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之祸
在此之前，朱温因担心唐昭宗难以控制，将其连同九个儿子一并杀死，改立十三岁的李柷为帝，是为唐哀帝，经此一难，大唐朝完全失去统治基础，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朱温的大清洗，可以看做是他谋朝篡位的前奏，但被他投入黄河的三十余位大臣，却并非非死不可，例如其中的赵崇、裴赞等人已经退休，陆扆处事平和（吕思勉语），这些人都对朱温篡权不构成实质影响，何必要杀之而后快？
这背后，实则隐藏着一则无法言说的矛盾：那便是晚唐时期藩镇幕僚对进士阶层的极度厌恶。
唐朝做官，十分看中科举，进士科是最为关键的一道门槛，一旦考中进士，就有了官场资本，平步青云只是时间问题，但进士科也是最难考的一科，所谓：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说三十岁考过明经科就算晚的，但五十岁能考过进士，还是很年轻的。
唐代科举图
明经科主要考察四书五经，只要记忆力不错，舍得花时间，将这些经书背熟了，总是能够通过考试，而进士考试，就困难多了，不仅要熟读经典，还的把古人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当今国家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得出自己的观点，并以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
当然，进士科难考，不完全在于出题难度，还在于录取率，唐朝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比起上千考生，录取率实在是低的可怜。
唐朝大诗人孟郊，四十六岁那年才中了进士，顿时神清气爽，奋笔写下：《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天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而白马之祸中被杀的大臣，多数为进士出身：
例如宰相裴枢，就是咸通十二年进士，陆扆是光启二年进士，独孤损 ，裴蛰，崔远、王溥等人皆是进士出身。
唐代士族影响巨大
进士难考，但考中了进士，不代表一定能做官，唐朝科举在进士以后还有一个考试，叫做选试，选试合格的才能做官，大诗人韩愈中了进士后，三次参加选试，都没有通过，只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其难度可见一斑。
对于白马之祸遇难的官员来说，如果只是因为学习好，学历高，并不构成朱温杀人的理由，关键是，朱温本人识字不多，而他的很多幕僚，又都是科举不第的学渣，对这些学霸出身的高官，天生不爽。
例如那位蛊惑朱温杀人的李振，《旧五代史》记载他：“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另一位得力幕僚敬翔：“少好学，工书檄”却“乾符中举进士不中，乃客大梁”。
如果只是学习不如人家，就欲杀之而后快，那么只能说这些人心理有问题，关键是，唐朝的科举，并不只是学习问题，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外部因素，影响最终考试结果。
唐代科举考试制度十分不完善
由于科举制度诞生时间不长，唐朝的考试管理制度十分不完善，以改卷为例，唐朝的科举考卷考生姓名是不封闭的，阅卷老师一眼就能看见，这就给了他们巨大的操作空间。那些世家豪门大族们，通过金钱和人脉关系，把持科举，有时候考试还未开始，名次就定下了，这就导致那些寒门子弟，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榜上有名，长此以往，落第的寒门学子就把仇恨记在了豪门子弟身上。
白马之祸中遇难之人以崔、裴、卢三姓居多，博陵崔氏，是北方著名大族，《新唐书》载：“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比之陇西李氏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唐一代，崔氏诞生了15位宰相，例如太宗年间的崔仁师，高宗年间的崔敦礼、崔知温等。
河东裴氏，又称闻喜裴氏，是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独一无二的望世家族，据其家谱记载“自秦汉以来，历六朝而盛，至隋唐而盛极，五代以后，余芳犹存”，例如历周、隋、唐三朝的名臣裴矩（大唐双龙传中石之轩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裴矩），唐开国元勋裴寂，一代贤相裴度等。
裴氏祠堂画像
而范阳卢氏，同样不逞多让，不仅有“北州冠族”之称，还是唐代“七姓十家”之一，“初唐四杰”之卢照邻，“大历十才子”之卢编俱出自范阳卢氏。
这三大族世握权柄，操纵科举，以崔氏为例，自咸通十三年（公元872年）至广明元年（公元880年）九年中，崔姓四人五掌科举，李振在感通至乾符年间多次参加科考，却接连碰壁。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是在乾符五年，主考官即为崔氏家族的崔澹，李振因此对崔澹怨恨极深，白马之祸中，崔家上上下下被一网打尽，公报私仇意味明显。
