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朱子论格物
以上分章略述朱子所论各项心学工夫，其言静敬，言涵养省察，大体是承袭前人，而加以一番审辨与论定。其言克己与立志，则创辟新义，有未为北宋以来理学诸家所特加重视者。然朱子论心学工夫最要着意所在，则为致知。悬举知识之追寻一项，奉为心学主要工夫，此在宋元明三代理学诸家中，实惟朱子一人为然。欲求致知，则在格物。就理学家一般意见言，心属内，为本。物属外，为末。理学家所重之理，尤在心性方面。心性之理，则贵反求而自得。朱子不然，认为内外本末，须一以贯之，精粗具到，统体兼尽。此为朱子在一般理学思想中之最独特亦最伟大处。故朱子不仅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实欲自此开出理学之新趋。后人莫不知朱子讲格物，乃于其所讲格物精义，则颇少能继续加以阐发与推进，此乃一大可惋惜之事。此章当略述朱子之格物论。
格物之说，最先亦由伊川提出。伊川云：
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矣。穷其理，然后足以致知。欲思格物，则固已近道矣，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收其心而不放即是敬，是则由伊川之说，乃成为格物亦即敬之工夫。伊川又曰：
欲致知，须要格物。物不必谓事物然后谓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万物之理，但理会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觉处。
此处特说物不必谓事物，意中似仍以一身之中之所谓心者为主要。又曰：
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然，皆穷理也。或问格物须物物格之，还是格一物而万物皆知。曰：怎生便会该通，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
此条言穷理，主要在人文界一切人事上。其言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言物字，恐人误会到外物上去，言件字，则显指人事。
朱子于伊川言格物，备极推崇，其言曰：
程子之说，切于己而不遗于物，本于行事之实，而不废文字之功。极其大而不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学者循是而用力焉，则既不务博而陷于支离，亦不径约而流于狂妄。既不舍其积累之渐，而其所谓豁然贯通者，又非见闻思虑之可及。是于说经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谓反复详备，而无俟于发明矣。若其门人，虽曰祖其师说，然以愚考之，则恐其皆未足以及此。
朱子历辨程门后起说格物者凡五家，又继起者一家。一为吕蓝田大临之说，朱子非之曰：
必穷万物之理，而专指外物，则于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但求众物比类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异，则于理之精微者有不察矣。
蓝田初学于横渠，横渠卒，乃东见二程。朱子于程门最取蓝田，然蓝田之论格物，偏指外物，又重其同，忽其异，故朱子非之。
其二为谢上蔡之说，朱子非之曰：
穷理以恕为本，则是求仁之方，非穷理之务。先其大，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一处通而一切通，乃程子所不敢言。
其三为杨龟山之说，朱子非之曰：
反身而诚，乃物格知致以后事，非以是为格物之事。亦不谓但务反求诸身而天下之理自无不诚。
其四为尹和靖之说，朱子非之曰：
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为非程子之说，岂其习纲于持敬之约，而厌于观理之烦耶。
其五为胡文定安国之说。朱子非之曰：
其曰物物致察，是不察程子所谓不必尽穷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转归己，是不察程子所谓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强，察地势以厚德，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拟其已着之迹，而未尝如程子所谓求其所以然，与其所以为者之妙也。
其六为胡五峰之说，朱子非之曰：
所谓即事即物，不厌不弃，而身亲格之以精其知，得致字向里之意。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又有合乎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语意颇伤急迫，既不能尽其全体规模之大，又无以见其从容潜玩积久贯通之功。
又曰：
此段本说得极精，然却有病。只说得向里来，不曾说得外面，所以语意颇伤急迫。盖致知本是广大，须用说得表里内外周遍兼该方得。
以上前五家中，谢杨尹三人，最为程门亲炙，而失师旨最远。吕与叔先师横渠，胡康侯于程门为私淑，其失皆偏在外，与谢杨尹三人所失之偏在内者不同。程门之教，本不免有偏重在内之势，故得之亲炙者，所偏亦在此。吕胡两人则听偏转在外。独五峰一人，已起南渡之后，于程门为最远，而其说独为朱子所取。朱子每以五峰继横渠，称其能为精义之学，然朱子于五峰说格物，仍所未满。朱子虽极推伊川，然迨其自立说，其精神意趣，亦实非伊川之说所能范围。此处亦可窥朱子学从伊川之转手处，亦即是朱子学之递年转进处。居今而论，理学家所标出之格物一义，亦必至于朱子而始得其大成。
朱子言格物，其最后结论，即见于《大学章句》之《格物补传》。今可不问《大学》是否为孔氏之遗书，亦可不问古本《大学》是否有阙，要之考论朱子格物思想，则必以《大学格物补传》为其主要之依据。今先录《补传》全文如次：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或讥朱子此处分心与理为二，不知一体两分，两体合一，此正朱子思想大体系所在，亦是其最著精神处，不得徒以分两说之为嫌。何以谓即凡天下之物，朱子说之曰：
这道理尽无穷，四方八面无不是，千头万绪相贯串。
千头万绪，终归一理。
道理散在事物上，却无总在一处底。
这个道理，精粗小大，上下四方，一齐要着到。四边合围起理会。
常人之学，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说，故不见四旁，以起争辨。
圣人则中正和平，无所偏倚。
萃百物，然后观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须撒开心胸去理会。
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像。
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空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
如一个桶，须是先将木来做成片子，却将一个箍来箍敛。若无片子，便把一个箍去箍敛，全然盛水不得。
不是一本处难认，是万殊处难认。
须是内外本末，隐显精粗，一一周遍。
上诸所引，皆是朱子论学之最著精神处。其批评五峰，谓其颇伤急迫，既不能尽其全体规模之大，又无以见其从容潜玩积久贯通之功。即以朱子言回视伊川所言，虽朱子自称乃窃取程子之意以作此《补传》，但两人间精神意味亦显然不侔。此见朱子心中理字，其涵义之广狭虚实，要自与当时一般言理者有辨，此必直探之朱子之理气论，乃见朱子《格物补传》立意之所本。
朱子又辨格物与穷理两语有不同。朱子曰：
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
《补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语亦重要。朱子说之曰：
要于本领上理会。
要从那知处推开去，以至于无所不知。
今日学者所谓格物，却无一个端绪，只是寻物去格。
即如阳明格庭前竹子，正是无端绪寻物去格也。
《补传》又曰，以求至乎其极，此语亦重要。朱子说之曰：
人谁无知，为子知孝，为父知慈，只是知不尽。须是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唤做光。然逐渐开划得大，则其光愈大。肠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当慈孝之类。但若有知未透处，这里面便黑了。
所谓求至乎其极者，正是要人得一透底之知。否则如为子知孝，为父知慈，亦只是一穴之光，里面便黑，济得甚事。所以说：
致知所以求为真知。真知是要彻骨都见得透。
知要真，要透底，要彻骨，故又曰：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会，知至便是此心透彻。
如何能使此心透彻，则仍只有从心上去推致。
如宣王因见牛发不忍之心，便就此扩充，直到无一物不被其泽，方定致与格，只是推致穷格到尽处。凡人各有个见识，不可谓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知爱其亲，长知敬其兄，以至善恶是非之际，亦甚分晓。但不推致充广，故其见识终只如此。
格物须是从切己处理会去。
若只泛穷天下万物之理，不务切己，即是遗书所谓游骑无所归。
或问李延平教人穷此一事，必待其融释脱落，然后别穷一事。程伊川则谓若穷此事未得，且别穷一事，二说如何？朱子说：
如造化礼乐制度等事，卒急难晓，只有且放住。若平常遇事，这一件理会未透，又理会第二件。第二件理会未得，又理会第三件，恁地终身不长进。
此下再说豁然贯通，朱子说：
须是穷得理多，然后有贯通处。
心无限量，如何尽得？物有多少，亦如何尽得？但到那贯通处，则才拈来便晓得，是为尽。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濂溪通书，只是说这一事。
不可尽者心之事，可尽者心之理。
格物所以明此心。
所谓明此心，则只是要此心真知，有透底彻骨之知。如此才可谓穷得理。穷得理多而到豁然贯通之境界，则此心之理已尽。
到那时，有插生一件差异底事来，也都识得他破。只是贯通，便不知底亦通将去。
朱子格物大义，大体具如上述。兹再撮述要旨。一、朱子所论格物工夫，仍属一种心工夫，乃从人心已知之理推扩到未知境域中去。二、人心已知之理，如慈孝，如见牛而发不忍之心等，推扩所至，则礼乐制度治平之道，以及宇宙造化，种种物理现象，皆包在内。三、朱子所论理，认为万理皆属一理，理不离事物，亦不离心。理必寓于事物中，而皆为吾心所能明，所能知。四、人心自然之知，如知慈孝，如知不忍，非即是穷理后之知，必待穷理以后之知，乃始为透底彻骨之真知。五、专务于内，从心求理，则物不尽。专务于外，从物穷理，则心不尽。物不尽，心不尽，皆是理不尽。必心物内外交融，达至于心即理之境界，始是豁然贯通之境界。至是而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至是而始是理尽。盖从外面言，万理皆属一理。从内面吾心所知之理言，亦将知其皆属一理，乃谓之贯通。故格物是零细做工夫，而致知则是得到了总体。
若从现代观念言，朱子言格物，其精神所在，可谓既是属于伦理的，亦可谓是属于科学的。朱子之所谓理，同时即兼包有伦理与科学之两方面。自然之理，乃由宇宙界向下落实到人生界。人文之理，则须由人生界向上通透到宇宙界。朱子理想中之所谓豁然贯通，不仅是此心之豁然贯通，乃是此心所穷之理，能到达于宇宙界与人生界之豁然贯通。故朱子特举濂溪《通书》，谓其只是说这一事。盖因朱子心中认为周濂溪乃始是能将宇宙造化与人文治平之两方兼融交尽归于一致，而二程则犹有所未尽。故朱子说格物，虽上承伊川，而其标示格物之终极理想，则必举濂溪以为例。
今专就朱子个人之学问途径言，不仅对于人生伦理及于治平大道，均所研寻。即在近代人观念中之所谓自然科学，朱子亦能随时注意。论其大者，如在天文学地质学方面，朱子皆曾有几项极深邃之观察与发现。就自然科学之发明史言，朱子所创获，尚有远在西方科学家之前，而与之不谋而合者。故朱子之论格物，不仅是一套理想，实亦是朱子平日亲所从事的一番真实之自白。
（二十二）朱子论象山
以上略述朱子论格物，亦可谓乃是朱子言心学工夫之画龙点睛，最后结穴之所在。此下当略述朱子与象山两人之意见相异。
后人言朱陆异同，率谓朱子乃理学，象山乃心学，其说之误，已辨在前。其实两人异见，亦正在心学上。
言朱陆异同，必首及于鹅湖之会。象山兄九龄《复斋》一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
象山和之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此两诗，可见当时二陆要旨。然象山谓《复斋》诗第二句微有未妥。因《复斋》言古圣相传只此心，则欲传圣人之心，仍须读圣人之书，自不免要留情传注，寖及支离。象山改为斯人千古不磨心，则今日之我心，便是往日圣人之心。所谓此心同，此理同，直从己心契入，岂不易简。传心之说，朱子实已早发在前。朱子又曰：
心与理，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人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
凡学先要明得一个心。
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此诸语，亦可谓乃是当时理学家共同信守语，朱陆异见，并不在此。
朱子又曰：
施之君臣则君臣义，施之父子则父子亲，施之兄弟则兄弟和，施之夫妇则夫妇别，都只由这个心。
人只要存得这些在这里，则事君必会忠，事亲必会孝，见孺子则怵惕之心便发，见穿窬之类则羞恶之心便发。合恭敬处自会恭敬，合辞逊处自会辞逊。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谓道，亦此心也。修道之谓教，亦此心也。以至于致中和，赞化育，亦只此心也。
人只是此心，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后，与天地相为终始，只此一心。
若尽从此等处看，朱子与象山并无异见。然朱子又谓：
人心所见不同，圣人方见得尽。今陆氏只要渠心里见得底方谓之内，才自别人说出，便指为外。所以指文义而求之者皆不为内。只是专主生知安行，学知以下一切皆废。
简策之言，皆古先圣贤所以加惠后学，垂教无穷，所谓先得我心之同然。凡我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不同，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
此处乃是朱陆两家意见分歧处。朱子言人心之体，从大处说来，无内外，无古今，古圣贤所说，乃先得吾心之同然。此则同是一心，不须分别，若只把现前当下来看己心，则不免规模窄狭，不复能取人之善。
又曰：
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是乃所谓传心。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其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
此较前说更深一层。就圣人言，则圣人之道固一本于圣人之心。就后之学者言，则必学圣人之道而后乃能知圣人之心。此一曲折，便会转入二陆所谓支离与精微的路上去。而且又说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则更似转到外重内轻，把圣人心来作己心准则，与象山意见似更相远。
朱子又曰：
如孝弟等事，数件容先做底，也易晓。若是后面许多合理会处，须是从讲学中来。不然，为一乡善士则可，若欲理会得为人许多事则难。
盖孝弟等事，质美者亦可以生知安行。其他许多人事，则无不从讲学中来，然亦不得摈之在己心之外。故朱子谓陆子静杨敬仲有为己工夫。若肯穷理，当甚有可观，惜其不改。穷理则即是讲学中事。朱子又曰：
