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天之道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字面理解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
持有超出自己需要（欲壑难填、贪得无厌）东西的人，不如适可而止。神经过敏、疑神疑鬼的人，不能自保。
持：遵守不变。盈：.多余。已：止，罢了。揣：估量，忖度。锐：感觉灵敏。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咎。
金玉满堂的人，没有守得住的。有钱有势而且骄横跋扈的人，就会种下恶果。
咎：过失，罪过，怪罪，处分等。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功成名就激流勇退的人，就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此乃顺应天道之人。
遂：顺，如意。
1、通俗理解
老子用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告诉我们：生在天地间的人应该怎么做。
从古到今，那些占有欲极强的人，那些统治欲极强的人，那些唯利是图、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人，没有哪一个是有好下场的。非但自己的荣华富贵不能长久，还会遗臭万年留下千古骂名。还是老子说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才是真理啊！
从古到今，那些神经过敏、疑神疑鬼的人，那些机关算尽、暗藏杀机的“阴谋家”，那些处心积虑、以权谋私奸邪小人，那些祸国殃民、陷害忠良的乱臣贼子，没有哪一个不会败露的，他们害人最终的结果是害己，所以，无论他们何等有“智慧”，最终的结果他们都难逃“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下场。
那些金玉满堂、腰缠万贯、富可敌国的人，他们占有的是属于别人的资源，他们消耗了不该他们消耗的资源，如果他们不乐善好施、行善积德，他们的财富没有守得住的，“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就是他们最终的归宿。
那些有权有势却没有良好的品行的人，往往都会骄横跋扈，他们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他们会遭到很多受害人的诅咒，会种下恶因，最终会得到恶报，“富贵而骄，自遗咎。”就是老子给他们下的结论。
功成名就、激流勇退的人，他们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他们会得到人民的称颂，会留下千古美名，他们才是顺应天道之人。
2、物极必反
老子本章提出了“持而盈之”“揣而锐之”“金玉满堂”“富贵而骄”“功成名遂”这些已经到了极限的坏事和好事，精辟的论述了中国人的辩证法哲学思想：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向相反方面转化。
《吕氏春秋》中《博志》篇有这么十二个字：“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
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中：“夫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天地之常也。”
《淮南子》中的《道应训》篇：“夫物盛而衰，乐极则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其中“乐极则悲”一句后来发展成“乐极生悲”，与“物极必反”结合，就成了“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的民谚。
《汉书·东方朔传》也留下一句名言：“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指出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发展规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老子这一思想，至北宋，程颐明确使用了“物极必返”一词。他认为，阴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故万物本身包含着对立，以至互相摩荡，形成往来屈伸的运动。其运动达于极点，即向反面变化,故万物呈现为盛极必衰,动极必静等情况。这就是“物极则反，事极则变”。他又认为，万物消长盛衰，周而复始，而阴阳变化的原因是由于理的存在，即所谓“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程颐把先秦以来“物极必反”的思想，发展成为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3、中国历史上的大奸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咎。”老子的这段话，好像是对历代奸臣命运的总结。
严嵩(公元 1480～1567年)，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严嵩在嘉靖朝权倾一时，位高权重，和其子严世蕃父子两利用手中的大权贪赃纳贿，大肆搜刮，可谓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严家的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京城，严府连三接四，高墙峻宇、巍峨壮观，府第前还修建了一座大花园，园中珍禽异鸟，奇花名草，应有尽有；更令人惊叹的是，严嵩动用工役开凿了一片人工湖，面积约有几十亩，湖光云影，画船雕梁，更显得严府的富丽堂皇。象这样的宅第，严嵩在他的家乡——江西分宜连修了五座，座座壮丽豪华，美奂美仑。说起深宅大院中的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就连严府的豪仆，也有几个家财万贯的。到后来，严嵩父子东窗事发被抄家时，共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他珍玩宝物，价值连城，无以计数。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
魏忠贤（1568年~1627年），原名李进忠。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人。出身于市井无赖，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佑庇。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明熹宗是个“木匠天才”，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天启五年（1625年）诬陷东林党的左光斗、杨涟、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等人有贪赃之罪，大肆搜捕东林党人。天启六年，魏忠贤又杀害了高攀龙、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人，东林书院被全部拆毁，讲学亦告中止。至此，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极受宠信，被封为“九千岁”，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什么“五虎”、“五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位以后，遭到弹劾，被流放凤阳，在途中畏罪自杀。
和珅，乾隆十五年（1750年）~嘉庆四年（1799年），纽祜禄氏，字致斋，原名善保，满洲正红旗人，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宠臣，以巨贪而出名，2001年，曾入选《亚洲华尔街日报》世界级富翁行列。他也是十八世纪首富。乾隆年间大贪官何绅富甲天下，搜尽天下珍宝，恭王府里有一间何绅住的房子，地上铺的全是用上等翡翠做的地砖。和绅深信翡翠有“镇惊防邪”、“驱灾避险”等神奇护身的功力，所以身上戴的牌饰，吃饭用的筷子、喝水用的茶杯都是用翡翠做成，就连抽烟用的烟管也是翡翠做成。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未几，正月十三，嘉庆皇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贪银8亿两（折合人民币3600亿），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相等于当时清政府15年至20年的岁入。史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原判凌迟，后改赐和珅狱中自尽。其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