在这些豪门大族的把持下，似李振这种寒门学子，很难出头，而随着唐朝后期藩镇制度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子选择投奔藩镇军阀，走向了唐室权力中枢的对立面。
晚唐时期，藩镇对文人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朝廷中枢牢牢把握人才选拔权力，不肯下放，这就导致部分读书人企图通过藩镇举荐，曲线进入权力中枢的道路被堵死，对这些读书人而言，一旦失去上升通道，他们就只能死心塌地为藩镇武人效力，上下级关系演化为古老的宾主关系，进而与朝廷离心离德。
五代狩猎图
而随着藩镇势力的扩大，幕僚们也不再隐藏做“从龙大臣”的渴望，开始有计划的撺掇藩镇领主们拥兵自重，例如李袭吉在献策中直接提出了“训兵劝农，以立开国，建家之本”，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藩镇集团的做大，也引发了一些效命于权利中枢而又不得志的官僚阶层的跳槽大潮，例如晚唐的东南幕府，一度成为文人们依附的首选。
个人待遇也是这些人投靠藩镇的重要原因，根据历史学家赖瑞和先生统计，藩镇幕府内的判官等中层官职虽无品轶，但每月俸料钱均高于朝廷中层的正八品，有些人收入甚至比五品京官还多，千里做官只为钱，既然科举之路被堵死，能在藩镇中赚取高薪，对这些落第举子，不啻是一个不错的归宿。
但藩镇幕僚的做大，也对社会文化和晚唐政治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权的频繁更迭让藩镇幕僚的忠诚度大大下降，以前文提及的李振为例，他在李唐参加科举，不第后投奔朱温，后梁尚未灭亡，他就做好了改弦易张的准备，打算投靠死敌李存勖，“有制洗涤，将朝新君”。如此做法的并非李振一人，后唐判官孙晟，天成中追随汴州朱守殷，“守殷反，伏诛，晟乃弃其妻子，奔于吴”，当时有人云：“故唐方灭即北面于晋，汉甫称禅已相率下拜于周矣”。
冯道雕像
对于这些幕僚，改朝换代不仅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障碍，反倒可以换个环境，再创辉煌，最为典型的是“长乐老”冯道，先后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效力于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十位皇帝，期间还向辽太宗称臣，始终担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自称“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
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刻总结：“足不涉天子之都，目不睹朝廷之法，知我用我，生死以之，而遑问忠孝哉?”
晚唐文人的集体放纵，可以看做是政治环境极度恶化的产物，寒门学子通过科举晋升的道路被堵死，只能在藩镇军阀那里寻找归宿，如果以传统儒家思想来评判，他们的仕途本身就带有原罪，也正因为如此，索性破罐子破摔，有奶便是娘，至于礼义廉耻，都被抛之九霄云外。
白马之祸中，李振就以十分恶毒的理由劝朱温杀掉那些进士出身的唐朝大臣：此辈自谓清流,宜投於黄河,永为浊流。
文人道德水准的集体沦陷，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让那些长矛大刀的武人看不起，例如前文提及的朱温，因家境贫寒，只认识简单几个字，经常被文人瞧不起，相传早年他曾帮助过大诗人殷文圭，而殷文圭中了进士后，立马与朱温切割，路过朱温的封地，连拜访都免了，让朱温大失脸面，据《唐诗纪事》记载: “(朱温) 自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每以文圭为证，白马之祸盖自此也。”
冯道代表了五代文人的普遍面貌
而另一位武人史弘肇说的更加直白：“安朝廷，定祸乱，直须大剑长枪，若毛锥子奚用哉?”清代史学家赵翼就认为，五代时期的文人命运十分凄惨，完全被社会边缘化，他们的集体堕落既是自身价值观破灭的产物，也是社会环境的使然。
晚唐及随后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时期之一，尤其是晚唐，以落第文人为代表的藩镇幕僚，对豪门大族掌控的科举制度深恶痛绝，这种怨念与武人篡位结合在一起，造就了血腥的白马之祸，将盛极一时的大唐王朝彻底打入地狱。而随之而来的五代十国，文人地位进一步下降，他们不得不周转于各色武人之间，传统的儒家思想被现世的生存理念所取代。例如前文提及的冯道，李嗣源说他：真士大夫也；石敬瑭赞他：人臣之刀尺，造化之丹青；而到了北宋，就被欧阳修骂为：无廉耻者矣；司马光也说他：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说辞，北宋天下大定，传统的忠君文化又被摆上台面，自然不齿于冯道的朝秦暮楚，如果把欧阳修司马光放在五代，未必能比冯道做的更好，礼崩乐坏，天下不安，人臣篡逆，纲常失纪，哪是一介书生所能左右的，他们要做的，就是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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