孝悌忠信，若浅言之，则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间更无立脚处。故圣人之教，未尝不以为先。若极言之，则所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圣人一贯之妙者，亦不过如此。故大学之道，必以格物致知为先，而于天下之理，天下之书，无不博学审问谨思明辨以求造其义理之极。然后因吾日用之间，常行之道，省察践履，笃志力行，而所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贯之者，乃可言耳。盖其所谓孝悌忠恕，虽只是此一事，然须见得天下义理表里通透，则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个死底孝悌忠恕。虽能持守终身，不致失坠，亦不免为乡曲之常人，妇女之检柙而已。何足道哉。
此处即是《大学格物补传》之所主。在朱子意，孝弟忠信，只属小学事。只是人之常行，日用之间一立脚处。圣人之教亦以是为先。但若极言之，孝弟可以通神明，忠恕可以达一贯，但其间必经过大学一番格物之教，讲学穷理，大有事在。否则
只理会得门内事，门外事便了不得。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若不博学，气质纯底，将来只成一个无见识底呆人。若是意思高广底，将来遏不下，便都颠了。
所以又说：
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令之所谓识心者，乃将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议愈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
此等话，在朱子，亦并不一一针对象山而发。当时理学家风气，过分看重了心，看轻了事。又谓理在心，不在事。又因是而看轻了向外面去求知识。故朱子要说：
根本枝叶，本是一贯。身心内外，原无间隔。
此处所提本末内外，似乎是当时一般理学家所共同认为的一项重要区别。即如二程，向不提及濂溪之《太极图》，又不和康节谈数学。伊川于横渠《正蒙》，则谓其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明睿之照本于内，考索所至则在外。伊川又谓有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德性之知本之内，见闻之知求之外。此在二程，亦显见有重视内本轻忽外末之倾向。程门诸儒，此一倾向益显。朱子虽宗二程，然言下竭力要泯此内外本末之隔阂。其为《六先生赞》，于二程外又增入周张邵马四人。又在二程中，自谓较近伊川。若从此方面推扩，则理学风气，将为丕变。然在一般理学家眼光中，则朱子似终不免有在枝叶上用力，近乎有驰外之嫌。象山兄弟，实亦以此意见看朱子。象山极重明道，而于伊川则颇致不满。朱子之言象山，则曰：
看子静书，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
又曰：
陆子静之学，只管说一个心本来是好底物事，只被私欲遮了。若识得一个心，万法流出，更都无许多事。
在朱子意，亦同样主张一切须自我胸中流出，亦主张万法都从心中流出，但又另开一面，主张从外面流入，来广大己心，发明己心。此一面，象山则谓之是支离。朱子又谓自明道转出谢上蔡，自上蔡转出张旡垢，又自旡垢转出了陆象山。象山自谓得之孟子，但朱子则指其亦从程门来。后人袒护象山，谓象山之学亦源自明道，其实朱子已早发此意。
朱子又曰：
抚学有首无尾，浙学有尾无首。
抚学即指象山，浙学则导自朱子老友吕祖谦东莱。但若要在二者间择取其一，朱子则宁取抚学。若不先有内本，则失却了理学传统精神。但朱子则更要由本及末，由内向外，有了首还要有尾。至若有尾无首，则将更遭朱子之呵斥。
由上所述，可见在朱子心目中，象山地位极高，朱子极欲与象山密切讲论以归一是，并时欲对彼我两家异见得一调和。故曰：
自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自觉虽于义理上不敢乱说，却于紧要为己为人上，多不得力。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
此处朱子辞极谦退，然亦仍是牢守平日讲学宗旨，总是要本末内外一贯交尽。惟此项工夫，却甚难到达一恰好恰中之境界。往往不偏在这边，便易偏到那边。即朱子于北宋理学诸家中，亦只是要去短集长，求得一恰中恰好。而朱子对于自己工夫，亦时时有反省自谴之辞。在主意上则要不堕一边，而在工夫上，则每觉不遽是恰中恰好。若不明白到朱子这一番心境，则见朱子说话，往往忽彼忽此，像是没有定见。而象山听到朱子这一番说话，却云：
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
此一说，在朱子看来，亦并非不是。朱子所争，乃在知了尊德性以后，还须得道问学，不要尽靠在一边。不要尽把一边话来开导他人。此处恐是朱陆两家异见之症结所在。后人或有谓象山实是承接明道，伊川与朱子则走入歧途。从极严格之理学传统言，此亦不得谓之全不是。但朱子在理学传统中，意欲恢宏疆宇，廓开道路，把求知精神与博学精神充分加入，则此两家异见，自难调和合一了。
以上略述朱子论象山。朱子之于象山，又屡斥其近禅。象山近禅与否，此处不论。但朱子所以辟禅之意，则亦不可不知。此下当略述朱子论禅学。
朱子于佛书，亦多涉猎。尤其在早年，即深喜禅学。自从游于李延平，始一意专向于儒。朱子识禅甚深，故其辟禅，亦能中要害。惟当时理学家中浸淫于禅学者实多。程门诸贤，朱子谓其后梢皆流入禅去。故朱子辟禅，其实乃所以矫理学之流弊。其辟禅处，皆是针对当时理学作诤救。此层尤不可不知。
朱子有曰：
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
外事理于吾心，故曰二。合吾心于事理，故曰一。朱子又曰：
释氏只要空，圣人只要实。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
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方能义以方外。
然则只言敬以直内，不再言义以方外，岂不即成了禅学。所以朱子特有取于伊川敬义夹持之一语。或谓理学家言敬乃从禅学来，朱子则并不如此说，只说如释老等人却是能持敬。又说若单言敬，则易入禅学去。朱子又曰：
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虽说心与理一，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是见得不真。大学所以贵格物。
此处明言心即理，但必附带一条件，曰格物。格物是到达心即理之工夫。若非格物，则仍会走上心空路上去。又曰：
释氏言，但能识此运水搬柴之物，则亦无施而不可。盖其学以空为真，以理为障，而以纵横作用为奇特。与吾儒之论正相南北。
此斥禅家言作用是性之说。又曰：
龟山举庞居士云：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不知徐行后长乃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如曰运水搬柴即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可谓之弟耶。
谓作用是性并不错，但作用有合理不合理之辨。不能谓凡是作用即合理。亦不能谓求合理，即便非作用，不是性。故朱子特地欣赏伊川性即理也之一语。
朱子又谓释氏工夫磨擦得这心极精细，剥尽外皮，精光独露，遂误认此心为性。佛氏所谓法身，即指此心精光言。佛氏非以空为体，乃以此心精光为体。在此心精光中，不容着一物，故谓之空。此对禅学工夫，非真有研究者，不易说到。
禅家既认作用是性，于是遂认无适非道。朱子说：
须是运得水搬得柴是，方是神通妙用。若运得不是，搬得不是，如何是神通妙用？佛家所谓作用是性，便是如此。所以君子贵博学于文，无精粗大小，都一齐用理会过，方无所不尽，方周遍无疏缺处。
言博学，便须推扩到天地万物，这样便似转向外去，不专就心性上做工夫。象山所疑于朱子者在此。
朱子又说：
佛氏之学，与吾儒有甚相似处。如云：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又曰：扑落非它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识得心，天地无寸土。看他是什么样见识。区区小儒，怎生出得他手。此是法眼禅师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禅家，皆破其说，以为有理路，落窠臼，有碍正当知见。今之禅家，都是麻三斤、干屎橛之说，谓之不落窠臼，不堕理路，妙喜之说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转不如此说时。
又说：
禅只是个呆守法。如麻三斤、干屎橛，他道理初不在此上。只是教他只思量这一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久后光明自发。
如问如何是佛云云，胡乱掉一语，教人只管去思量，又不是道理，又别无可思量，心只管在这上，行思坐想，久后忽然有悟。
学禅者只是把一个话头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类，又都无义理得穿凿，看来看去，工夫到时，恰是打一个失落一般。便是参学事毕。庄子亦云：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但他都无道理，只是个空寂。
此处朱子即以禅宗工夫来证说禅宗境界。指出禅家参话头工夫之真实意义，即在所谓磨擦此心，剥尽外皮，精光独露。此一说法，乃是从妙喜书中得来。在理学家中，慧眼如炬，真能抉发禅家秘密，击中禅家病痛者，实惟朱子一人。其实二程提出敬字，也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乱，若只守这一敬，到头也还是一个空寂。所以朱子乃以敬义夹持格物穷理来代替了禅家之参话头。又以濂溪横渠穷究宇宙万象一路来代替了法眼一派。朱子意，要把一套崭新的儒学与理学来代替出自唐以来直到当时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的那一套禅学，其事也实在不容易。
问释氏入定，道家数息。曰：他只要静，则应接事物不差。曰：吾儒为何不效他恁地？曰：他开眼便依旧失了，只是硬把握。不如吾儒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或说：世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地便要运。曰：他不行不运固不是，只是吾辈运行又有差处。他是过之，今人又不及。
此条又说到老释守静，其实当时理学家主静也从方外来。开眼便依旧失了一语，说静坐之病最直截最恰切，清儒颜习斋又把教人静坐来诟病朱子，其所设镜花水月之喻，正即是朱子开眼依旧失了六字。朱子又说：他是过之，今人又不及，此亦指心地工夫言。要做到内外本末心事合一，无过无不及，恰中恰好，那是朱子心学之理想。
或问告子之学，曰：佛家底又高，告子底死杀了，不如佛家底活。今学者就故纸上理会，也解说得去，只是都无那快活和乐底意思。似他佛家，虽是无道理，然他却一生受用，一生快活。
此条说既要惬心，又要当理。若此心无受用，不快活，难免人要逃入禅去。但若使一切运用不能当理无差，亦振不起儒学传统。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一指点，乃理学兴起渊源所在。凡朱子论心学工夫，则要把握此两面。所谓孔颜乐处，亦在此两面上，不在任何一面上。
举佛氏语，曰：千种言，万般解，只要教君长不昧，此说极好。它只是守得这些子光明。吾儒之学，则居敬为本，而穷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处在此。
或以为释氏本与吾儒同，只是其末异。某与言，正是大本不同。只无义以方外，连敬以直内也不是了。
此分辨极重要。不能说佛家已得其体，再把儒家来加上纲用。亦不能说儒佛之辨乃是本同末异。据朱子意，内外本末原是一体，末正所以完其本，外正所以全其内。真有了此内，则必然有此外。真有了此本，则必然有此末。今既无外无末，便知非即是此内，亦非即是此本。
又曰：
释氏自谓识心见性，然所以不可推行者，为其于性与用分为两截。圣人之道，虽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于性之外。
朱子既辨禅家认作用为性，又说其分性与用为两截。因禅家所说作用，只说的是手能持，足能履，目能视，耳能听，犹如告子说食色性也，只是禅家说得更高更活。今谓其性与用分为两截者，乃指人生界之修齐治平乃及参天地赞化育之一切用而言。此等始所谓功用充塞天地，但却不能谓此等皆已违逆了人性，或离开了人性。
或问孟子言尽心知性，存心养性，释氏之学，亦以识心见性为本，其道岂不亦有偶同？朱子曰：
佛氏之所以识心，则必别立一心以识此心。其所谓见性，又未尝睹夫民之衷，物之则。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则物之所感，情之所发，概以为己累而尽绝之。心者，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惟其理有未穷，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不照。私或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体有所不存。圣人之教，使人穷理以极其量之所包，胜私以去其体之所害。因其一以应夫万，因其主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物，未尝曰反而识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释氏之云识心，则必收视反听，求其体于恍惚之中，此非别立一心而何。
此言禅家所认识之心，实与儒家所认识者大有不同。当时理学家多染禅学，不能辨此，而竞言识心，朱子剖析驳难，精卓畅尽，惜乎此处不能详引。要之，理学家言心性，佛家禅宗亦言心性，此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而惟朱子为能辟之豁如。朱子又言：
今人见佛老家之说，或以为其说似胜于吾儒，又或以为彼虽说得不是，不用管他。此皆是看他不破，故不能与之辨。
朱子自比其辟佛辟禅，如孟子之辟杨墨。在当时，朱子与学者门人往返书牍，当面问答，随机应对。此等人亦皆依据孔孟，称道伊洛，而不自知其浸染陷溺于佛说禅学中。朱子一一为之出正解，破迷误，使儒释疆界，判然划分，此固是朱子大贡献所在。然朱子又常称道禅林中人，谓：
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
某见在名寺中所画诸祖师人物，皆魁伟雄杰，宜其杰然有立。
某常道，他下面有人，自家上面没人。
又曰：
老佛亦尽有可取处。
惟朱子真识得禅，故既能加以驳辨，亦能加以欣赏。今谓理学即自禅学来，此固不是。谓理学家辟禅仅是门户之见，此复不是。然欲真见理学与禅学相异究何在，相争处又何在，则非通览朱子之书，亦难得其要领。
以上略述朱子论禅学。自论敬论静以下，直至论象山论禅学各章，皆可谓是朱子论心学工夫者，惟已时时牵涉到论为学处。朱子既主内外本末一体，则为学之与养心，亦皆由此一体来，亦皆所以完成此一体。本章当续述朱子论为学。
朱子论心学工夫，每从一体之两面会通合说。其论为学工夫，亦复如是。
问：先生云：一个字包不尽，但大道茫茫，何处下手？先生乃举中庸大哉圣人之道一章，曰：尊德性道问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温故知新，敦厚崇礼，只从此下工夫理会。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之类，都是德性。至于问学，却煞阔，条项甚多。事事物物皆是问学，无穷无尽。又曰：自尊德性而下，虽是五句，却是一句总四句。虽是十件，却是两件统八件。尊德性道问学一句为主。
