现实。
而韩非不一样，他是站在现实生活中，统治者的立场上，替他们说话。这个人出身就是韩国的贵族，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是站在韩国贵族的立场上，希望他们自己的国家能够兴旺强大，后来虽不为韩国所用，但是他在各国仍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他们出谋划策。
他是肯定现实的，不批判现实，不批判统治者，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发展阶段都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政策和措施，所以呢，统治者应该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治国方略。
他嘲笑那种企图复古，一味的效仿先王的人，称那些人的行为叫做守株待兔，他称颂当时的统治者叫做新圣。儒家不是推崇古代的圣人吗，韩非认为现实中的统治者就是圣人。
还说，现在赞美尧舜禹汤这些人的，那一定会被新圣所取代，这种观点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有一点历史的发展观，他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
但是，在本质上，在骨子里，他这种历史发展观，是为了现实中的统治者效劳，说现实中的统治者就是圣人，比古代的圣人要好得多，现实中的一切都是合理的，实际上他是这么看的。
那么，对于人，对于人的本性，他也和儒道墨不同，韩非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本能，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人和人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都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父母和子女也是如此，人都不会去掉求利之心，处相爱之道。他在考察历史变迁和人的活动时，他更重视物质因素的作用，认为时代的变化是由物质生产的发展来决定的。
甚至他认为，讲道德的是上古时代的事情，后来就都用智谋来互相战胜，而现在连智谋都没用了，用的就是实力，所以，你就应该奖励耕战，富国强兵，还得用严刑峻法，也就是说用武力用物质的力量，来征服别人。
这就是法家的主张。
他是如何论述道德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用呢？
他说那是古代，那个时候可以讲这些，现在不能，因为时代变了。而且，他还说，尧舜那个时代人们都不愿意做天子，而不是由于他（许由）道德高尚，而是做天子很苦很累。
尧那个时代，天下穷，物质生活很贫乏，尧住在破小房子里，带着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干活，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在外面那么多年，累得浑身是病，走路腿都抬不起来，对于个人来说真不值得。所以，那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干，不愿意当天子。
可是现在，当一个小小的县令，家里面都可以世世代代坐车，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古代天子没有人去干，而现在连一个县令都要争着去干。
韩非这些话，说的很实在，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但是呢，又表明了他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也就是他这种价值观对人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利益。
没有道德，没有人真的会去为社会做贡献，也没有人会真的用感情去对待别人，人和人之间都是利害关系，他讲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很可怕，如果一个人真的用这种思想去看待社会上的一切，用这种原则去指导自己的行为，那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按照这个思想来做，那就会导致一种非常严峻的，恐怖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所以从这个观点来出发，他们要用严刑峻法来对待自己的老百姓，不能讲道德，要用武力来对待其它国家，不能讲信用，不能讲仁义，更不能像儒家那样，用什么道德感化，恢复礼仪，这些都不行。
