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的生命哲学思潮，吸取近代生物科学的成果并受浪漫主义的直接影响，既具有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特征又具有一定的现代科学色彩，它以对内在于并激荡着整个世界的生命――即作为主体对自己存在的经历、体验和领悟的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的探索代替传统哲学对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原的探究，从对生命的意义的揭示出发来探讨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价值问题，在20世纪头二十年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非常引人注目的影响。本章主要介绍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思想。
生命哲学概况
一、生命哲学的基本特征
生命哲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在德、法等国流行的一种具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哲学思潮。它把揭示人的生命的性质和意义作为全部哲学研究的出发点，进而推及人的存在及其全部认识和实践，特别是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再由人的生命和存在推及人的历史和文化，以至人与周围世界（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换言之，由对生命的揭示而推及对整个世界的揭示。
生命哲学家都不把生命看做是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而看做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领悟，也就是心灵的内在冲动、活动和过程。他们都强调生命的变异性和创造性以及作为人的生命的体现的心灵世界的独特性，并由此强调说明科学和物理科学的差异性，特别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它们的研究方法的差异性。他们都强调生命和激情对理性和经验的超越，从而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但又并未完全否定经验和理性在一定范围内的作用。
从基本思想倾向说，生命哲学与以叔本华和尼采为代表的唯意志主义有很大共性。事实上，他们也因其生活意志和权力意志均属生命意志而往往被归属于生命哲学家之列。另外，生命哲学的生命也可以理解为与死亡相对立的生存，因而生命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将引向当代存在主义。
二、生命哲学的由来和主要类型
对生命现象从哲学上进行研究和阐释在西方由来已久、古代和近代哲学家对心物关系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生命的研究。但这些哲学家都是把对生命现象的研究当做自己哲学构架中的一个环节，本身并不构成一种哲学思潮。这样的思潮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当时西方科学和文化发展开始出现一系列重要变更。近代生物科学的产生促使人们对生命现象有了新的认识；（以歌德、赫尔德、施莱格尔等人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发扬并突出了西方思想中强调生命和激情的传统，超越了囿于形而上学的近代理性主义的视界。这二者促使人们从哲学上重新研究生命现象，并促使这种研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思潮。
生命哲学主要有生物学倾向和历史－文化倾向两种在类型。前者试图用运动变化和整体联系的观点说明生命现象，伯格森是其主要代表。后者主要从人的生命的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角度来进行哲学思考，生命在此大体上是指人的生活经验。生命不是作为一种外在地给予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的直接和内在的呈现的过程，是作为反思主体的人内在地体验和领悟到的生命。生命的形态往往是合目的性的，即追求有待实现和达到的价值。狄尔泰是这类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
三、生命哲学的演变和流传
浪漫主义运动被公认为生命哲学思潮的直接先驱。它在德国造成了一种崇拜生命力的思想文化氛围，启发和促进了生命哲学家们从对生命的意义的揭示出发来探讨精神生活、文化－历史和价值问题，并把这种探讨当做全部哲学的核心。
就较为严格的意义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生命哲学主要是指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奥伊肯等人的学说。这些人的影响在20世纪头20年里特别引人注目，后来其地位被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取代。但狄尔泰的学说在被冷落了几十年后重新成了西方当代哲学的热点，其影响与日俱增。
与德国生命哲学思潮的形成大体同时，在法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法国生命哲学之集大成者伯格森的理论在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生命哲学
一、狄尔泰的生命哲学
1、狄尔泰的生平活动
狄尔泰（WilheimDilthey,1833-1911）是德国最具代表性和深远影响的严格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家。他出生于一个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有某些泛神论倾向，母亲有较高艺术素养。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把对上帝的崇敬与对大自然的生命力的信念完全融合在一起，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也与他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不可分割。他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神学院学习神学。康德、黑格尔、施莱尔马赫、荷尔德林、莱辛以及其他浪漫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对他影响最大。曾在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引导下研究过历史。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巴塞尔、基尔等大学任教，1882年回到柏林接替洛采的柏林大学哲学讲座教席。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人、社会和国家科学历史的研究》（1875）、《精神科学导论》（1883）等。