又曰：
尊德性所以存心，致广大，极高明，温故敦厚属之。道问学所以致知，尽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礼属之。
朱子内弟程允夫，以道问学名斋，嘱朱子为之铭，朱子告以当易斋名为尊德性。盖尊德性是道问学宗旨，道问学是尊德性方法。一切道问学，皆当为尊德性。朱子之告象山，亦曰：某之学，道问学方面说多了。此因尊德性无许多话说，道问学则其事无穷无尽，不容不多说。
又说下学上达云：
如做塔，且从那低处阔处做起，少间自到合尖处。要从头上做起，却无著工夫处。下学而上达，下学方是实。
先立个粗底根脚，方可说上至细处去。
下学者事，上达者理，理即在事中。
圣门之学，下学上达，自平易处讲究讨论。积虑潜心，优柔厌饫，久而渐有得焉，则日见其高深远大而不可穷。
而今人好玄妙，刬地说得无影无形。
都好高，说空说悟。
圣人言语说得平正。必欲求奇，说令高远。说文字，眼前浅近底，他自要说深。在外底，他要说向里。本是说他事，又要引从身上来。本是说身上事，又要引从心里来。皆不可。
朱子教人，从低处阔处下学，不喜说空话，高话，玄妙话。不喜人常说向心里，说无影无形话。实则在当时理学家，这些话也已说得忒多了。
又说博文约礼。
问博文是求之于外，约礼是求之于内否？曰：何者为外？博文是从内里做出来。知须是致，物须是格，虽是说博，然求来求去，终归于一理，乃所以约礼也。
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底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
内外交相助，博不至于泛滥无归，约不至于流遁失中。
此处说泛滥无归易知，说流遁失中不易知。约之又约，归纳到一点上，便易说得孤。说得孤，便易入禅。如悬空说心性，说理，说得高妙，说得无影无形，皆易流遁失中。朱子立说，皆从低处阔处多处近处说起，却自平实不失中。朱子又说：
博文是多闻多见多读。及收拾将来，全无一事，和敬字也没安顿处。
此条更不易知。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若非此心收拾一处，何从下多闻多见多读工夫。待及知之至而一旦豁然贯通，则此心湛然虚明，众理具备，又须在何处再安顿此一敬字，而此心亦自无不敬。可见敬字工夫，乃是圣学之入门，非是圣学之归宿。
又曰：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近日学者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何以考验其约？又有专于博上求，而不反其约，其病又甚于约而不博者。
此条，一面箴砭当时之陆学，一面指斥当时之浙学。朱子曾谓象山两头明，中间暗，即指此。
朱子又曰：
孔子之教人，亦博学于文，如何便约得。
是朱子论博约，其意实更重于中间一节，即博之一面。大本之约，乃始学事。由博反约，乃成学事。中间一节，正是学问真下工夫处。又曰：
博文工夫虽头项多，然于其中寻将去，自然有个约处。圣人教人有序，未有不先于博者。颜子固不须说，只曾子子贡得闻一贯之诲。余人不善学，夫子亦不叫来骂一顿，教便省悟。只得且待他事事理会得了，方可就上面欠阙处告语之。
此言于博文中自有约，圣人只从博处教，不从约处教。
又曰：
不求众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则虽早夜忧虞，仅能不为所夺。而吾之胸中，初未免于??，是亦何足道。
仅求守约，则胸中终自愦愦。又曰：
释老之学，莫不自成一家，此最害义。如坐井观天，自以为所见之尽。及到井上，又却寻头不着。宁可理会不得，却自无病。
理会不得，尚知要理会。屈居在井里，所见不广，而遽已自成一家，则不复要理会。此等处，发人深省，最当善体。即如禅宗祖师们，幽居深山寺里，谈空说悟，岂不亦自成一家。待其出寺下山，见了天地之大，民物之繁，自会讨头不着。
又曰：
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个大规模，先去修治得一间半房，所以不济事。
当时理学家，竞务于心性守约。自朱子言之，亦只是一间半房而已。
朱子又说一贯，云：
一便如一条索，那贯底物事，便如许多散钱。须是积得这许多散钱了，却将那一条索来一串穿，这便是一贯。
一者，对万而言。今却不可去一上寻，须是去万上理会。
先就多上看，然后方可说一贯。学者宁事事先了得，未了得一字却不妨。莫只悬空说个一字，作大罩了，逐事都未曾理会，却不济事。
恰如人有一屋钱散放在地上，当下将一条索子都穿贯了。而今人元无一文钱，却也要学他去穿。这下穿一穿，又穿不着。那下穿一穿，又穿不着。以怎为学，成得个什么边事。
不是一本处难认，是万殊处难认。如何就万殊上见得皆有恰好处？
会合上引，自见朱子论为学之要旨。
以上略述朱子论学。主博文，主格物穷理，主多方以求，自然要教人读书。但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后人汇集其语，名为朱子读书法者，不止一家。本章当再摘要撮述为朱子论读书。
当时理学家风气，务于创新说，各欲自成一家言。朱子教人读书，多属针对此项流弊而发。初视若大愚大拙，而实启大巧大智之键。若至钝至缓，而实蕴至捷至利之机。
问易如何读？曰：只要虚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读他书亦然。
又曰：
看书不可将己见硬参入去。随他本文正意看，依本子识得文义分明。自此反复不厌，日久月深，自然心与理会，有得力处。
读书若有所见，未必便是，不可便执著。且放一边，且更读，以来新见。
如去了浊水，然后清者出。
牵率古人言语，入做自家意中来，终无进益。
须是胸次放开，磊落明快，恁地去。
或问读书未知统要。曰：统要如何便会知得？近来学者，有一种则舍去册子，却欲于一言半句上便见道理。又一种则一向泛滥，不知归著处。此皆非知学者。须要熟看熟思，久久间自然见个道理，四停八当，而所谓统要者自在其中。
看文字，少看熟读，一也。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翫，二也。埋头理会，不要求效，三也。
此可谓朱子教人读书三纲领。朱子又曰：
读书须看得一书彻了，方再看一书。
须从一路正路直去，四面虽有可观，不妨一看，然非紧要。
东坡教人读书，每一书当作数次读之。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他皆如此。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黄山谷与人帖有云：学者喜博而常不精。泛滥百书，不如精于一。有余力，然后及诸书，则涉猎亦得其精。盖以我观书，则处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为有补于学者。
东坡山谷，皆文章之士，不为理学家重视，而朱子独有取其言。真能读书，则可不问理学经学史学文学，读书则总该如此读。朱子又曰：
读书不可兼看未读者，却当兼看已读者。
要将理会得处反复又看。
问看文字，为众说杂乱，如何？曰：且要虚心，逐一说看去。看得一说，却又看一说。且依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之自然贯通。
众家说有异同处最可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辞。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辞。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
读书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如用兵，须大杀一番，方是善胜。
固不可凿空立论，然读书有疑，有所见，自不容不立论。其不立论者，只是读书不到疑处。熟读书，自然有疑。若先去求个疑，便不得。
读书不广，索理未精，乃不能致疑，而先务立说，所以徒劳苦而少进益。
学者所患，在于轻浮，不沉着痛快。
读书宁详毋略，宁下毋高，宁拙毋巧，宁近毋远。
此又可谓是朱子教人读书之四大戒条。果能详能下能拙能近，自见沉着痛快。轻浮者则必好高好远好巧好略。又曰：
看文字，须大段精采看。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
读书譬之煎药，须是以大火煮滚，然后以慢火养之，却不妨。
宽著期限，紧著课程。
小作课程，大施工力。
如今日看得一版，且看半版，将那精力求更看前半版。
如射弓，有五斗力，且用四斗弓，便可拽满，己力欺得他过。
如此读书，内而存心养性，外则穷理致知，其道一辙，实非异轨。当时理学家相率以谈心性为务，既不致知穷理，更益轻视读书，目之为第二义，又相戒勿恃简册，朱子独力矫其弊，谓：
凡吾心之所得，必以考之圣贤之书。脱有一字不同，则更精思明辨，以益求至当之归。毋惮一时究索之劳，使小惑苟解，而大碍愈张。
求之自浅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远，循循有序，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非固欲画于浅近而忘深远，舍吾心以求圣人之心，弃吾说以徇先儒之说也。鄙意且要学者息却许多狂妄身心，除却许多闲杂说话，著实读书。初时尽且寻行数墨，久之自有见处。
凡百放低，且将先儒所说正文本句，反复涵泳，久久自见意味。
只且做一不知不会底人，虚心看圣贤所说言语，未要便将自家许多道理见识与之争衡。退步久之，却须自有个融会处。自家道理见识，未必不是，只是觉得太多了，却似都不容他古人开口，不觉蹉过了他说底道理。至知前人议论得失，今亦何暇为渠分疏。且救取自家目今见处。若舍却自己，又救那一头，则转见多事，不能得了。
读古人书，非务外为人，争古人之是非。乃欲扩大自己心胸，多闻多知，也该容古人开口说他底道理。但也不是要舍己以徇，乃求有个融会，以益期于至当之归。若要得如此，却须把自家先放低，先退一步，虚心做一不知不会底人。莫把自家先与他争衡，待了解得他，自会有疑有辨，久之却来新见。朱子如此教人读书，实亦不是专对当时理学界作箴砭，千古读书，欲求得益，必当奉此为准绳。否则
一事必有两途，才见彼说昼，自家便寻夜底道理反之，各说一边，互相逃闪，更无了期。
凡务求创新见而轻视传统，其弊皆如此。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苟无传统，亦将无学术可言。朱子又自说：
勤劳半世，汩没于章句训诂之间，黾勉于规矩绳约之中，卒无高奇深眇之见，可以惊世而骇俗。独幸于圣贤遗训，粗若见其坦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
此乃朱子之谨守传统处，亦是其能独创新说处。朱子又曰：
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久自然有得。知其不然，纵使说得宝花乱坠，亦只是自家杜撰见识。
新见亦都从传统中来。若抹杀传统，尽求新见，此等皆是杜撰。又曰：
方看得一句大学，便已说向中庸上去，如此支离蔓衍，彼此迷暗，互相连累。非惟不晓大学，亦无功力别可到中庸。枉费精力，闲立议论，翻得言语转多，却于自家分上转无交涉。
故曰：
读书惟虚心专意，循次渐进为可得之。如百牢九鼎，非可一嘬而尽其味。
切不可容易躁急，厌常喜新，专拣一等难理会无形影底言语，暗中想像，杜撰穿凿，枉用心神，空费目力。
朱子教人读书，其语尚多。有些处真是说得如大愚大拙，至钝至缓。但从来读书人，却无一人能如朱子之博读而多通，特达而多见。或又疑朱子乃理学大儒，主要应在心性上用功，而朱子毕生精力却又似都花在读书上。不知朱子读书，同时即是心地上夫。朱子教人要能具备虚心，专心，平心，恒心，无欲立己心，无求速效心，无好高心，无外务心，无存惊世骇俗心，无务杜撰穿凿心，能把自己放低，退后，息却狂妄急躁，警惕昏惰闲杂。能如此在自己心性上用功，能具备此诸心德，乃能效法朱子之读书。故朱子教人读书，同时即是一种涵养，同时亦即是一种践履。朱子教人读书，乃是理学家修养心性一种最高境界，同时亦即是普通读书人一条最平坦的读书大道。理学之可贵亦正在此。慎勿以为此等乃是理学家之教人读书而忽之。
朱子追和二陆鹅湖诗有曰：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
后人读朱子书，多见其旧学商量之邃密，而不见其新知涵养之深沉。同时当知，旧学商量之邃密，即足以证其新知涵养之深沉。欲求了解到朱子新知之深沉处，则亦终必要效法朱子之读书法来读朱子书，乃能渐渐窥及。
《论语·述而》篇，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朱子《集注》说之曰：
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敌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则贤者可及。窃比，尊之之辞。我，亲之之辞。老彭，商贤大夫，盖信古而传述者也。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盖不惟不敢当作者之圣，而亦不敢显然自附于古之贤人。盖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辞之谦也。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于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尤不可不知。
此一段话，不啻是朱子之自道。孔子集古圣之大成，而朱子则集孔子以下诸贤之大成。其主要点只在求能述，而不敢自居于作。但真能述，则其功自倍于作。此中有深意，非真能明白到千古学术之大传统者不易知。若其必欲有作，而不愿自居于述者，此则先自把自己地位太提高了，太放前了，把轻视前人之书之心来读前人之书，固宜于朱子之教人读书法，感其无可欣赏，而亦不易于接受。
以上略述朱子论读书。其论为学，论读书，上两章之所言，皆在一般方法上，此下当略述朱子个人在学术上之实际成就，及其具体表现。但亦仅能略述其分治某一项学问之议论为主。至于对朱子每一项学问之内容落实处，则非此所欲详。经学为儒学之主干，自汉迄于北宋无变。理学创兴，二程自谓得孟子以来不传之秘，虽曰反求之六经，其实二程于汉儒以下之经学，殆亦不复重视。此风直至南宋，不革益烈。朱子说之曰：
今学者不会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张己说，只借圣人言语做起头，便把己意接说将去，病痛专在这上。
说道理，只要撮那头一段尖底，末梢便到那大而化之极处。中间许多，都把做渣滓，不要理会。相似把个利刃截断，中间都不用了。这个便是大病。
其实理学兴起，岂不即是要把秦汉以下中间一段全切断了都不用。但在朱子自己，亦认为伊洛说理远胜过了汉儒之说经。故曰：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于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如此则岂不亦将中间一段截断都不用。但朱子又曰：
汉儒一向寻求训诂，更不看圣人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发明道理开示学者，使激昂向上，求圣人用心处，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学者，乃舍近求远，处下窥高，一向悬空说了，扛得两脚都不著地，其为害反甚于向者之未知寻求道理，依然只在大路上。今之学者，却求捷径，遂至钻山入水。
今之学者，即指一辈承接二程之理学言，亦即是指程门流弊言。求捷径，便大害事。求钻山入水，更会大害事。故朱子又曰：
今之谈经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浅也而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远。本明也而必使至于晦。此今谈经之大患。