所以，就以此为基础，韩非就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
什么是法？
法即国家“编著于图籍”的法律条文。就是用文字记载和公布的国家的法令。
韩非主张，执法必然要严，信赏必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一视同仁，严格执行。
这一方面有他进步的一面，但另一方面，法令过严，实际上是把百姓臣民当作敌人来防范、来对待、来镇压，而且他表面上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实际上，法是谁制定的，法是谁执行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国君，是最高统治者。
最高统治者的言论就是法，法要靠他来执行，所以，法，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不能用法去约束他，只是他用法来约束别人。所以，这种法，跟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法制观念是完全不同的。
再就是术，术是什么？
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它藏于君主的胸中，变化莫测。
不能光用法，还要用术，因为韩非认为，人人都是坏蛋，没有忠臣，那么国君就应该运用权术，来考察监督手下的大臣，来驾驭他们。
除了有这些考察监督任免的措施之外，还有很多卑鄙肮脏令人发指的权术，韩非在他的书里面讲了很多。
除了法术，还有势，势是什么？
势就是君主的权势地位，他大力鼓吹君权至上。
那靠什么来执行法和术？
那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一个人把大权牢牢的掌握在手里，把军队掌握在手里，这样你才能够实行法和术，不然没有人听你的。这些东西在后代封建社会里，被很多专制的君主所施行。
另外，韩非还强调，君不同于群臣，主张君权至上，总之，韩非子的这种思想，它就是宣扬和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
韩非的这种独裁思想是非常严重的，他坚决反对仁义礼乐和各种纵横游说，主张对儒家、游侠、纵横家等予以严厉打击。不允许他们随便的发表见解，随便的纵横游说。
他站在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上，他把言辞辩说和文采雕饰看成是华而不实、虚而无用的东西。
他说，圣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没有写在书上竹简上的文章，就用法来进行教育，而法就是君主的话。如果没有先王的话，就要以执法的官吏为老师，要想学就向他们学。
那么，这种言论，就是后来的李斯，所采取的焚书坑儒的那种措施，其实焚书坑儒的主张在韩非的著作里面早就有了。
韩非的历史观和法制思想如果抽象的来看，在当时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整个思想体系在本质上它是极端的封建专制理论。
他不像儒家道家墨家那样，富于理想色彩，富于批判性，希望改良这个社会，像远古的太平之世那样。另外，他不包含着任何的对于百姓的同情，他不是从百姓的角度出发，由于现在国家不好，天下大乱，发动战争给百姓带来危害，百姓生活太苦了，要减轻赋税徭役。
他不会这样去考虑问题，法家没有一丝一毫的这种思想，他完全站在统治者的一边，所以从长远的眼光看，这种极端的主张，难以持久的施行，秦朝实行这种主张，很快就亡国了。
所以，汉朝建国后，就总结历史的经验，贾谊就说，“秦朝不实行仁义，必然得亡国”。
这种极端主张难以持久地实行，即使是它的倡导者，也往往难免悲剧性的结局。例如历史上这种政治思想，往往也是不得人心，大多人物以悲剧结束，商鞅、韩非、李斯等结局悲惨，未得好死。
你去看历史，法家的人物，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包括韩非自己，李斯等等。他们真是活该。前面的商鞅，后面汉朝的晁错，都没有好下场，为什么？
他们这种极端的主张，在社会上行不通，招致了各方面的反对，最终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毁灭。
