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亩三分地，多用来指代个人的小圈子或势力范围，属于中性稍带贬义的词汇。为什么是“一亩三分”，而不是“二分”、“四分”？这里还有很多来由和趣事。
北京先农坛是全国规模最大、祭祀等级最高的、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祭农场所。明、清两代的帝王多次御驾亲临，在先农坛举行“躬耕典礼”。先农坛为皇帝举行躬耕典礼而开辟的“耕藉田”俗称“一亩三分地”，被规整地分为12畦。耕藉田正北观耕台，为皇帝在行躬耕礼后观看众臣从耕之所。
皇帝的“一亩三分地”里打下的五谷可不是供凡人食取的，它被藏入号称“天下第一仓”的先农坛神仓中以供祭祀之用。可以想象当年帝王们头顶遮天蔽日的五彩大棚，身着飞金走银的皮弁服（皇帝行躬耕礼时的专用服装），在百官祝禾辞的伴奏下扶犁、执鞭徐徐行于平畴之上是多么惬意！
北京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时期。
当时明成祖迁都于北京，建立了位于京城南郊的合祀先农、五岳、五镇、四海、四渎、风云雷雨等诸神的山川坛，建筑布局礼仪规制“悉仿南京旧制”。虽是合祀，但先农之神有独立的神坛，其在山川坛中的地位也要比其它神祗为高。按太祖定制，每年要在坛内举行祭农、耕藉典礼，以示劝农从耕。那时的山川坛规模远比后日为小，简陋，按礼制所定山川坛南郊之祀为中祀，皇帝或亲祭或遣官致祭，因而建筑规模、等级不能与大祀之坛相比。
嘉靖帝时，更改祭祀礼仪制度。山川坛仍为中祀之坛，但建筑数量、布局均发生了变化。改造后，更山川坛之名为神祗坛。三万历时，为贮存藉田所获，并备京城各坛庙粢盛之用，于原旗纛庙与斋宫间辟建神仓，同时改神祗坛为先农坛。从这时起，先农坛之名才正式确立起来。
清代承袭了明代的祭农之制。顺治十一年（1654年）始恢复祭农行耕藉礼，把劝农从本提到重要日程。雍正帝甚至每年亲莅先农坛，并颁诏命全国设立地方先农坛，把对先农之祀变为国家重要祀典。至乾隆帝时，国富民安，于是大兴土木，对先农坛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改建。乾隆帝还令坛内空地广植松柏，以利圣洁。经过改造，先农坛各处功能更为明确，其布局形式延续至今。
清代为了适应繁冗的祭祀过程，避免亲耕时出现差错，清帝从雍正时起就有演耕之习，甚至亲植稻谷。每次耕藉之礼，都搞得并井有条，特别隆重。然而历史上也有过唯一一次失败的耕藉礼，因为失败，两位知县和一位知府受了严厉处分，这大概还鲜为人知。
事情发生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三月，嘉庆帝按祖上的礼制到先农坛祭祀先农，行耕藉礼。和以往一样，先在俱服殿更换龙袍，后来到“一亩三分地”中。这天伴驾的有睿亲王端恩，克勤郡王尚格，庆郡王永璘，礼部尚书穆古登额，刑部右侍郎熙昌等。
嘉庆帝开始躬耕了，然而顺天府准备的耕牛，失去了往日的乖顺，不服驯导，说什么也不往前走，这时只好更换备用的牛只，不成想它们还是不服驾驭，御前侍卫十余人，忙得不可开交才勉强四推，嘉庆帝登上观耕台，观其王公九卿从耕，但他们所用的耕牛，更是不听驯服，甚至有的牛四处逃跑，不仅不能终亩，这简直是有侮皇威。这时皇颜大怒，耕藉为劭农大典，岂能当成儿戏？顺天府供备牛只，平时不勤加演习，玩忽从事。于是嘉庆帝下令，将专司供办的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先行革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顺天府尹费锡章等专职人员及其他兼管人员也都“交部议处”。以往的奖赏这次全部停给。
当然，以后就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顺天府尹及督率所属，都先期认真教演，驯导耕牛，再也不敢触怒龙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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