求高，求深，求远而至于晦，此为当时理学家谈经四大病。其病来自不治经而谈经：
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己一片道理，经意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是好，被这人一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淡了。他禅家尽见得这样。
朱子明谓：今日理学家说经，其害已过于汉儒。又谓他禅家尽见得，而今学者不知。朱子对当时理家说经流弊之尽力剖击，实已远超于后人之攻击理学者之上。后人攻击理学，亦岂能如朱子之笃切而深至。朱子治经，一面遵依汉唐儒训诂注疏旧法，逐字逐句加以理会，力戒自立说笼罩。一面则要就经书本文来解出圣贤所说道理，承守伊洛理学精神。就今《语类》所集，朱子告其门弟子，于二程遗说违失经旨而加以诤议与驳正者，约略计之，当可得二百条以上之多。其间有对某一条反复辨析达至三四次七八次者。连合计之，则总数当在三四百条以上。至于程门后学，乃及同时其他诸儒说经违失，朱子一一纠摘，语类中所见条数，不胜统计。盖自有朱子，而后使理学重复回向于经学而得相给合。古今儒学大传统，得以复全，而理学精旨，亦因此更得洗发光昌，此惟朱子一人之功。
但就朱子研穷经学之所得，不仅在当时理学中杜塞歧途，而对汉以下诸儒说经，却多开辟新趋。循此以下，将使儒家经学，再不复是汉唐儒之经学，而确然会走上一条新道路。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亦可于此窥见其一面。以下当就朱子经学，分经叙述，首先略述朱子之易学。
《易经》一书，北宋诸儒，自胡安定范高平以来，皆所重视。濂溪横渠康节，皆于《易》有深得。伊川毕生，亦仅成《易传》一书。但朱子于伊川《易传》颇不赞同。谓：
易传推说得无穷，然非易之本义。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尽无穷，推说不妨。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
因此朱子乃作《易本义》一书。《本义》中所阐发，则认《易》本为一卜筮书。谓：
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戒。
圣人要说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说，何故恁地回互假托，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
若把作占看时，士农工商事事人用得。若似而今说时，便只是秀才用得。
古时社会与后世不同，那时哪里有这许多秀才。故：
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怎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此只是说著龟。
今人说易，所以不将卜筮为主者，只是嫌怕少却这道理。故凭虚失实，茫昧臆度。
后人硬要自把一番道理来说圣人经书。朱子则就经书本文来求圣人意思。故又说：
易本是卜筮之书，卦辞爻辞，无所不包，看人如何用。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易》中之卦辞爻辞，包括着许多事，随人问而指点其吉凶。朱子主张就事明理，伊川《易传》则只悬空说得一理，要人把此理来应事，此是朱子说《易》与伊川《易传》意见相歧处。换言之，伊川《易传》，乃是以理学来说《易》，朱子则以《易》说《易》，以经学来说《易》。把《易》说通了，则自得为理学又平添出许多道理来。朱子又说：
易传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非是易传不好，是不合使未当看者看。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此书于学者，非是启发工夫，乃磨砻工夫。
朱子意伊川《易传》，非不是一部好书，识得义理者读之，可资磨砻入细。但不能由此启发人明《易》书本义，又不能启发人从《易》书来明得伊川此番义理。朱子又说：
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
把己意说经，易使人汩没在此等经说上，而于义理无个入路。伊川《易传》说得尽好，尚如此，则不论程门以下了。
朱子又说：
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今学者平日在灯窗下习读，不曾应接世变，一旦读此，皆看不得。
此条尤具深旨。不仅伊川《易传》不合使未当看者看，即《易》之本经亦不合使未当看者看。要之《易》经不当使未接世变未穷事理者来作入门书。朱子又曰：
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尤不可以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读之。
朱子意，读《易》者，不可有是内非外厌动求静之心，尽在灯窗下读，则将于《易》终无所得。若谓朱子教人只主博学，主多读书，读书又只主逐字逐句详读细读，而忽略了朱子此等意见，则终是失了朱子论学宗旨。
朱子又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
此处朱子为人开示为学门径，及其次序，而谓《易》非教人之书，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此真是大儒卓见，从来学者未曾说及。
朱子又说：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传，又自是程氏之易。学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读本爻，则自见本旨。
此处根据古《易》版本，分别次第，其果为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与否，且不详论。要之《易》之本书，有此三阶序。朱子意，孔子已是根据了《易》之卜筮来说道理，伊川又别自说出一套道理，此当就其各自说的道理处来看，不必牵合《易》之本书来说。朱子《易本义》，则求摆脱了孔子说《易》乃至伊川说《易》，而只本《易》书来求《易》义。
然则伊川《易传》所说道理，既不从《易》之本书来，又从何处来？朱子说：
他说反求之六经而得，也是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了。
后人见二程自言，反求之六经而得，又伊川毕生只成了一部《易传》，遂认为其学从六经来，从《易》来，朱子则说只是先从濂溪处见得个大道理占地位。此等处，实可谓一针见血，说到了前人学术真血脉处。在理学界中真是道人之所不能道。
伊川言《易》，伊川前濂溪康节横渠亦皆言《易》。或谓濂溪康节言《易》，皆从陈抟来。但陈抟前又有魏伯阳等言《易》。此等也如孔子言《易》，各发义，既皆非《易》之本义，则只有就各人所言来分别衡论各人之是非。如此等处，朱子意见，可谓极宏通，又极细密。后人纷纷疑难辨诘，皆失朱子之渊旨。
朱子既主《易》为卜筮书，因而注重到《易》中之象数，反似更重过于《易》中之义理。朱子说：
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未开卷时，已有一重象数大概工夫。
言象数，乃是从卜筮，即文王《易》，更向上推，而到伏羲画卦，即伏羲《易》上去。因此朱子言《易》，有许多处却接近汉儒。朱子于作为《易本义》之后，又作《易启蒙》，竭力主张康节之先天图，此层更启后人纷争。
抑且朱子论《易》，除《易》之本义外，大而至于无极太极，先天后天，又下而至于如世俗所流行之火珠林灵棋课之类。盖亦是分着三阶序来治《易》。一是从象数方面，直从伏羲画卦到康节先天图为一路。一是从卜筮方面，直从文王周公爻辞到后世火珠林灵棋课之类为第二路。一是从孔子十翼到濂溪横渠康节论阴阳为第三路。其他如《参同契》言养生之类又在外，朱子皆各别注意。其分明而豁达，古今人乃鲜有知之者。故其与人书有曰：
易且看程先生传亦佳，某谬说不足观。然欲观之，须破开肚肠，洗却五辛渣滓，乃能信得及。
其门人有云：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若伊川《易传》，则为以道理来说《易》之第三阶序，而说得太多之尤者。观此两条，可以想像朱子论《易》之大概。
以上略述朱子论《易》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诗》学。
朱子治经，成书两种，曰《易》与《诗》。朱子谓：
诗自齐鲁韩氏之说不传，学者尽宗毛氏。推衍说者，独郑氏之笺。唐初诸儒疏义，百千万言，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本朝刘欧阳王苏程张，始用己意有所发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
此论汉儒治《诗》，本不专于毛郑。宋儒亦能于毛郑外用己意有所发明。
及其既久，求者益众，说者愈多，同异纷纭，争立门户，无复推让祖述之意。学者无所适从，而或反以为病。
宋儒能自出己意，有所发明，是其长。争立门户，使学者无所适从，是其短。不仅《诗》学如此，其他经学亦然。不仅治经学者如此，即理学亦复然。朱子之所以教人，则必：
兼综众说，融会通彻。一字之训，一事之义，必谨其所自。及其断以己意，虽或超出于前人，而必谦让退托，未尝敢有轻议前人之心。
此乃朱子称其老友东莱所为《家塾读诗记》之语。而朱子之衡评汉宋，指导当前，其意灼然可见。又谓东莱书中所引朱氏，实熹少时浅陋之说，其后自知其说未安，有所更定，而东莱反不能不置疑。盖朱子治《诗》，先亦多宗毛郑，后乃翻然易辙者。
朱子又自道其解《诗》工夫，谓：
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
此项工夫，可分三层。其先是熟诵《诗经》本文，每诗读至四五十遍。待见到六七分，然后再参众说，是第二层。其参众说，则必古今兼综，巨细不遗。待大纲都得，又读本诗三四十遍，则到第三层。而后诗中道理流通自得。其治《诗》如此，其治他经亦然。所以其学皆从传统来，莫不有原有本，而又能自出己见，有创有辟。
问学者诵诗，每篇诵得几遍？曰：也不曾记，只觉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须是读熟了涵泳读取百来遍，那好处方出，方得见精怪。读得这一篇，恨不得常熟读此篇，如无那第二篇，方好。而今读第一篇了，便要读第二篇，恁地不成读书。此便是大不敬。须是杀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读书。
朱子教人读论孟，读他书，亦时时如此说。已详前论读书篇。又曰：
某旧时看诗，数十家之说，一一都从头记得。初间那里敢便判断那说是，那说不是。看熟久之，方见得是非，然也未敢便判断。又看久之，方审得。又熟看久之，方敢决定。这一部诗并诸家解，都包在肚里。会今只是见前人解诗，也要解，更不问道理，只认捉著，便据自家意思说，于己无益，于经有害，济得甚事。
读了一诗，急要读第二诗，此心常在走作中，此是心不敬之一。读了他人说，便急要自己说，此是心不敬之二。他人说未熟看，便敢判其是非，便是心不敬之三。所谓不敬，只是不把来当作一事，不认真，不仔细，如此何能真看到诗中道理来？此处当细看前面朱子论格物穷理处。
朱子精擅文学，其治《诗》，亦主从文学参入。故曰：
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
《诗》有《诗》中之理，《易》有《易》中之理，诸书中之理，当各别去寻求。若只凭自己心中一理来读《诗》读《易》，便不是格物穷理。朱子又说：
今人说诗，空有无限道理，而无一点意味。
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
古人说，诗可以兴。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
诗便有感发人的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
理学家最不重文学。不知文学中亦自有文学之理。文学最大功用在能感发兴起人。先把义理来解杀了诗，便失去诗之功用。朱子又曰：
今人不以诗说诗，却以序解诗，委曲牵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宁失诗人之本意。
某解诗，都不依他序。总解得不好，也不过是得罪于作序之人。
尽涤旧说，诗意方活。
朱子为《诗集传》，又为《诗序辨说》一册，一主经文，而尽破毛郑以来依据小序穿凿之说，此是朱子一种辨伪工夫。与其《易本义》，主张《易》为卜筮书，同为千古创见。朱子尝曰：
如有人问易不当为卜筮书，诗不当去小序，不当叶韵，皆在所不答。
其于己所创见，其自信有如此。而于《诗传》，尤以为无复遗恨。然又曰：
某生平也费了些精神理会易与诗。然其得力，则未若语孟之多也。易与诗中所得，似鸡肋焉。
此乃朱子本其理学立场，谓于《诗》《易》中收获不多。至于当时理学家，以自己意见来解《诗》说《易》，此为引人入歧。非朱子真下工夫，亦无以识其非。
以上略述朱子论《诗》学，以下当续述朱子论《书》学。
朱子于《书经》，未有成书，然有其绝大之发现。首为指出伏孔两家今古文之同异。朱子尝谓：
今文多艰涩，古文反平易。
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不记得。
此一疑问，遂开出后来明清两代儒者断定《尚书》古文之伪之一案，而其端实是朱子开之。可与其论《易》为卜筮书，与《诗》小序之不可信，同为经学上之三大卓见。
其次乃论《尚书》多不可信。有曰：
书中可疑诸篇，若一齐不信，恐倒了六经。
朱子所举，如《盘庚》、如《金縢》、如《酒诰》、《梓材》、如《吕刑》诸篇，皆属今文。今文亦多可疑，此则后来明清诸儒所未能及。朱子读书，极富辨伪精神，又极富疑古精神，其于经书亦然。可谓夐出千古。惜乎朱子为恐倒了六经，于《书经》方面未加详细发挥。
朱子又疑《禹贡》，谓：
如禹贡说三江及荆扬间地理，是吾辈亲自见者，皆可疑。至北方即无疑。此无他，是不曾见耳。
朱子意，若亲到北方，目睹北方山水，则《禹贡》在此方面亦当多可疑。后人则谓禹之治水，未曾亲到南方，故言荆扬间地理可疑，此似尚非朱子意。故朱子又曰：
有工夫更宜观史。
如理会《禹贡》，不如理会后代历史地理沿革。故朱子不教人治《春秋》，而自所致力则在温公之《通鉴》。其在某些处，常有置史于经之上之见解，亦非从来经生诸儒所及。
其又一贡献，则谓：
书中某等处，自不可晓，只合阙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昔日伯恭相见，语之以此，渠云亦无可阙处。因语之云：若如此，则是读之未熟。后二年相见，云：诚如所说。
书中有如制度，如天文历法，如地理，如其他名物，非博治此等专家之业，则不易解，此事清儒亦知之。除此等外，《尚书》仍多有不可解处，则清儒似未识得。
朱子初亦欲自作《书集传》，未成稿，晚年以付及门蔡沈，又告之曰：
苏氏伤于简，林氏伤于繁，王氏伤于凿，吕氏伤于巧，然其问尽有好处。
是朱子于宋儒解书，亦一一平心抉其短而不忽其所长，求以荟萃融会，定于一是，其用意无异于治他经。惜乎蔡沈之《传》，则似未能深体朱子之渊旨。
以上略述朱子论《书经》，以下当续述朱子论《春秋》。
朱子于《春秋》未有撰述，又戒学者勿治。曰：
春秋难看，不食马肝，亦不为不知味。
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
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
某平生不敢说春秋。
要去一宇半字上理会褒贬，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不是郢书，乃成燕说，今之说春秋者正此类。
某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得。