另外就是这些人的灵魂也极为肮脏，把所有的人都看作坏蛋，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不相信仁义道德，所以他们的行为也不讲道德，不讲仁义，那么他们自己早晚得自寻灭亡。
所以，后来的司马迁，他是历史学家，他对此看得非常清楚，他对法家人物没有什么好印象，当然他自己就因为一句实话而受到宫刑，在他的书里面，这一点揭示得非常深刻。比如，法家的局限性，法家的落后性，反动性，揭示得非常清楚。
但是呢，由于法家的主张在战国时期，代表了当时各国统治者的需要，而且它容易在短期内奏效，所以，他就被秦朝的统治者施行了，但是，好景不长。
这是韩非所代表的一批法家们的思想主张。
《韩非子》这本书的突出特点是犀利峻峭。他是法家的作品，特别有法家的特点，这是和法家的思想是连在一起的。
法家的人物，都是严刻寡恩，不讲道德，没有什么温柔敦厚，对人也不讲厚道，也不讲仁爱，另外敢于直言，韩非尤其是如此。
他不相信仁义道德，认为人与人之间只存在尔虞我诈的关系，他是用那种冷峻严酷的目光去剖析现实，大胆暴露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而且敢于不加掩饰的表达自己真实的见解，所以他的作品就有一种激切凌厉之气。
例如，《备内》就读起来令人不寒而栗。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上，此世所以有劫君杀主也。”
什么叫备内？
就是防备你的内部，你的大臣，你家里的亲属，他就对当时的君臣关系，和统治者的家庭关系就做了深刻的剖析。
人主最大的危害，就是相信别人，你不能相信别人，大臣不能相信，因为大臣和你没有骨肉之亲，不是亲属关系，他就是陷于势不得不侍奉你，情势在那，他是你的臣下。他没有权，你有大权，所以他就要侍奉你。
所以大臣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就时刻的揣摩和窥测君主，发现君主有什么漏洞，有什么疏忽，他甚至就可以弑君，把君主杀了。
“为人主而大信其妻，则奸臣得乘于妻以成其私，故优施传丽姬杀申生而立奚齐。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且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适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
或者，他利用君主的家庭关系，和你的儿子交朋友，和你的妻子勾结，来谋害国君，篡夺国家大权，他讲了很多这样的例子。
他说大臣不可信。
然后，他又说，不仅大臣不可信，家里面的儿子妻子都不可信，儿子不能信，儿子和君主本人就有一种天然的对立关系，儿子是太子，国王不死，太子永远不能继位，不仅不能继位，这老头子老了，胡涂了，听信了谗言，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太子废掉了。
所以，太子都希望他爸爸赶紧死，死了自己好当国君，不仅如此，后妃更是如此，国君的妻子本来跟你没有血缘关系，是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嘛，她没有血缘关系，不能和你患难。更何况她和你还有利害的冲突。
“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唯母为后而子为主，则令无不行，禁无不止，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君，而擅万乘不疑，此鸩毒扼昧之所以用也。”
他又说，他说啊，男人这种东西啊，是好色的，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还不减，而妇人一到三十她就色衰，这种衰老的妇人陪伴着好色的男人，早晚她都得被丈夫抛弃，她被抛弃，她的儿子也得被废弃，丈夫又立一个新的女人为妃子，再立这个妃子的儿子为太子。
所以，妻子，后妃，夫人，都希望丈夫早死，儿子好继位，自己好当太后。
我们看，韩非把君主家庭的关系，讲的真是另人毛骨悚然，简直是没有一个好人，但是，这种现象从历史上看却是普遍存在的，这真是血淋淋的现实。
君臣，父子，夫妻，之间勾心斗角，互相杀害，在历史上及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可是呢，关键是韩非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他认为，这就是人的本质，他就得出了，人君不能信任任何人的结论。