历史上诸如赵高、杨国忠、秦桧、贾似道、胡惟庸、王振、严嵩父子、魏忠贤、和绅等等贪官污吏，他们的下场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持而盈之、揣而锐之、金玉满堂、富贵而骄。”大凡所有的贪官污吏都可谓样样俱全，其下场在老子的论述中都一一应验。
4、功成身退
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中国人“物极必反”的哲学思想。不仅仅是指贪官污吏，贪得无厌最终恶报缠身。同样也针对立下“盖世奇功”的功臣，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物极必反”的过程，“盖世奇功”的本身就是“荣誉”达到“极端”的表现，“盖世奇功”的反面很有可能就是对应着“千古奇冤”。避免“盖世奇功”出现“物极必反”的方法，只有“急流勇退”才能避免“极限”的到来。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句流传千古的名言，是吴王夫差被范蠡包围时写给范蠡的，范蠡深通此道，“盖世奇功”以后就飘然而去了，而与他并肩作战的文中却没有逃脱“千古奇冤”的厄运。听起来让天下有识之士非常伤感，但是其中蕴涵的哲理却非常发人深省。
千百年来一幕幕惨剧浮现于眼前。汉高祖刘邦诛杀异姓王；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等等不胜枚举。老子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看到了这一点，“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功成身退”范蠡就是其中最典型代表，他辅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打败吴国称雄诸侯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这里就不再罗嗦了。但是功成名就以后，他一叶扁舟带着西施（传说）飘然离去。从此开始经商。今天商人们供奉的“陶朱公”就是范蠡。范蠡既能治国用兵，又能齐家保身，是先秦时期罕见的智士，史书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从古到今功成身退的人也很多，诸如：周公、管仲、鲍叔牙、老子、鬼谷子、孙武子、孙膑、范蠡、王翦、张良、曹参、陈平、房玄龄、郭子仪、曾国藩等等。他们都立下了盖世奇功，但是他们都能够不居功、不自傲、激流勇退。
陶朱公
范蠡，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他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年青时，就学富五车，上晓天文、下识地理，满腹经纶，文韬武略，无所不精。然纵有圣人之资，在当时贵胄专权、政治紊乱的楚国，范蠡却不为世人所识。他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
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zuì）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吴王阖闾阵亡，因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景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范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吴国，献“卑辞厚礼，乞吴存越”之策。议和后“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 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范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zhù）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里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范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范蠡认为在有功于越王之下，难以久居，“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深知勾践其人“长颈鸟喙（huì）”，可与共患难，难与同安乐。“吴王亡身余杭山，越王摆宴姑苏台。”在举国欢庆之时，范蠡急流勇退，遂与西施一起泛舟齐国，变姓名为鸱（chī）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只是民间传说，事实上，范蠡隐退时已经68岁高龄，而西施要比范蠡小的多。但是人们总愿编织出英雄美人的佳话，因此才有泛舟五湖这一说。但史实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仗义疏财，施善乡梓，范蠡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
一身布衣，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就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与，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中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范蠡的军事宗旨：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范蠡著名的经济思想：“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点评
作为历史人物，范蠡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关注。关于对他的评价，历代统治者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表彰范蠡，为什么？因为范蠡不是忠臣，他见机行事，巧妙脱身，这在统治者看来，不够忠心耿耿，既然不是忠臣，故范蠡的名气似乎比不上诸葛亮、岳飞。
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范蠡功成名就，急流勇退，见好就收，正表现了他的人生智慧。在中国古代，由于政治形势险恶，不少士人厌恶官场，躲避政治，以隐居保全自身。汉初张良助刘邦打败项羽，及时隐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避免了杀身之祸。陶渊明更是远离政界后，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潇洒田园生活。不过，张良、陶渊明仅仅保全个人，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而范蠡则是凭借对社会、对人民的关爱之心，为经济发展、商业繁荣作贡献，为社会献爱心，他的胸怀更宽广，思想境界更高尚！唐代诗人汪遵有一首《五湖》诗，对范蠡大加赞扬：“已立平吴霸越功，片帆高扬五湖风。不知战国官荣者，谁似陶朱得始终。”
张良急流勇退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汉高祖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汉十年(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公元前195年4月，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刘盈即位。刘盈“人为仁弱”，朝廷实权操在吕后手里。吕后对张良曾设计保太子之功感激不尽，对张良帷幄运筹、决胜千里的超人才智更是由衷佩服。她设盛宴把张良召进宫来，希望张良出山辅佐惠帝，起衰振懦，扶上正道。对张良的学道之举不以为然，劝曰：“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并“逼”着张良喝了美酒，吃了山珍海味。张良回去后，上吐下泻了一番。他对吕后太了解，以他的精明洞达，岂能不会预见到日益壮大的吕氏集团与根深蒂固的刘氏集团将会有一场流血拼杀！对吕后请他出山扶持惠帝之举，他不敢当面拒绝，请求容他回去仔细考虑一下。吕后不敢逼得太紧，答应了。可是张良回去后就在人间“蒸发”了。以致张良死在何年何月，史家也只能界定在公元前186—189年之间。总之，张良离开长安后，又悠哉了六至九年才离开人世。他到底哪里去了呢？无人能回答。
点评
统一天下，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
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