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
看春秋只如看史样。
且须看得一部左传首尾通贯，方能略见圣人笔削与当时事之大意。
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谷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但于道理上便差。经学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
问公谷，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
以上略述朱子论《春秋》，以下当续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于经学中特重《礼》，其生平极多考《礼》议《礼》之大文章。尤其于晚年，编修《礼》书，所耗精力绝大。
朱子论《礼》，大要有两端。一曰贵适时，不贵泥古。一曰《礼》文累积日繁，贵能通其大本。又曰：
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已是厌周文之类了。某怕圣人出来，也只随今风俗，立一个限制，须从宽简。而今考得礼子细，一一如古，固是好。如考不得，也只得随俗，不碍理底行将去。
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
古礼恐难行。古人已自有个活法。如弄活蛇相似，方好。今说礼，只是弄得一条死蛇。
礼乐多不可考，盖为其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一缘读书不广，兼亦无书可读。
又曰：
古礼非必有经，岂必简策而后传。
此意亦为从来言《礼》者所未及。故又曰：
礼，时为大。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
朱子意，其要不在考《礼》，而在能制礼。故曰：
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礼，所谓居今之世，反古之道。道即指议礼制度考文之事。
朱子自己无位，故屡言有圣人者作云云以寄慨。然朱子虽未能制礼，亦不免时有议礼之文。其范围极广泛，几于无所不包。有关社会下层者，有关政府上层者。议礼则必考文。朱子言：
在讲筵时，论嫡孙承重之服，当时不曾带得文字行。旋借得仪礼看，又不能得分晓。后来归家检注疏看，分明说嗣君有废疾不任国事者，嫡孙承重。当时若写此文字出去，谁人敢争。乃知书非多看不办。
朱子因此谓汉儒之学，有补世教者不小。因亦极重古者《礼》学专门名家之意。谓此等人终身理会此事，有所传授，虽不晓义理，却记得。凡行礼有疑，皆可就而问之。朱子晚年编修《礼》书，亦欲汇纳古代礼文，分其门类，归之条贯，以便寻检。然朱子终因议礼遭忌逐，遂有党禁之祸。在其卒前一日作三书，二书皆为交付其门人完成《礼》书工作，此书后称《仪礼经传通解》。
以上略述朱子论《礼》学。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岿然为经学巨匠，其经学业绩，在宋元明三代中，更无出其右者。清儒故意持异，今当就两者间略作一比较。
一、朱子治经，于诸经皆分别其特殊性，乃及研治此经之特殊方法与特殊意义之所在。清儒似乎平视诸经。以为皆孔氏遗书，故曰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其说似乎重会通。然因其无分别，乃亦无会通可言。
二、朱子治经，除经之本文外，必兼罗汉唐以下迄于宋代诸家说而会通求之，以期归于一是。清儒则重限断。先则限断以注疏，宋以下皆弃置不理会。继则限断以东汉，又继则限断以西汉，更复限断于家法。极其所至，成为争门户，不复辨是非。
三、朱子说经，虽在理学立场上素所反对如苏东坡，尤甚者如张横浦，苟有一言可取，亦加采纳。清儒于其自立限断之外，全不阑入。尤其如朱子，校《仪礼》少牢馈食礼日用丁巳乃戊己之己之讹，清濡不得不承用，然亦委曲闪避，以引述朱子语为戒。其弟子蔡沈所为《书集传》，清儒亦有沿用，而亦没其名不提。
四、朱子说经，极多理据明备创辟之见，清儒亦不理会。其大者，如谓《易》是卜筮书，孔子《易》当与文王周公《易》分别看，清儒不加引申，亦不加反驳。只据汉儒说，一若未见朱子书。朱子辨毛序，事据详确，清儒乃仍有专据毛序言《诗》者。亦有据不全不备之齐鲁韩三家各自依附言《诗》者。朱子言《尚书》有不可解，清儒乃有专据郑氏一家解《尚书》者。朱子分别《春秋》三传，言其各有得失，清儒则有专主公羊排左氏，而扩大成为经学上今古文之争。朱子治《礼》学，不忘当前，每求参酌古今而期于可行。清儒则一意考古，仅辨名物，不言应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规模宏大，为其经学上巨著。《文集》《语类》中，考《礼》议《礼》，触处皆是。而清儒顾谓宋代理学家，只言理，不言礼。
五、朱子论《尚书》，论《春秋》，每及于史，并有置史于前之意。清代史学，则只成经学附庸，治史亦只如治经，不见有大分别。
上之五项，皆其荦荦大者。至如训诂考据校勘，清儒自所夸许，实则宋儒治经，亦无不及此诸项。惟宋儒贵能自创己见，清儒则必依傍前人，此亦各有得失。朱子则力矫当时好创己见之病，于前人陈说绝不忽视，但于详究前人陈说后，仍留自创己见之余地。清初诸儒，如阎若璩于《尚书》，胡渭于《禹贡》，顾栋高于《左传》，方玉润于《诗》，亦尚取径宽而用意平，不如乾嘉以下正统经学之拘固。然自乾嘉以下诸儒视之，亦若未够标准，故清经解正编，此诸书皆所不采。而方玉润之《诗》，则续经解亦未采列。
以上略述朱子之经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四书学。
在宋代理学家心中，四书学亦即是经学，而四书地位，尚尤较其他诸经为重要。首先提出四书而赋以极崇高之地位者为二程，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
《大学》是否当分经传，其所谓经，是否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所谓传，是否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否为子思所著以授孟子。古代儒家传统，是否乃是孔曾思孟一线相承，如二程之所言，朱子之所定。此皆大有论辨余地。但四书结集于程朱，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实已越出在五经之上。而读四书，则必兼读朱子之《论》《孟》集注与《学》《庸》章句，已定为元明清三代朝廷之功令。据此事实，朱子四书学所影响于后代之深且大，亦可想见。本章则只略述朱子完成此四书集注与章句之经过。
朱子有言：
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
此一条，即已把宋以下之孔孟并重代替了汉以下之周孔并重，把四书地位来代替了五经地位。换言之，乃是把当时之理学来代替了汉唐之经学。所谓六经工夫多，得效少，据上述朱子经学一章，已可明得其大概。至谓语孟工夫少，得效多，此语似更易明白，不用多讲。但朱子一生所用于语孟之工夫实不少。较其所用于五经者，实更多出百倍。朱子乃是效法汉儒经学工夫而以之移用于语孟，逐字逐句，训诂考据，无所不用其极，而发挥义理则更为深至。我所谓朱子乃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者，亦于此益见。盖朱子之四书学，乃是其理学之结晶，同时亦是其经学之结晶。朱子以前之理学家，其说语孟，多是以孔孟语作一起头，接着自发己意，缺乏了一种经学精神，其势将使理学与儒家传统脱节，亦如先秦诸子之自成一家而止。朱子四书学，重在即就语孟本文，务求发得其正义，而力戒自立说。而后孔孟儒家大传统，得以奠定。此即是一种经学精神。然在朱子语孟集注学庸章句中，终不免有许多自立说之处，此乃是一种理学精神。故曰朱子之四书学，乃是给经学与理学而一之。使经学益臻于邃密，理学益臻于深沉。
朱子年十三四时，即从其父松韦斋获闻二程说语孟义。至年三十四，成为《论语要义》一书，是为朱子四书学之最先著作。先乃遍求古今诸儒说，合而编之。后则独取二程与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而曰毋牵于俗学，毋惑於异端，此为朱子独遵二程以求孔孟大义之第一步。
至朱子四十三岁，又成《论孟精义》。此书仍如《论语要义》，独取二程及其朋友门人凡九家之说。惟由《论语》扩及《孟子》，又改要义称精义。然当注意者，朱子至其时，仍只采前人说，不自立意。又于二程门下诸家，谓其浅深疏密毫厘之间，不能无少异于二程。然又谓读语孟，不可便谓其所收诸家精义都不是，都废了，须借它做阶梯去寻求。此时朱子在大体上，仍是从程门上窥二程，从二程上窥孔孟。惟于程门诸儒，已渐悟其有失师旨。
至朱子四十八岁时，《论》《孟》集注《或问》成书。此时，朱子已认《精义》中说得没紧要处多，故只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或问。至是而朱子始自出手眼，尤于二程门下诸家说多所摆弃。
《或问》中于诸家说多有驳正，为恐使学术风气趋于轻薄，故不以示人，独在其门人间私相传录。但其后《集注》屡有删改，《或问》不及随之不断增修，故遂中止。今于朱子四十八岁后《集注》之不断删改，与其对诸家之续多驳正处，只有读《语类》，尚可窥寻其一二。
前所收之精义，至朱子五十一岁时，又改称为要义。盖至其时，朱子已见所收精义未必精，而仍不要都废了，故又改称要义，乃与其三十四岁时作为《论语要义》时取名要义之意又不同。盖先之称要义，表其重视。后称精义，表其更重视。后又改称要义，则表其不复如称精义时之重视。反复之间，却可表出朱子学识思想之与年而俱进。
今再综述此一番经过，其先为《要义》与《精义》，皆是一依二程为主，而旁及二程之朋友与门人者，最多只九人。嗣为《集注》，乃始自出手眼。其《论》《孟》集注与其《学》《庸》章句之最后定稿，征引诸家，自汉以下凡五十余人。专就《论语集注》言，亦有三十余家。较前为《精义》时增出甚多，此是一大转变。又其引诸家，或因其说有病，而加增损改易，非其本文，此已不得专以会集诸家视之。又有同时引两说，因其皆通，故并存之，惟每以列前者为稍胜。又于注下用圈，圈下复有注，则多认为是文外之意，只于正文有发明，或是通论一章意。其价值自不如圈上之注为正式阐明孔孟本旨者之更重要。而所引二程说，亦多列在圈下，此是朱子亦不认二程说为尽得孔孟之本旨与正义也。故朱子又自说：
集注乃集义之精髓。
集义乃是精义要义之最后改名。此时乃既不称精，亦不称要，只称集义，则只是集此诸家之说而已。自有理学，伊洛以来，谈孔孟义之诸家说中，《集注》则为其最后之精髓，此为朱子之自负语。盖至其时，朱子乃始自信能直从孔孟阐孔孟，与以前之必从二程上窥孔孟者有不同。
朱子又曰：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
此在两汉经学诸家中，似乎亦无人真能如此用心。
又曰：
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失落下去。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如今方见分明。
此乃朱子六十一岁时语。其先是从伊洛诸儒语中求孔孟，至是乃从孔孟自己语中求孔孟，又仔细从一字一字上求，要如在秤上称，不高些，不低些。自说到今时，方略见得道理恁地。但朱子自六十一岁后，《集注》《章句》尚是不断修改。至六十八岁时又说：
今年颇觉胜似去年，去年胜些前年。
是年元旦，朱子在其藏书阁下东楹书曰：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庆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据此楹书，可以想见朱子当时之心情，上追一千六百七十六年而重见古圣人之大义，此其踌躇满志为何如。而《集注》《章句》，此下仍是不断有修改。但朱子又说：
三十年前长进，三十年后长进得不多。
此是朱子六十九岁时语。三十年前，乃是朱子从童蒙初学直到《论语要义》成书，而又转步走向《论》《孟》集注、《学》《庸》章句路上来。此时立基础，开识见，逐年长进。三十年后，乃是《论》《孟》集注成书，而一路一字一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常如在危木桥上行去，一失脚便落下，故谓长进得不多。朱子此条语，或可说在当时，并不专为其四书学言，然四书学乃是朱子毕生学问一主要骨干，以此说朱子此条意，应无大误。朱子先又曾说五十后长进不多，五十后正是《论》《孟》集注初稿完成后两年，故知此数条主要皆是指此一事言。
朱子又说：
某尝说，自孔孟灭后，诸儒不仔细读得圣人之书，只是自说他一副当道理，硬将圣人经旨说从他道理上来。圣贤已死，又不会出来和你争。正如人贩私盐，担私货，须用求得官员一两封书，掩头行引，方敢过场务，偷免税钱。今之学者正是如此。
此为朱子最晚年语。其时理学风气好自立说，而多错解古人意，朱子譬之如贩私盐汉。其目为《四书集注章句》，则正是要为圣人来争此道理。又说：
中庸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驳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曾有人说。
又曰：
理学最难。可惜许多印行文字，其间无道理底甚多，虽伊洛门人亦不免。
朱子于经学，不欲尽量发疑，恐倒了六经。其于四书学，亦不欲尽量驳难当时诸儒说话，恐使学风转薄，其实亦恐将倒了理学。理学与经学之主要集中点，应在能发明孔门义理。朱子四书学，正是在此一目标上努力。再细论之，朱子于四书，惟于《论语》一书无间然，于《孟子》《学》《庸》三书，亦尚时有所评隲。惟今读其《集注》《章句》，似是只将古人言语重述一过，无己见，无创论，在朱子像是仅作一引渡人，只教人对此四书，一字一句，明得其意义所指而已。然而碎义与大道并呈，圣言与己见交融，苟非细参，实难深解。若更能进而遍读朱子之文集，又先之以《或问》，继之以《语类》，可以见其锱铢必较，毫厘必争，曲折递进之经过。并有同一条注文，二十余年来，屡经修订改易，即今可考，有达于四五次以上者。直至其临卒前三日，尚修改《大学·诚意》章注，此则为人人皆知之事。
然朱子为《四书集注章句》，虽常戒人要一依本文正义，勿下己意，而朱子本人亦明明多自下己意处。如《论语》得罪于天无所祷也，《集注》天即理也四字，明属朱子意，非孔子意，已在前说过。又如《大学》，《格物补传》一百三十四字，朱子自称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其实重要处仍是朱子意，非程子意，此亦在前论过。又如《论语》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一语十字，此在文字上似无难解处，而《集注》花了一百三十七字来解此十字。此非自发己见而何？然朱子为此一百三十七字，几经曲折迂回，大段改动可考者有四次，此外尚有改动一二字一二句者不计。至其费了几许文字言说，散见于《文集》《语类》，来对此十字所涵蕴之义理作发挥，作辨难，更是不计其数。
即就上述三事言，此皆当时理学上重要问题所在。理学兴起，本为复兴儒学，并亦极多新义。而流弊所及，大家竞创新义，不免于孔孟大传统精神时有走失。朱子四书学主要工作，乃在发明孔孟精义，而使理学新说与孔孟精义紧密贯通。其《集注》《章句》中，所包理学新义极丰富。朱子亦屡言，程张所说，有为孟子所未曾道及者。朱子仅求以理学来扩新儒学，却不喜理学于儒学中有走失。所谓扩新与走失，则亦一衡之于义理之至当，非是孔孟所未言，即认之为走失。故朱子之四书学，一面极富传统精神，另一面则又极富创造精神。凡属理学新义之有当于创造性者，朱子亦已尽量纳入其《四书集注》与《章句》中。凡朱子认为于孔孟大传统有走失而无当于创造性者，虽程张所言，亦不阑入。或则仅收于圈外，不列入注之正文。使读者辨别其虽有发明，而非本义。故其《集注》与《章句》，实乃朱子自出手眼，确然成为一家之言，纵谓皆是朱子之自出己意，亦无不可。惟朱子自认其一家言，于孔孟大传统有创新，无走失，如是而已。若使后人能继续获有创新，则朱子《四书集注》与《章句》，自亦可谓其中尚未一一尽臻于定论。即如上述吾与点也一百三十七字长注，其实是朱子受了明道影响摆脱未尽，后来黄震东发另作一说，始为获得了孔子当时之真意。若使朱子复起，亦将承认。