他把儒家宣扬的那种传统的观念，孝悌仁爱，把这些东西都撕得粉碎，所以显得峻峭大胆，无所顾忌。
这种内容，在韩非子里面，很多很多。
韩非在《八奸》中，逐条列举了内奸篡夺权力的种种手段；在《说难》中，他细致地解剖了人主的种种隐秘心理。
他说，游说难，并不是难在我口才不够，智能不够；而是难在，对方那些人主，他们有种种隐秘的心理，人主都是一些非常阴险的人，非常狡诈的人，他们想做这件事情，但是又不明着说，想到东边，表面上却说要到西边，让下面的人揣摩不透，你要游说他，你就是要真正的把握他的心理。
这是最难的，要把握他的心理，迎合他的心理，然后，运用种种手段，使他接受自己的主张，等他接受了自己的主张，那你再驾驭他。
他说，人主啊，就像是一条龙，他的脖子下面有一块逆鳞，倒着长，你一旦碰到它，他就得吃人，所以游说的人，要千万不能碰这块逆鳞，如果不碰，你就可以骑上它，驾驭它。
韩非对于君主也是这么看，他表面上是维护君主的专制权力，站在君主一边替他说话，但是，实际上他也把君主看成坏蛋，要想方设法把他琢磨透，去迎合他，然后驾驭他。
所以，人们读韩非这种作品，表现出了韩非独特的天才思辨能力，真是感到他那种烛幽洞微的观察力，还有敢于直言竭论，毫无顾忌的风格。
所以，前人说，读他的书，上下几千年，古今事变，奸臣弑主，那种隐秘的心理，一直到下边，引向妇人婴儿，那种隐性曲折，都能让人隔着墙都能看到人的肺腑，他惊人的洞悉力，写的如此之透。
但是，同时，读这些作品，也让人感觉到害怕，世界上竟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思想是如此的残暴和扭曲，这些人很可能早已混进官场，这不得不让人心生恐惧。
你想想，你整天要和这样的人打交道，时刻要想着提防着他，我得有多少心眼，睡觉都不得安宁。
另外，韩非还在文章当中，经常揭示像他这样的法术之士，和当权的贵重大臣，统臣之间的尖锐的对立，表现像他这样的法术之士，在现实生活当中惨遭陷害，孤立无援的处境，还表达了他那种为了变法永不投降，无所畏惧，奋不顾身的精神。
所以文章有一种孤愤之情，刚毅之情。法家人物也往往是这样。这个怎么说呢，也算是一种坚韧的精神吧。
《韩非子》无论是内在的逻辑关系，还是外在的结构形式，都严谨周密，具有令人折服的力量和气势。
他的文章，往往先分段的论述，先讲事实，提出充分的论据，在论据的基础上，从中引出论点，然后，再转入下一层的分析，环环紧扣，密不透风，层层递近，直到讲完全部论点。
在读他的作品时，一旦进入他的论证阶段，你基本上很难有能力再提出反驳的观点了。
比如《五蠹》这部作品，有五千余言，这在古代是非常长的，这篇文章就是这样，层层的归纳，引申，论证。
韩非尤为擅长驳论，常常先在文中标举对方观点，然后再指出其逻辑上的荒谬，再加以驳斥。它们虽无剑拔弩张之势，却如老吏断狱，切中要害，鞭辟入里。
比如《说难》。先从对方的观点树立一个靶子，然后再批判他驳斥他。学法律的肯定善辩，作为一个律师，在法庭上要口若悬河，要发现对方的破绽，要驳倒对方。
韩非有些作品就是这样。另外，《韩非子》和其它的诸子散文一样，注重形象性，特别看重用寓言和故事来讲道理，作为自己的论据。《韩非子》的寓言是非常出名的，这些寓言或者是根据历史传说，或者是根据现实生活，加工改造，现实性和目的性很强，他不像庄子的寓言，想象奇特荒诞。
他非常有现实性，平易朴实，短而凝练。但是，寓意深刻。作者是在这里是将寓言作为一种论证手段，他的故事很少渲染，但是都能抓住主人公的本质特征，给予针砭讽刺，这些寓言犀利峭刻，所以就显得幽默冷峻，鞭挞世态人情。
比如说《郑人买李》，讽刺性就很强。
还有例如：《内储说下》这段故事：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说有夫妻两个人，在一块祈祷，妻子就先祈祷，就说，让老天爷保佑我，让我平白无故就得一百捆布，能得到这么多东西。
而丈夫说，怎么能得那么少呢，多得点吧。
妻子说，够了，要是再多，你就该用它来买小老婆了。
就这么几句话，就揭开了夫妻之间的利害关系，这真是同床异梦。“男人有钱就变坏”，所以女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一方面嫌丈夫穷，另一方面，往往并不希望男人得到的更多。
这就是当时的世态人情，韩非就善于揭示这些东西。
如《说林上》。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以入。中射之士问曰：“可食乎?”曰：“可。”因夺而食之。王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臣问谒者，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王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杀。”
