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

 

 

 

    　这个世界唯有两样东西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一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光，一是我们内心崇高的道德准则。这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说过的话，据说，他曾将此刻在自己的墓志铭上：“天上有星光闪耀，地上有心灵跳动”。看到此，我仿佛看到了康德先生的坟墓，在一个个有星光的晚上，那静静的悄无声息的旷野，一位老人在秋虫的鸣叫下喃喃自语。

 

    　但岁月不老。人生亦老天难老。

 

    　崇高依然还有，道德依然还有，理性依然还有。但这些，在现代社会，它们就像断线的风筝，离我们越来越远。据说，有一位学者去讲课，讲课前他问，现代社会最缺乏什么？台下的人异口同声地回答：“缺德”。这位学者顿时泪水涟涟。

 

    　现代人被金钱这根无形的绳索牵着，一路不停奔向自己永恒的归宿。人们在进归宿之门时才顿悟，原来自己所追逐的，是自己的心，心不定，自己永远也追不上。只有自己先静下来了，先找到自己，就会发现目标亮堂堂地敲打着自己的前胸后背，敲出夜色清亮如水，星光闪闪。

 

    　现代社会把人们异化为单向度的人，把传统中的道德、伦理、价值等一夜之间全部打碎，使很多人一时建立不起新的价值观，于是被别人的价值观和意识牵着鼻子走，脚闲不下来，心静不下来，人停不下来，欲压不下来，浮躁，到处是浮躁，追逐，不断的追逐。对金钱的追逐，对权力的追逐，对虚假感情的追逐，对自我价值的追逐，甚至对追逐的追逐。很多人却成为这种追逐的牺牲品，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在干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干？人人都不清楚，不明白！这世界怎么了？我又怎么了？大家又怎么了？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好像大家都不愿再去弄明白为什么，只是不断地制造着这种病毒，再传染给别人。不是有人说，70年代前，中国人见面问：“吃了吗？”那时是温饱问题。80年代人们见面问：“发了么？”那时是经商潮。90年代人们见面问：“离了么？”大抵是因为吃的太饱，有了几个闲钱的缘故，古人云：农夫多打几斗粮食，尚且要换老婆。何况现代人乎？

 

什么时候能够静下心来，观照自身？

 

    　哲人都是大自然的爱好者。庄子有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化为蝴蝶，醒后说庄子就是蝴蝶，蝴蝶就是庄子。庄子因为对自己不断地认识，所以他成为了哲人，他的作品充满了灵气。因此，生活中需要灵气。生活中需要灵气就像晨雾般笼罩着我们的山村，山村才会显得更加恬静。但灵气产生的前提是勇气和热情。

 

    　因为缺乏勇气，街头有人围观邪恶对善良的欺凌，却没有人敢站立出来，或者伸手帮助一把，正义被邪恶污染的同时也嘲笑着那些胆怯的围观者和卑琐的无聊看客。因为缺乏热情，围观的人表情木然，有的则连围观的兴趣也没有了，急匆匆地为名忙、为利忙、为自己的小家忙，把正义、正直丢诸脑后。“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倍感孤单！”很多人如是说。

 

    　灵与肉，我们交织在这种痛苦里，我们需要选择，需要满足，我们徘徊其间，多么希望哲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记得周国平有一篇这样的随笔：人有一个肉体似乎是一件尴尬事。那个丧子的母亲终于停止了哭泣，端起饭碗，因为她饿了。那个含情脉脉的姑娘不得不离开情人一小会儿，她需要上厕所。那个哲学家刚才还在说给面对苦难的神明般的宁静，现在却因为牙痛而呻吟不止。当我们的灵魂在天堂享受幸福或在地狱体味悲剧时，肉体往往不合时宜地把它拉回尘世。

 

    　马雅柯夫斯基在列车里构思一首长诗，眼睛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的姑娘。那姑娘惊慌了。马雅柯夫斯赶紧声明：“我不是男人，我是穿裤子的云”。为了避嫌，他必须否认肉体的存在。

 

    　我们一生中不得不花费许多精力来伺候肉体：喂它、供它、替它穿衣，给它铺床。博尔赫斯屈辱地写道：“我是他的老护士，他逼我为他洗脚。”还有更屈辱的事：肉体会背叛灵魂，一个心灵美好的女人可能其貌不扬，一个灵魂高贵的男人可能终身残疾。荷马是瞎子，贝多芬是聋子，拜伦是跛子。面对一切人相同的是，不管我们如何精心调理，肉体仍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老和死亡，拖着不屈的灵魂同归于尽。

 

    　那么，不要肉体如何呢？不，那更可怕，我们将不再能看风景、听音乐、呼吸新鲜空气、读书、散步、运动、宴饮，尤其是——世上不再有男人和女人，不再有爱情这件无比美妙的事儿。原来，灵魂的种种愉悦根本就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的灵魂不过是幽灵，不复有任何生命的激情和欢乐，比死好不了多少。所以，肉体是奇妙的，灵魂更奇妙，最奇妙的是肉体居然能和灵魂结合在一起。

 

    　那还有什么可说呢？热爱生命吧，让生命更健康，更强健，我们也就会更快活，更幸福。生命的价值在于灵魂的安静，在于我们对自我精神家园的营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