（二十八）朱子之史学
以上略述朱子之四书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史学。
朱子之学，重在内外合一，本末兼尽，精粗俱举，体用皆备。就某一意义言，则史学属于外末，只及人事粗处用处。若不先在义理之大本大体上用功，而仅注意于史学，此为朱子所不许。然在理学家中，能精熟史学者，实惟朱子一人。不惟他人无可望其项背，即求其肯在史学上真实用心者，亦不多见。
言史学，当分著史论史考史三项。朱子于此，皆所留心。其所为《通鉴纲目》，实亦是一番精心结撰之作，惜其未有成书。其他如《八朝名臣言行录》，《伊洛渊源录》，《伊川年谱》等，皆是朱子在著史方面小试其技，然亦开出后人写史许多法门。
朱子在论史上，尤其特多创见。大体言之，朱子论史，可分为论治道，论心术，论人才，论世风之四者。此皆在历史上有莫大关系。其论治道，则曰：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要识体。
此所谓体，即是一大格局。朱子于历代制度，无不精究。如论官制，论取士，论财政，论兵制，论刑法，论其他一切民事，无不委悉详备。而尤极注意于历代之因革。朱子认为法无不弊，弊则当变，故不主张法古而主张变法。
问：孔子监前代而损益之，及其终也，能无弊否？曰：恶能无弊。
即如秦之变周，朱子亦谓有事势之必变，亦是事势合到这里。虽说秦变得过了，但亦寄予以同情。但朱子又谓：
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
有变而不得其道者。有怀挟私心而不肯变者。亦有不知变者。尤其不肯变，则是病在心术上。朱子又极论宋代建官之弊，曰：
此须大有为后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办，必得刚健大有为之君，须是刚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
此即在今日民主政体下，若非有刚明智勇大有为之政治领袖，仍将不足以立事。而刚明二字，实更为难得。故朱子论治道，则必进而论心术。有与陈亮龙川辨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诸长函，最为朱子论史卓识所在。朱子认为汉唐开国，一切皆本之私意，而曰：
汉高祖私意分数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义以行其私。
朱子称心术为本领，有曰：
本领全在无所系累处。有许大本领，则制度点化出来，都成好物。故在圣人则为事业。众人没那本领，虽尽得他礼乐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贝，窒塞都满，运转都不得。
陈龙川只知事求可，功求成，但若不见道义，只论功利，本领错了，终亦无事业可言。朱子此番意见，直至清初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原法》诸篇，始为之重加阐发，此可谓是理学家观点在历史学政治学上之最大贡献。
论心术，亦不在专论君主。朱子又言：
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嘉祐间法，可谓弊矣，王荆公未几尽变之，又别起得许多弊，以人难变故也。
法弊易变，时弊在人。人之难变，以其心术本领之不易变，如此则仍须回复到理学家所讲之义理。
朱子从其论治道，论心术，而推及于论人才与世风，大本则一，不再详引。惟朱子皆是根据历史情实而加以评述，后世惟王船山《读通鉴论》，近似此一意味。
朱子又曰：
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将孔子置在一壁，却将左氏司马迁驳杂之文钻研推尊，谓这个是盛衰之由，这个是成败之端，说甚盛衰兴亡治乱，直是自欺。
孔子之道，即是人道大伦理所在。搁置了此大伦理，来谈盛衰兴亡治乱，只知得有此事，不知此事背后之所以然之理，则到头只成得自欺。朱子又曰：
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却都不济事。
每一事之背后必有理，同时又必有人，须理到人到而后事始到。故变法必待要变人，救时必待要救人，此亦是个根本，朱子理学史学之通贯合一处在此。又曰：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做，亦做不得。
会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此处说到势字，亦为治史应世者所必当注意一要项。理无不可为，而势有不可为。明得势，乃能识机会。此虽孔孟亦无如何。又曰：
看前古治乱，那里是一时做得？少是四五十年，多是一二百年酝酿，方得如此。遂俯首太息。
势非一时做得，乃由积久酝酿。朱子又曰：
今为天下，有一日不可缓者，有渐正之者。一日不可缓者，兴起之事也。渐正之者，维持之事也。
朱子值南宋偏安之世，其生年正金兵陷临安北还之年，其卒年下距元兵入临安七十六年。生平于当时立国兵财大计，筹谋甚熟，尤于复仇北上之机会，揆度审的。谓秦桧死，高宗内禅，乃二大有为之机会。又言金亮之乱，乃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又曰：
凡事要及早乘势做，才放冷了，便做不得。
天下万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处。所谓大根本，固无出于人主之心术。所谓要切处，则必大本既立，然后可推而见。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识事物之要，或精窍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归，则是腐儒迂阔之论，俗士功利之谈，皆不足与论当世之务。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战便和，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
凡朱子指陈当时形势，规划兵财大计，不作高论，不落虚谈，坐而言，皆可起而行，其一切见解，多从史学中来。惜其一生出仕时少，居家时多，其仕亦在州郡。身居朝廷，不到百日。凡其所言，虽皆指陈精要，恰中机宜，然亦迄未见用。至谓兴起之事不可一日缓，维持之事只有渐正之，此乃最切实之言。故其毕生惟以讲学为急，其论时事，则除明快把捉恢复时机外，在时势不符，机会不到中，仍亦一一有其维持渐正之方。史学理学会合使用，此在千古大儒中，实亦难其匹俦。后人乃谓伊洛无救于靖康之难，朱子无救于南宋之亡，则孔子亦何补于春秋，孟子又何补于战国。正为不治史学，乃为此孟浪之谈。
朱子于著史论史外，尤长于考史。自谓：
考证又是一种工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
朱子考证工夫，多用在史学上，而又博及古今。考天文，考历法，考地理，考水道，考形势，考风土习俗，考阵法，考弓马，考衣冠制度，考声律，考花草，考鱼鸟，而最多则在考史事。其考古史，较其所得，亦远超于后人之毕生从事，如清儒崔述东壁《考信录》之类。其于近代史，考论愈详。如论荆公变法，新旧党争，皆经细核，不涉空言。即如其于濂溪，不仅阐述其思想，复详考其生平行事著作，使后人重知濂溪其人其事。朱子考证工夫，诚亦不可谓其非卓越于古今。
以上略述朱子之史学，以下当续述朱子之文学。
理学家于文学，似乎最所忽视。濂溪有文以载道之论，其意重道不重文。惟朱子文道并重，并能自为载道之文。尝曰：
欧阳子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盖不必托于言语，著于简册，而后谓之文。易之卦画，诗之咏歌，书之记言，春秋之述事，与夫礼之威仪，乐之节奏，皆已列为六经，而垂万世。其文之盛，后世固莫能及。
此乃言广义之文学，以经学文学贯通合一言之，而理学精神亦自包孕在内。朱子论学重博通，重一贯，故能言及于此。又曰：
韩愈氏慨然欲追诗书六艺之作，然略知不根无实之不足恃，而其论古人，则又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不及于贾董。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徂圣伏之叹。
此见朱子论文，别有一标准。司马相如扬雄辞赋家言，不得与屈原孟子并列。贾谊董仲舒，则不当摈之在文外。至于词必己出，不得悬为文章之能事。朱子论文，推而通之既欲极其广，分而别之又必极其严。凡朱子论学皆如此，论文亦其一端。
朱子既揭文道合一之论，以文学通之于经学。又进一步以文学通之于史学。谓：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
既曰文道一致，则文章自可通之于世运。而朱子重视乱世之文尤过于衰世之文，谓战国乱世之文有英伟气，非《国语》衰世文可比，则又是一项高明特达之见，非深于文者不能知，尤非深于史者不能知，更非深于道者不能知。又曰：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淳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
此更以文章觇世运，而阐入幽微。其论文，宁拙毋巧，宁重毋薄，皆与理学相通。
因说科举所取文字，多是轻浮，不明白著实。因叹息云：最可忧者，不是说秀才做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因论某人言，曾于某处见虏中赋，气脉厚。先生曰：那处是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此处从当时南北双方科举文字推论及于文风世运，更涉深微。此间秀才文字轻薄，可见风气已坏。非是秀才做文字不好，乃是秀才做人先不好，此大堪忧。那边人作赋气脉厚，此乃北方中原地理背景使然。而宋金双方国运消长，亦由此可推。
朱子亦多就文论文语，所论率多着眼于文章之神理气味。理学注重人格修养，一文之神理气味，即是此文之文格表现，亦即是此文作者心智修养之表现。故曰：
贯串百氏及经史，乃所以辨验是非，明此义理。岂特欲使文词不陋而已。义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则其存诸中者必也光明四达，何施不可。发而为言，以宣其心志，当自发越不凡，可爱可传。
其论西汉有曰：
董仲舒文字平正，只是困善，无精彩。匡衡刘向诸人文字皆善弱，无气焰。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贾生文字雄豪可喜，只是逞快，下字时有不稳处。
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便实，到杜钦谷永，又太弱无归宿了。
朱子以理学大师，而于仲舒匡刘杜谷儒者之文皆致不满。又论仲舒文尚在司马相如扬雄之上。此等处，皆见朱子论文学之独具只眼处。其论宋文则曰：
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
从理学立场论，朱子极不喜苏氏父子。就文论文，则加赞许。又曰：
李泰伯文实得之经中，虽浅，然皆自大处起议论，文字气象大段好，甚使人爱之。亦可见其时节方兴。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欧公喜之。李不软贴，不为所喜。又曰：以李视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妇，然某人辈文字，乃蛇鼠之见。
此节尤见朱子论文之独具只眼处。其指导人学文，则曰：
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部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与南丰文。
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曾文一字换一字，甚严，然太迫。
朱子学文自南丰入，然其评曾文，又能深中其病。即就文学一端言，亦可见其为学之博通与深至，严正而无阿。
朱子论诗，则谓古今有三大变。
自虞夏以来，下及魏晋为一等。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唐初以前，为诗固有高下，而法扰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
此在朱子心中，其所理想之诗，亦自有一标格。而以文学史观点通论古今，衡评其于此标格之离合远近而定其高下，此其意境之远卓，亦决非仅仅模拟以为诗者之所知。尝谓：
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然顾为学之要有急于此者，亦复自知材力短弱，决不能追古人而与之并，遂悉弃去不能复为。
朱子之终未为此，亦当为诗学发展上一大可惜之事。
朱子又谓：
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躁，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者无不出此。
又曰：
尝以为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且当以此等为法。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未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
朱子论诗主平淡。论学诗，则谓不变可学，而变则不可学。此皆极可珍贵之至论。至于谓可以不烦绳削，而提倡自由抒写之说，则为朱子所反对。而朱子自为诗，则脱胎选体，于宋诗中独为突出。理学家中能诗者，北宋有康节，明代有陈宪章白沙，较之朱子诗之渊雅醇懿，殆皆不如。
朱子于文学，生平有三大著作。一在中年，为《诗集传》，已略述于经学篇。又二为《韩文考异》与《楚辞集注》，皆在晚年。《韩文考异》校勘精密，识解明通，不仅为校勘学开出无穷法门，而凡所断制，实多有仅知从事校勘者所莫能窥其高深之所在。盖自有《考异》，而韩集遂有定本可读，后人亦卒莫能超其上。《楚辞集注》亦为治《楚辞》者一必读书。此乃朱子晚年最后完成之一部著作。在其易箦前三日，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其改《诚意》章，人人知之，而朱子一生最后绝笔，实为其修《楚辞》一段，此则后人少所述及，尤当大书特书，标而出之，以释后人群认为理学家则必轻文学之积疑。
以上略述朱子之文学，此下当续述朱子之杂学。
当时理学家风气，为学务求一出于正，于旁杂之学皆欲删薙。即文史之学，亦尚以旁杂视之。学术影响于生活，故理学家常不免有拘束枯燥之嫌。其途严而窄。朱子力主博通，又其兴趣横逸，格物穷理，范围无所不包，故其学似不免出于杂。今当续述朱子之杂学，分作游艺与格物两项，先述其游艺之学之一面。
《论语》有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孔子亲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设教，惟后世六艺几皆废，朱子于《论语》此条颇极重视。《集注》说之曰：
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皆至理所寓，日用之不可阙。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
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则本末兼赅，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间隙，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