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人向楚王，献上不死之药，吃了之后，就长生不死，那么手下的人就拿着这药，献给楚王。正好有一个大臣中射之士，见到了就问，这是什么东西，说是不死之药。能吃吗？他说当然能吃了，他拿过来就吃了。
楚王就大怒，要让人杀他，这个中射之士就说了，先别杀我，让我说一句话再死。
说，我问了那个端药的人，我问他能吃吗，他说能吃，所以我才吃，是我没有罪，罪在那个人，那个人告诉我能吃的，这是第一。
第二，别人把这不死之药献给大王，我吃了，如果被杀，那说明这个药是假的，不是不死之药，是他欺骗你，杀了我这样一个没有罪的人，而且还能让人知道这药是假的，大王受人家欺骗，您看看，对您有什么好处？
不如把我放了，于是，楚王就没有杀他。
按照韩非的逻辑，中射之士还可以这样回答楚王：可以让我做个实验，这药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一种毒药呢，我先把它吃了，我先死，如果不是毒药，你再吃，这不是为了救你的性命吗？药吃了还可以再生产嘛。
这里面的中射之士，就通过他那巧妙的辩论，保全了自己。这种故事里面，逻辑性就非常强。
这和其它的诸子语言，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韩非子为了写文章或辩论的需要，分类的纂集了大量的寓言和故事，作为他写作的材料和引用的资料。
这些东西，占据了全书所有寓言的80%以上。简直就如同是寓言，故事集。所以，《韩非子》在寓言的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韩非子》的文体丰富多样，有正面论述的长篇大作；有自由灵活的驳难之体；有抒情性强，类似杂感的散文；有近于后世解经之作的《解老》；有如同笔记的《说林》；还有韵文。
这种文体的多样性，也代表了当时诸子散文的完全成熟。从这方面来说，韩非绝对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天才人物。
李斯，是楚国上蔡（今属河南）人，他原先信奉的是儒家学说，后来抛弃了儒家学说，后入秦，向泰王献统一六国之策，他是一个法家人物。秦王后来很重视他，他把法家的学说运用到政治当中去，帮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在秦国建立之后，做了廷尉，做了丞相。
但是后来，他又和秦二世、赵高勾结在一起，陷害公子扶苏，当然后来他也没有得到好下场，被赵高陷害，被秦二世杀掉。
他早年游说秦国的时候，正赶上出了一件事情，秦国有一个客卿，从韩国来的，叫做郑国。就是修郑国渠的那位组织者，他帮助秦国修水利，想用这件事情来消耗秦国的财力，使秦国不能出兵去攻打其它国家，后来，秦王发现了这个阴谋，就下了一道命令，把来到秦国的国外的那些客卿全都赶走。
李斯就写了一篇作品，就是写了一封信给秦王，这就是《谏逐客书》，这篇文章里面，就深入的分析招揽人才的重要性，讲“客”对于秦国的重要作用，大量的运用比喻，运用历史来讲，就说服了秦王，秦王撤销了逐客的命令。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它不但观点鲜明，而且文辞生动，它的词汇丰富，富有文采，细致酣畅，大量的运用了比喻，还有铺陈排比的手法，这就突出体现了战国散文的特点。
所以，凡是讲到战国散文的时候，人们往往想到了，李斯的《谏逐客书》。
李斯在秦朝建立之后，做了大官，这个时候，他给秦朝写了很多歌功颂德的文章，特别是秦始皇到处巡视游历，每到一个地方，就到石头上刻碑，李斯写了不少这样的歌功颂德的碑文，后来到了秦二世时期，赵高专权，李斯大权旁落，岌岌可危，他给秦二世写了一篇《论督责》，就是鼓励秦二世用严厉的手段，来督查臣下。
他用这样的一个建议来取悦秦二世，来表明自己忠心耿耿，但是也没收到什么效果。最后他下狱了，在狱中，就给秦二世上书，诉冤，这个上书就是以说反话的形式，说自己有多少多少罪，名为认罪，实际上是在说自己的功劳。
比如说，他说，我做丞相三十多年了，我的罪过就是使秦国强大起来，使秦国兼并六国，这是我的第一个罪过，然后，又使秦国向南北开拓土地，进一步强大。
一直说了他自己的七项大罪，其实都是给自己评功摆好，发泄他的满腔悲愤，这篇文章显得也非常有特点，这篇文章是最早以赋作为篇名的作品，也标志着赋这样一个文学体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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