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也记载了很多孔子弟子的话，而众多弟子之中，唯独曾参和有若被尊称为子（闵子骞只有一次被称为闵子，大概是漏掉了“骞”字），他们二人的话被记为曾子曰和有子曰，而其他弟子，则直呼其字，如子夏所说的话只记为子夏曰。前人据此判断，《论语》的最终编定者就是曾参和有若之门人。
孔子死后，诸位弟子回忆夫子之言，将其笔之于书，形成了《论语》的雏形。后来，曾参和有若的弟子们在将《论语》编定成书之时又增加了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是曾参、有若及子夏诸人的话，这是他们亲耳所闻；
第二部分是他们不知从何处所得的孔子的话，其来源不甚可靠。
来源不甚可靠的第二部分，都包括哪些章节呢？其实我们今天无法明确断定不可靠的是具体的哪一章。下面，兄弟只是指出这些章节的可疑之处以及判断依据。
众所周知，《论语》记录的主要是孔子所言，而孔子的话，大致可分作两类：
第一类是孔子与他人的对话；
第二类是孔子的自言自语。
先说第一类。
若谈话对象是自己的弟子门人，孔子的话则直接记为“子曰”。“子”是对男子的尊称，记作“子曰”是为了体现弟子对老师的尊重。这样的例子满篇皆是，无须摘录。若是谈话对象为鲁定公、鲁哀公、齐景公、季康子等地位比孔子尊贵的国君和卿大夫时，都会记作“孔子对曰”或是“孔子曰”，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地位没有他们尊贵，此时也不能在他们面前展现对孔子的尊敬，所以，为了体现贵贱有别，弟子们都记作“孔子曰”。如：
0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
1211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1217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
当孔子的谈话对象是与其地位相当的大夫，或是其他非师徒关系的人，孔子所言也被记作“孔子曰”。
0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
1432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
再说第二类。孔子的自言自语，有的记作“子曰”，有的却记作“孔子曰”，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或许各位会问，记作“子曰”或是“孔子曰”，分析弟子的记录方式有什么用呢？这个跟它们的来源是否可靠又有什么联系？各位不可大意，虽然只一字之差，其中却大有文章。
首先，第一类中，孔子与人对话，若对象地位比他尊贵或是与他平等，他的话便被记为“孔子曰”，若对象为弟子门人，他的话便被记作“子曰”，这两种情况都是正常的。但是，有几章是弟子与孔子的对话，却也记作“孔子曰”，这就有些不正常。如：
1706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子张为弟子，他向老师问仁，完全可以像其他章节一样，记作“子张问仁”即可，为什么后面要加上“于孔子”呢？而且，孔子的回答记作“子曰”即可，为什么要记作“孔子曰”呢？因此，这一章的来源就不太可靠，或许不是来自于子张或是子张的弟子。
其次，我们说第二类。
孔子的自言自语，前十五篇绝大多数都记作“子曰”，而在第十五篇之后，很多却被记作“孔子曰”，如1601到1611这几章。既然是孔子说的话，直接记作“子曰”就好了，为何要改变一贯的规律而记为“孔子曰”呢？可见，这些话其来源也不甚可靠，并非出自孔子亲传弟子之所记。为什么这么说呢？
到战国之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有老子、墨子、韩非子等等，一两句号称是孔子所说的话，在人们之间流传，若只记作“子曰”就无法与老子等人相区别，所以必须记作“孔子曰”方能让人明白，这个“子”不是老子，也不是墨子，而是孔子。这些话从产生至传入《论语》的最终编定者耳中，经过了不止一人。大概的情形是：曾参、有若的弟子们在编定《论语》时，或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一些话，或是不知从何处得来一些断简残篇，不加甄别便将它们增入《论语》之中。崔述据此推断，《论语》的最后五篇内容驳杂，其中很大一部分没有前十五篇来得可靠，兄弟也很赞同崔述的判断。后五篇中的一部分内容，确实很值得怀疑，其中有很多话看起来不像是孔子所言，如：
1604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1605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1606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1607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1608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1610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1708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2002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什么三友、三乐、三愆、三戒、三畏，还六蔽和九思，在前十五篇之中，就某一具体问题，孔子最多谈及两三条原则或方法而已，哪像上面这几章，动不动就列举出三条、五条，甚至六条、九条？孔子哪有这闲工夫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学说，详细总结出这么多条心得体会并且熟记于心？今天孔子对某个弟子说“君子有九思”，过几天这个弟子再去问孔子，到底是哪九思？我猜多半连孔子自己都说不全。
还有下面几章，更是可疑：
1809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太师是鲁乐官之长，挚是其名。亚饭、三饭、四饭则是贵族用餐时在一旁演奏乐曲的乐官，干、缭、缺是他们的名字。
鼗，音淘，一种小鼓。鼓、播鼗、少师、击磬也是乐官之名，方叔、武、阳和襄则是他们的名字。
前人的解释是，这些人看到鲁国礼坏乐崩，三桓僭越，国家衰乱，所以散落四方。那我就要问了，这些人一个适齐，一个适楚，一个适蔡，一个适秦？每个人各自选择一个国家，而不是四人只奔往同一个国家？哪有这样的巧合？退一步讲，前四人选择不同的国家，并非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可是后面四个人，一个入于黄河，一个入于汉水，还有两人入于海，这可能吗？逃往河海之间如何生存？再说，这又是谁亲眼所见？有谁真的跟踪了这几个人，看到他们入于河、入于海了吗？孔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治学如此严谨的孔子怎么能说出这些不靠谱的话呢？朱熹也明白地承认：“此记贤人之隐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
1810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周公是指周公旦，鲁公是指他的儿子伯禽，史书中有关伯禽的事迹很少，而他与周公的对话更是几乎没有，所以这句话多半是后人附会，不可信。
1811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娲。
这八个人已完全不可考，有人说是周成王时人，有人说是周宣王时人，还有人说，这八个人的名字中叫伯、仲、叔、季的各有两人，大概是一母所生的四对双胞胎，这更是齐东野人之语，不足一辩！
2001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这一章，内容上前后不连贯，且未指明“谨权量”以下的文字到底是谁所言，似乎是编纂者杂凑而成。而尧对舜所说的那一段话，也不足信。兄弟认为，尧舜禹这些上古人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们所说的话却不可信。众所周知，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夏代时有没有形成系统的文字，目前还没有考古学上的证据，更别提尧舜之时了。所以尧舜等人所说的话，根本不可能形成文字记录流传后世。若说是口耳相传，或许有这个可能。因为中华文明一直未曾断绝，正如子贡所言，尧舜禹汤这些先王之道在于人，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但是，从尧舜之时到孔子，其间不下两千年，孔子所领略的尧舜之道或许不假，但孔子听闻的话则绝不是尧舜所说的原话。
2003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这一章其实是后人附加于此，本不是《论语》的一部分。定州汉墓出土的竹简《论语》，第二十篇只有前两章，第三章的内容用两个小圆点与前文相隔，以两行小字书写。我们可以推断，这一章应是附加的内容，并非《论语》原有。
但推断终究只是推断，今天我们无法找到确凿的证据来证明上述几章的不可信。不过，宁过于缺而不过于滥，所以前面列举的这几章，我们不必相信它们一定是孔子所言，只不过有些话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在本书中兄弟只是谨慎地加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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