程门戒玩物，无事且教静坐。朱子此番意见，显已从二程转手。同时陈龙川深讥之，谓：
张敬夫吕伯恭于天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皆斥去弗顾。朱元晦论古圣贤之用心，平易简直，直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世俗相传，以径趋圣贤心地。抱大不满于秦汉以来诸君子，而于阴阳卜筮书画技术皆存而好之，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
实则朱子所不满于秦汉以来之儒者，为其穷理之未精。其留心于诸艺，乃为其亦皆有理寓焉，于格物穷理之中，固不妨有玩物适情之趣。正为当时理学家都于此忽视，龙川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而朱子之在当时理学界风气中，别具见解，别创风格，此意乃不为龙川所识。
朱子在三十三岁时自言，二十年来，与黄子衡为东西邻，朝夕聚而语，六经百氏之奥，立身行事之方，与夫当世之得失，无不讲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画技艺之工否者皆其余。是游艺之学，正是朱子一种余兴，自青年以至于中年，即已寄好于此。又曰：
此虽余事，亦见游艺之不苟。
余事不苟，亦正是一种养心之道。
朱子深好书法，早年乃学曹操，晚年乃喜荆公。自谓其父自少好学荆公书。或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洛，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公为不可晓。朱子题荆公某帖，谓：
爱其纸尾三行，语气凌厉，笔势低昂，尚有以见其跨越古今，斡旋宇宙之意。
此皆一种艺术上欣赏心情之流露。然朱子又谓：
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有如许忙事。此虽戏言，然实切中其病。平日见得韩公书迹，虽与亲戚卑幼，亦皆端严谨重。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豫，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书札小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
可见艺术欣赏之与道德修养，亦不妨有时分歧别出，但最后终贵能会归而一致。朱子评书法，亦一如其评文章，皆从文艺表现而直透到心术精微，而其襟怀之宽宏，与其趣味之肫挚，其风度高卓，虽属小节，亦可见其德性修养之所至，足供后人无限之仰慕。其他品评历代名家书法，皆可谓从道艺合一论之立脚点出发。
朱子于书法外，亦好绘事，并亦自能作画。在其卒前两三月内，因一乡人新作一亭，欲画东汉晚年陈寔荀淑相会事。朱子为之计划如何绘出其事首尾于一静的画面上，而又一一为之考究其车服制度，想像其人物风采，博访周谘，并觅画手，又为画屏作赞，为画工作赠序，为其晚年文字作最后殿军。其余事不苟有如是，其文采风流又如是。
朱子又好琴，并精乐律。蔡季通游其门，精数学，朱子以老友视之。尝有两书答季通论琴，谓：
大抵世间万事，其间义理精妙无穷，皆未易以一言断其始终。须看得玲珑透脱，不相妨碍，方是物格之验。
及季通以伪学禁赴贬所，朱子与书曰：
律书法度甚精，近世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谐，归来更须细寻讨。
季通能言琴理，而不能琴，朱子每以为憾。而甚推其律吕新书。然犹憾其吹律未谐，欲其自贬所归后再寻讨，而季通终卒于贬所。此皆属朱子晚年事。以一理学大师，当怫逆困境，犹潜心此等专家绝业，洵非常情所能测。
朱子又能言医事与药物。有《送夏医序》，谓：
尝病世之论者，以为天下之事，宜于今不必根于古，谐于俗不必本于经。夏君之医，处方用药，奇怪绝出，有若不近人情，而其卒多验。问其所以然，则皆据经考古而未尝无所自。
又论关脉定位，谓世传叔和脉诀，非叔和本书，然似得难经本指，而不取郭长阳书中密排三指之法。则朱子于医书亦所用心。朱子又尝告其朋旧，无事时不妨看药方，可知得养生之理。
问陆宣公既贬被谤，阖户不著书，只为古今集验方。曰：岂无圣经贤传可以玩索，终不成和这个也不得理会。
是朱子讲游艺之学，仍重辨先后，论轻重。必是问者失此指，故朱子以此答之。
朱子又能言静坐养生之术，常与蔡季通讨论及于《参同契》。及季通贬，朱子送行，尚以《参同契》为言。后乃自为此书作注，题曰空同道士邹?，其不犹常情处如此。此亦为后人所讥，然朱子理学，乃别有其一番境界，实为后人所不知。
龙川又言朱子好阴阳卜筮，言阴阳乃为言宇宙问题一大节目，言卜筮则以旁通于治《易》。朱子又尝言相人术，言地理书。以一旷代大儒，而于世间方伎杂术百家小书，虽不轻信苟从，亦不一切鄙斥。盖理学家言理，每偏于严而窄，朱子则主和而通。然苟非有如朱子心力之磅礴，兴趣之横溢，则其事实难，无怪象山以支离讥之。今若把朱子全部学术只当作一件艺术看，亦可为后人留无穷欣赏之余地。
以上略述朱子杂学中之游艺学，此下当续述朱子杂学中之格物学。
朱子论格物，已专章略述。其涵意甚广，上自宇宙，下至人生，靡所不包。亦可谓朱子全部学术，即是其格物穷理之学。惟今人言格物，则专指自然科学，与朱子之注重人生界更远过其注重宇宙界者不同。故朱子言格物，不得谓其是一自然科学家，然朱子于自然科学方面亦有贡献。以朱子观察力之敏锐，与其想像力之活泼，其于自然科学界之发现，在人类科学史上，亦有其遥遥领先，超出诸人者。论朱子之时代，尚远在近代自然科学发生以前数百年，当时中国学术界，留心此方面者并不多，而专门分科之业亦尚不受人重视。朱子以理学大儒，而其科学发现亦复如此之卓越，诚当大书特书而标出之。
朱子科学上发现之最值提起者，为其因化石而推论及于地质演变之一端。其言曰：
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
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蛎壳之类，蛎须生于泥沙中，今乃在石上。天地变迁，何常之有。山河大地初生时，尚须软在。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时凝了。初间极软，后来凝结得硬。
以上乃由见高山上化石而推论及于地层变化，与此后西方科学上之发明，义无二致。朱子又曰：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出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日月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摧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
造化之运如磨，上面常转而不止。万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细，自是不齐。如人以两碗相合，贮水于内，以手常常掉开，则水在内不出。稍住手，则水漏。天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阙，逼塞满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气无不通。恁地看来，浑只是天。
此由地质推论到天文。以近代科学家言绳之，朱子所言固属粗疏，然亦有失有得，其想像力之伟大，诚属可惊。又曰：
天运于外，地随而转。今坐于此，但知地之不动，安知天运于外，而地不随之以转耶。
朱子先认地在天中，后又认地亦随天而转，此皆在朱子之晚年。随时思索，递有推进。又有星不贴天之说，独于古人积见持异议。
问：康节论六合之外，恐无外否？曰：理无内外，六合之形须有内外。历家算气，只算得日月星辰运行处，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无内外。
此又说历法有限，而推论到六合之外去。又曰：
天只是一个大底物，须是大著心肠看它始得。以天运言之，一日固是转一匝。然又有大转底时候，不可如此偏滞求。
朱子既言地在天中，又言天在日月星辰之外，历家只算得日月星辰之小运行，此外尚有大运行。此等想法，皆前人所未及。朱子乃玩索邵康节之渔樵对问而推说及此。大抵朱子言宇宙，皆因濂溪横渠康节说而益加推进。伊川怀疑康节六合无外之说，朱子不之取。
朱子又曰：
天地之初，如何讨得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似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
此乃讨论到物种原始。因此又历引释氏及道家言。又如论：
月体常圆无阙，但常受日光为明。月中是地影。古今人皆言月有阙，惟沈存中云无阙。
此又见朱子之博及群书，而善加采择。沈氏为人，为当时理学家所轻，朱子独重其书。亦如伊川为当时理学家所重，而朱子独非其说。又如谓：
气蒸而为雨，如饭甑盖之，其气蒸郁，而汗下淋漓。气蒸而为雾，如饭甑不盖，其气散而不收。
此其随事穷格之精神与其观察力之明锐皆可见。
朱子于自然物理，极富兴趣，虽微末小节，亦所不忽。但必一一证之于实验，否则不加轻信。尝闻人言：
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观夜气，尝插竿以记之，自早至暮，长不分寸，晓而视之，已数寸矣。后在玉山僧舍验之，则日夜俱长，良不如道人之说。
此事与阳明格庭前竹子，正可相映成趣。朱子言格物，必先有一问题存在，乃从此问题循而探讨，故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如闻一道人言，僧舍偶闲，乃验笋之生长。此亦所谓玩物适情，朱子之格物学乃与其游艺学相通合一。而朱子之博学多通，旷古无匹，亦可由此等处窥见其所以然之消息。
（三十一）朱子学之流衍
以上略述朱子之杂学，即游艺与格物之学。至是而朱子学术之大体，已约略分述。此下当再略述朱子学之流衍。
朱子生时，四方学者响附云集。及其身后，其学流衍益广。所著书，如《四书集注章句》及诗易两种，元明清三代皆悬之功令，定为取士标准，凡应举者皆所必读。其学影响后世之深且大，可勿论。但朱子之学，既广博无涯涘，又其所追求向往之最后目标，更为高远。毕生常在孜孜兀兀中向前不辍，学者旅进旅退，虽曰亲炙，或相从岁月不久。朱子之卒，其弟子著者，如黄干直卿，辅广汉卿，陈淳安卿，陈埴器之，李燔敬子，张洽元德，廖德明子晦，李方子公晦，蔡沈仲默，皆能确守师承。然而传述发明已不易，充实光大事更难。而宋室日替，以至于覆灭，朱门再传，如魏了翁鹤山，真德秀西山，其卒皆距宋亡不远。至如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乃朱门三传，均已老死于宋亡之后。文天祥文山，则以身殉国。是则朱学之不获大昌于后，实与国运世运互为因果，较之孔子身后，殆是更为不幸。
元之所以为元，则尚幸有诸儒，或在朝，或在野，牵补弥缝其间。其著者，许衡鲁斋在朝，刘因静修在野，皆朱学也。而吴澄草庐，最为一时魁杰。其《五经纂言》，有功经术，论者谓其接武建阳。然其时已有和会朱陆之说，草庐亦言之，曰问学不本于德性，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盖其时朱子书已成为猎取功名之途，故草庐特提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辨。然草庐言道统则曰：近古之统，周子其元，程张其亨，朱子其利，孰为今日之贞乎。斯其所自任可知，而其终奉朱子为传统之正亦可知。
明祖开国，华夏重光，而儒运则熸。方孝孺正学之死，元气抑遏殆尽。此下明代理学，乃是一不绝如缕之局面。直俟陈献章白沙王守仁阳明先后迭起，而后理学大振。然白沙微近北宋之康节，阳明出而朱陆异同之公案复炽。王学昌行，朱学消沉，至东林始有由王返朱之意向。然东林仅从王学角度窥朱学，亦未能触及朱子学之大体系。明代朱学流衍，惟罗钦顺整庵一家，所得较深。
晚明三大儒，顾炎武亭林，始自东发厚斋上窥朱子，著为《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俨然朱子学之榘矱。然曰：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者经学也，其意乃欲以古人经学替出宋明理学，终是于朱子精神有距离。黄宗羲梨洲，则欲以经史实学来变讲堂锢习。讲堂锢习，正是明末王学积弊，而经史实学，则理学家中惟朱子一脉有其传。梨洲有曰：
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斯言颇近朱子。惟梨洲白负为王学传统，于此乃不自知。其时最能发挥两宋理学周张程朱之传统者，为王夫之船山。船山能精思，务博学，于庄老释氏书皆所深研，其为学规模极似朱子，而船山之最后宗主则为横渠。又有陆世仪桴亭，著思辨录，调和朱王，而吕用晦晚村，原本朱子四书义，宣扬民族精神，罹身后极祸。盖其时正是学术将变，群言竞兴，而尚未有定向。乃亦有专意攻击朱子者，南北各一人。在北方为颜元习斋，在南方为毛奇龄大可。
习斋驳斥朱子，并驳斥及于宋明理学之全部。力言礼乐事物，而不治经史，笃古而不通今。大可则自居为阳明学，著有《四书改错》一书，分三十二门四百五十一条，历辨朱子四书注，几于无一条不错，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而阎若璩百诗则谓天不生宋儒，仲尼如长夜，朱文公三代下孔子。清初学术界，多彩多姿，异说蜂起，精神壮阔，依稀使人重睹先秦与北宋之遗风。
清廷于其时乃一意提倡宋学，并特尊朱子。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配享孔庙，续修《朱子全书》，又御纂《性理精义》。雍正二年，特以其时专治朱子学者陆陇其稼书从祀两庑。朝廷刻意崇扬于上，而学术界乃肆力反对于下。惠栋定宇专尊汉学，方朱子配享孔庙之年，乃一十六岁青年，专反宋学与朱子之戴震东原，于陆稼书从祀两庑时方两岁，而纪昀晓岚适一岁。逮此诸人年长成学，而一时风气大变，成为清代乾嘉盛世汉儒经学独行之时代。
定宇一家，三世传经，其父士奇天牧，尝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是尊汉犹不反宋。及定宇则曰：宋儒之祸，甚于秦灰。风气激变，即在惠氏一家父子之间而可见。东原初从学于江永慎修，慎修极尊朱子，承朱子之《仪礼经传通解》而为《礼书纲目》，自谓欲卒成朱子之志。又为《近思录集注》，自谓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先儒之志。东原自述其学本之慎修，然其为《孟子字义疏证》，则谓程朱以意见为理而祸天下。是则风气激变，即在江戴二人师弟子之间而亦可见。
然而此一风气，其来也骤，其去亦忽。江藩郑堂得师传于惠氏，作为《汉学师承记》，初不列黎洲亭林，谓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非真知灼见者。其友非之，谓两人实启国朝经学，今为拘牵之论，何所见之不广，乃补写黄顾两人于《师承记》之末。又于其后特为《宋学渊源记》，于清初诸臣自号述朱，获朝廷宠眷，显贵一时者皆不列。陆稼书特邀从祀之典，亦不列。即王懋竑白田，以毕生精力为《朱子年谱》一书，考据极精审，因其尊朱，亦不列。其书所列，或处下位，或伏田间，声闻不广，姓氏将湮，殆多无足轻重。江氏此书，固不足重，而其风之变则可见。
阮元芸台，乃东原私淑，一意尊汉排宋。然其晚年在粤，推誉陈建清澜《学蔀通辨》，谓其学博识高，为三百年来之崇议。又谓朱子中年讲理，固已精实，晚年讲礼，尤耐繁难。东原《孟子字义疏证》，江郑堂《国朝经师经义目录》有其书，而阮纂《清经解》顾不收，此其意态之变亦可知。
又汪中容甫好诋宋儒，其子喜孙孟慈，乃谓皆出凌廷堪次仲之所诬谰。至如章学诚实斋，谓东原戒人以凿空言理，其学实自朱子，而丑贬朱子，斥其谬妄。方东树植之，在阮芸台幕中著为《汉学商兑》，谓当时诸儒于诸经注疏实未尝详玩，客气好事，矫异矜名。非惟不能入宋儒之室，亦断未能若唐贤之真实。其后陈澧兰甫，乃力主教人读注疏，著为《东塾读书记》十五卷，特立朱子一卷。谓朱子自读注疏，教人读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谓昔时讲学者多不读注疏，近时读注疏者乃反訾朱子，皆未知朱子之学。又曰：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近者即指宋学义理。陈氏为学，乃有闻于阮氏在粤之风教而起。然而其变则速于置邮而传命。故所谓乾嘉经学，亦仅止于乾嘉一时而止。道咸以下，其亡其亡，系于苞桑，风气已变，早不是乾嘉。
在乾嘉时，坚立汉宋壁垒，深斥宋儒，亦由有激而起。其上则激于清廷之尊朱，其下则激于媚清以求显达者，群奉朱子为正学而严斥陆王。清廷屡兴文字大狱，实使在野学者深抱反抗心理，不得已而于故纸堆中争意气。惟激而过偏，人心易倦。惜未有大儒继起，使其变而一归于正。继此乃有主张变法之公羊学兴起，此亦有激而来。而今古文之争，遂使清儒经学随清政权而俱亡。民国以来，读书博古之风已息，言学者仅知有清儒，于清儒中仅知有乾嘉，于乾嘉学中仅知有考据。乾嘉以前如梨洲亭林，乾嘉以后如实斋兰甫，其学之通博，已皆不能深知。又不喜言义理思想，其意若谓义理思想尽在西方，故仅求以乾嘉考据来重新估定传统上一切价值。侈言先秦诸子，亦借以为蹈瑕抵隙之助。孔子尚务求打倒，更何论于程朱？而朱子博通之学，其规模之大，条理之密，亦更不易为近代学人所了解。
以上略述朱子学之流衍，以下当再略述研究朱子学之方法，以终斯篇。
朱子读书多，著书多，所著书中所牵涉之问题多，此三多，为古今诸儒所莫逮。故治朱子学而求能尽其条理，得其会通，事大不易。今言研究朱子学之方法，则莫如即依朱子所以教人读书为学之方，以读朱子之书，求朱子之学。
朱子教人读书，必以熟读其人之本书正文为主。如读《论语》，古今说《论语》者何限，而读《论语》者，自必以《论语》本书正文为主。其他诸说，则仅能作参考，不能作正主。至于舍却本书正文，不务参考旁求，而仅主自创己见，其事乃更为朱子所力戒。朱子距今八百年，衡评及于朱子之学者，何止数百家。或尊或斥，其间相去，有如霄壤。今于此数百家异说之外，更创一说，亦不因而见多。默尔而息，不再创说，亦不因而见少。若欲求明朱子学之真相，则莫如返求之朱子之书。多所涉猎于述朱诤朱之间，而于朱子本人之书不精不熟，势将泛滥而无归，亦如治丝之益纷。
朱子书，可分为两大类。一为其著述书，最为后世传诵者，如《四书集注章句》，《易本义》，《诗集传》，《近思录》之类。又一为其《文集》与《语类》，《文集》一百卷，又续集再续集各二十卷。《语类》亦一百四十卷。此两百八十卷书，后人能首尾循览终卷者殊不多。然若专读其著述书，而不读其《文集》与《语类》，则如朱子教人常云吃馒头仅撮一尖，终不得馒头之真味。本人为《朱子新学案》，于其《文集》《语类》两百八十卷书，逐篇逐条均经细读，乃见朱子著述各书，其精义所在，其余义所及，多为只读各书所未易寻索者。又见朱子为学之会通处，有在其各种著述之上之外者。乃知不读《文集》《语类》，即无以通朱子之学。
除理学家外，率多鄙视语录。一则谓此体袭自禅宗，一则谓既非语者亲笔，录者容有误记。即在理学家中如二程，常戒来学者勿只重听说话。在其门人中，亦有疑他人记录有误，不加重视者。然朱子则极不以为然。朱子深究二程之学，即从语录参入。固亦有疑其门人误记处。然苟无语录，试问二程之学，又将于何处窥寻。
朱子之殁，其门人竞出平日所记加以刊布，黄幹直卿序之日：
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师传之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
然又曰：
先生之著书多矣，教人求道入德之方备矣。师生函文间，往复诘难，其辨愈详，其义愈精。读之竦然如侍燕间，承謦欬也。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
又李性传成之序曰：
池录之行，文肃黄公直卿既为之序。其后书与伯兄，乃殊不满意。且谓不可以随时应答之语易平生著述之书。性传谓记者易差，自昔而然。和靖称伊川之语曰：某在，何必观此书？文公先生则曰：伊川亡，则不可以不观。愚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拄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正，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非特此也，先生平日论事甚众，规恢其一也。至其暮年，乃谓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非语录所载，后人安得而知之。
伯兄谓李心传微之。直卿虽有不满《语类》之意，成之所云可谓正论。如《论》《孟》集注成于朱子四十八岁，此后二十余年递有改易，其最后所定，固是观今本而可知。然其二十余年中不断改定之曲折层次，则幸有《语类》可资钩稽，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助也。又如《易本义》成稿后即未有改定，而《语类》论《易》，多有在本义后与本义异者，此性传所谓当以语为是也。
抑且著书作文与对面言谈自有不同。流落人间者，泰山一毫芒，学者千里从师，不以读其书为足，必以见其人为快。不仅可以质疑问难，亦必有闻其所未闻者。《朱子语类》，尤与其他理学家之语录不同。理学家语录，大率多谈性理，《朱子语类》，则上自天地之所以高厚，下至一物之微，几于无所不谈。今《语类》一百四十卷中，轶出于其著书范围者甚多。性传指其言规恢一端，诚如沧海之一粟而已。直卿重其师之著述，而轻其同门之所记录，窃恐将使后人无以真得朱子学之大精神所在。直卿之言曰：历千载而如会一堂，合众闻而悉归一己，是书之传，岂小补哉，斯可谓直卿对《语类》一书价值最恰当之评论。
袁桷清容有言，朱子门人当宝庆绍定时，不敢以师之所传为别录，以黄公勉斋在也。勉斋既没，夸多务广，《语录》《语类》争出，而二家之矛盾始大行。窃谓此说亦颇易启后人对《语类》之误会。朱陆之争，朱子贻书友好，常嘱勿传布，恐多增纷呶。其随时面告门人，亦必戒其勿多宣扬。并屡以集两家之长，补自己之短为训。然两家之有争论，则为不可掩之事实。直卿《朱子行状》有曰：
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奢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
此其斥陆学，可谓辞严义正。又为书《朱子行状》后有曰：
流俗之论，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说不必力排。称述之辞，似失之过。孔孟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夫子尝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知也。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
此处言异端，正指陆学。直卿方以尊师斥陆为不容己之辩，乌有如清容之所云。
抑且《语类》中直指二程解经误失，不下三四百条以上，其驳正二程之自立说者亦复不少。其于程门诸儒之走失师传，更多指摘。此皆不见于《文集》及著述中。文集著述发明大义，其与门弟子之谈说，则转多微言。若置《语类》不读，岂能得此曲折细微之所在。
惟读《文集》《语类》，有一点最当注意者，即为《文集》各篇《语类》各条之年代先后。《文集》起自朱子二十余岁，先后共历四十余年。《语类》起自朱子四十余岁，先后共历二十余年。其间多有明白年代可据，亦有可推勘而得。亦有虽不能得其确年，而可断定其在某年上下数年之内者。朱子历年思想见解之递转而递进，与夫其言辨考索之愈后而愈密，皆可由此觇之。其间容有记录错失，然果错纵以求，会合而观，亦将无所遁形。惟如吴坚所云：但涉猎乎《语录》，而不玩味于成书，几乎而不为入耳出口之资，此则亦所当戒。
清儒朱泽沄止泉论《朱子语类》极为有见，兹录其语如下。
语类一书，晚年精要语甚多。五十以前，门人未盛，录者仅三四家。自南康浙东归，来学者甚众，诲谕极详。凡文词不能畅达者，讲说之间，滔滔滚滚，尽言尽意。义理之精微，工力之曲折，无不畅明厥旨。诵读之下，謦欬如生。一片肫恳精神，洋溢纸上。在当日诸门人，前后各得一说，彼此各闻一义，而后人读之，反聚前后彼此之各闻者，汇萃参伍，这处那处，表里始终，真有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渐进渐高远之妙。是安可概以门人记录之不确而忽之。
此最为能道出《语类》价值所在。盖《语类》乃是朱子五十后晚年学问思想所荟萃，而又随问流露，活泼生动，委悉详备。《语类》之在朱学全部系统中，正如画龙点睛，使人读之，有破壁飞去之感。朱子之精神笑貌，毕寓于此，千年如会于一堂，众闻悉归之一己，较之亲炙，亦何多逊。治朱学而期于深山之得宝，则《语类》一书，断不可忽。本书所收材料，以《文集》《语类》为主。属晚年者，则更以《语类》为多。至于朱子之著述，有待学者循书寻索，首尾备究。本书所引，力求简省。即《四书集注章句》，亦复如此。学者幸勿以本书不多引及而忽之。
惟有一事最当提及者，门户之见，实为治朱学者一绝大之障蔽。明程敏正《篁墩著道》一编，证朱陆两家之始异而终同。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继之。其说之非，同时罗钦顺整庵已疑之。此后陈清澜《学蔀通辨》对王说力肆诋辩。此下言朱学者则必称清澜之书。然朱子成学在晤象山以前，其为学自有根抵与其独特之精神所在，初不为针对象山而发。今于学术大范围之内，单划出理学一小圈，又于理学一小圈之内，专钩出朱陆异同一线，乃于此一条线上进退争持。治陆王学者，谓朱子晚年思想转同于陆，此犹足为陆学张目。治朱子学者，仅证得朱子晚年并无折从于陆之痕迹，岂朱子学之价值固即在是乎？孙承泽著《考正晚年定论》，谓朱子四十五以后，实无一言合于陆氏，亦无一字涉于自悔。李绂穆堂又著《朱子晚年全论》，谓尽录朱子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论学之语见于《文集》者一字不遗，共得三百七十余篇，其言无不合于陆子。同时王白田辑《朱子切要语》，陈兰甫讥之，谓其书专为排陆王而作。而夏炘心伯论穆堂《晚年全论》不过为《学蔀通辨》报仇。此等诚是学术界一大可骇怪之事。治陆王学者以陆王为中心，而治朱学者则以反陆王为中心。孟子有言，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一若朱子之得列为圣学，亦只为其能与象山持异。窃谓朱学之晦而不彰，有四大害。其一害于科举之陋儒，志在名位，不在学术。其二被祸于清帝王之表扬，与夫承望恩泽之一辈伪学者之希旨而邀宠。然此二者，尚皆在学术之外。其三更甚者，则为治朱学而专务于争门户，一若只于陆王之反面求之，即为朱子精旨所在，此则尤为治朱学之绝大障蔽。
而又有第四害，自有朱子，理学大盛，道家固已不振，而释氏禅宗亦如强弩之末，更不能与理学相争衡。于是诤朱反朱者，乃亦只限于儒者与理学之一大传统之内，更无超出于此以起与朱子持异者，此尤为朱子学不能大发明大振起之一大障蔽。今则西学东传，国内学术思想界又引起一激动，或者朱子学转有复兴重光之机，此则为本书著者所深望。
黄梨洲为《明儒学案》，其书阐扬王学，颇见精彩。晚年有意为《宋元学案》，既非夙所究心，殊难胜任愉快。其子百家主一承其家学，以王学余绪衡量两宋，宜于不得要领。全祖望谢山本于理学寝馈不深，又濡染于李穆堂之偏见，其修补黄氏父子之《宋元学案》，所费工力甚为深博，然于平章学术，考镜得失，则多有偏阿。于陆学则每致回护，涉及朱学，则必加纠弹。其语散见，不易觉察。治理学者每先窥此书，凭之入门，而不知其已引导入于歧途。非惟不足升堂奥，亦将无以窥门墙。本学案多引朱子原书，颇少牵引他说。惟黄全《学案》乃学者所必治，虽不能一一加以驳正，然于紧要处亦偶有提及。读者举一反三，可知本书与黄全《学案》着眼不同，持论有别。然亦并不专在朱陆异同一问题上立意，则深望读者之加察。
学案旧例，仅是散摘诸条，略加评案，易使读者如看格言集，或读相驳书，几如理学家言非属教训，即系辨诘。学术气味不免冲淡，思想条理更难体究。使人对理学诸家易生厌倦。在理学盛时，其病尚不易显。今值理学已衰，学案旧体例急待改进。本书多分篇章，各成条贯，使人每读一条，易于了解其在一家思想全体系中之地位与意义。分而读之，固可各见其有然。合而思之，乃可尽见其所以然。自可知一家学术，必有其根抵所在，与其精神所寄。固不轻为教训，亦非专务辨诘。因名本书为《新学案》，亦只指其体例言，非敢标新而立异，以期哗众而取宠。学者其谅之。
学者初看理学家语录，每易感其枯燥。学案中又加以摘录，则枯燥之病益见。本书钞撮朱子《文集》《语类》，每不厌其繁，又不厌其重复，有一义而辗转引述至十数条数十条之多。并亦一仍原文，不轻删削。期使读者低徊循诵，反复思绎，得其浸灌膏泽之润，达于欢畅洋溢之趣。抑且朱子书繁重难读，尝一脔知鼎味，此一脔则必求其味之腴者，乃可使人虽不见鼎而无憾。斯亦求读者之谅察。
治一家之学，必当于其大传统处求，又必当于其大背景中求。本书采录朱子所言，止于组织条理，读者自可因文见义，不烦多所阐申，此亦窃师朱子教人解经注书之遗意。惟作者私人仰止赞叹之情，则亦时有不能已于默者。嘤鸣之求，理宜有此，读者当不以煖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而加以菲薄。其他苟有所发挥，则胥于大传统处，大背景中，稍作指点，使读者于传统中见朱子之创辟，于背景中见朱子之孤往。
知人论世，自古所贵。治朱子学，则必求明朱子其人及其时代。自昔有《朱子年谱》，始作者为其门人李方子果斋，然原本已不传。此下有明儒李默古冲，清儒洪璟去芜，递有所作。其最后最著者，则为王白田本。其书经二十余年四易稿而后定，较之李洪两谱，所胜实多。然白田《年谱》用力虽勤，而识解容有未透，又不脱门户之见，亦未能窥朱子学之深邃，其同时友好朱止泉曾贻书力辨，而白田未能接受。夏心伯著《述朱质疑》十六卷，于白田《年谱》颇多纠正。然王夏两氏，姑不论其于朱子学术大体未能深窥，即就考订事迹言，亦尚不免各有疏失。本书因治朱学者必读王谱，故于其书亦多驳正，而兼及于夏氏书。此亦犹如驳正黄全《学案》，皆不得置而不谈，非欲泛滥旁及。
本书初欲分为三编，一思想之部，一学术之部，又一则为经济之部。凡朱子仕宦所及之政绩，及其对当时之政论政见皆属之。今成思想学术两编，篇幅已多，其第三编，自问无以远出乎王氏《年谱》夏氏《质疑》之上。此两家书纵有疏失，亦易考见，故不复作。而于朱子对当时之政论政见，则散附其一二于史学篇，虽不能详，要亦可见其大体。
本书既成，为其卷帙之已多，又为《提纲》一篇冠诸首。《学案》求详，重在记叙。《提纲》求简，稍加发挥。庶使读者易入。然真能发挥朱子学之本意者，宜莫如朱子本人。他人所发挥，或反易失朱子之本意。读者傥由《提纲》进读《学案》，更由《学案》进读朱子之原书，于朱子学术思想自多启悟。斯而后，可以各自有所发挥，此在古人，谓之自得之学，必如是始为可贵。否则只读《学案》，《学案》既力求详尽，虽不睹未学之全貌，亦可窥朱学之概略。于此而求自得，亦不中不远。《提纲》仅为入门，若徒诵《提纲》，即谓已知朱子，而遽欲自有所发挥与评骘，此乃朱子平日教人最所力戒之事。是则余之为此《提纲》，正恐将因之得罪于朱子。惟若读《提纲》者，由是而知朱子思想之邃密，与夫其学术体系之博大，而因以知于旷代大儒，不当轻施己见，即属赞扬，已属逾分，妄作弹斥，决难确当。是则虽不治朱子之书，不修朱子之业，读此《提纲》，亦足为博学知服之一助。
《学案》与《提纲》，皆于朱子之学术思想分途叙述。其思想方面，虽片言只辞，皆出朱子所躬行实践，亲体默证。读者当反求诸己，心领神会，得一善而拳拳服膺，可以终身享受。此乃理学之所以为可贵处。至于学术方面，则不论经学史学文学及其他诸端，在朱子亦自有此成就而止，学者当不以其所成就而自限。只求得此集范，明此途辙，鸢之飞，鱼之跃。海阔天空，将一任学者之自极其所至。朱子精神充满，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学者则贵各就才性所近，各自求有成立。若徒务博涉，不知反己，此恐不为能善学朱子，并亦将为朱子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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