2、历史理性批判
狄尔泰青年时期在哲学上走过一条由黑格尔转向康德的道路。发挥和改造康德对理性的批判是他的哲学理论的出发点。他要求以历史理性批判取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认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原则的区别。后者是人以外的存在，对之只能以外在的方式加以研究，不能真正为人所知；而前者则是人本身的精神（心灵）活动的产物，人文科学的对象是由人的精神直接体验到的内在实在。在狄尔泰看来，人文科学只能以对生命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为基础，其对象实际上揭示整个人类的生命现象，而人的精神活动正是其生命的体现。
与新康德主义只注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不同，狄尔泰认为二者之间更重要的是在内容上的区别，而且二者方法论上的不同也正是由于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同。他也像文德尔班等人一样企图把各门人文科学统一起来。但他认为这种统一的基础不在其方法，而在其内容。这种连接和统一的基础正在于它们所面对的是统一的生命或者说精神生活的世界。
3、生命及其历史性与时间性
广义地说，狄尔泰的“生命”一词泛指人类个人和集体生活的整个范围，包括它们的表现、创造以及人类的社会组织、文化成就，人心向内于向外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人的非理性的和本能的精神活动）等等。他把心理学看做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生活经验的科学。生命就是人的生活，而生活就是人的经验，即人的全部精神生活，其中主要是指人对自己的存在的内在的体验。
他特别强调生命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生命是以人类的永恒的历史为背景的，它其实就是历史的生命、社会的生命。生命的本质只能到历史性的存在中去寻求，也就是只能在历史的进程中才能领悟生命的真谛。他把社会历史问题当做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因为社会历史就是生命在时间里的延展。生命的首要特征是它的时间结构。我们所经历到的生命时间不是一连串细小而不连结的时间单位，而是一个人一生连续不断、由生到死所限定的境遇，每一瞬间都伴随着对过去的意识和对未来的期待。对每一个人来说，生命就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他独具的特征。个人的生活构成一个体验中心。但每一个人同时又是无数交叉系统中的一个点，无数个人聚成生命之网络，汇成生命之巨流，而生命本身就在他们中间实现为社会的、历史的实在。
4、解释和理解
狄尔泰认为，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是意义关系，而不是像物理事件那样的因果关系。历史是关于在时间中人类所做的和所遭遇的一切，包括人创造的各种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它们的产生和影响、作用等等。历史的意义就在生命的创造活动中。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必须在客观精神的广阔境遇中才能完成。客观精神又称生命的客观化，它包含语言、习俗、生活的每一形式或风尚、家庭、社会、国家和法律，乃至艺术、宗教和哲学。只有通过生命客观化的观念，我们才得以洞察历史的本质。个人是客观精神的普遍特征的承担者和代表，他既是历史的存在，创造、享受着历史，同时又理解着历史。理解和解释是贯穿整个人文科学的方法。正因为生命具有意义，所以需要理解。他认为精神科学对于人类精神的历史表达应当采用特殊的释义学的和批判的技术。哲学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范畴（如时间性、历史性、意义等）的阐释、这些范畴不是先天的形式，而是源于生命本身并表达了生命在时间延续中的结构形态。狄尔泰的这种历史哲学对20世纪初德国史学家们产生过深刻影响，他的精神科学方法论成为当代释义学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二、齐美尔的生命哲学
齐美尔(GeorgSimmel,1853-1918)出生于柏林，毕业于柏林大学。曾长期在柏林大学任教，后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他和狄尔泰都曾经是新康德主义的信徒，后来转向生命哲学。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问题》（1892）、《对生命的直觉》（1918）等。
齐美尔用两个特别的命题来说明生命：“生命比生命更多”和“生命超出生命”。前者指生命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创造过程。生命不断更新、发展和壮大自己。时间是生命和有生命之物的根本特征，而僵死的物质无所谓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们以空间为特征。后者指生命从自身创造出非生命的东西，这些东西又具有它们自己的规律和意义。也就是说，生命有超越生命自身的能力。生命根据包括在体验中的形式的原则来创造对象，它为世界创造了艺术、知识、宗教等对象，而这些对象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一致性和意义，独立于创造它们的生命。生命在这些形式中把自身表达出来，这些对象则是生命的审美、理智、实践或宗教的能动性的产物，它们也是生命的可理解性的必要条件。
齐美尔把上述关于生命的创造和超越的观点扩大到解释人类活动几乎所有领域，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他以康德式的提问方式提出了关于历史和历史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他不仅像狄尔泰的历史相对主义一样否定历史秩序的先天性，而且认为历史秩序的形式的连续性也是相对的。历史学家并不把实在当做是具有独立性的对象体系，其所涉及的是直接体会到的生命。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规律性，甚至对社会历史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是不可能的。
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其他生命哲学
狄尔泰和齐美尔的生命哲学和历史哲学在20世纪初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奥等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形成了历史主义和生物学哲学两股思潮。后者的主要代表是克拉格斯，他在其代表作《作为心灵的对手的精神》中从活力论和反理性主义出发强调无意识的原始生命力的创造作用。这种生命力弥漫于作为人的生命的直接体现的身体中。人在向生命的更高表现形式（如自我意识）发展和进步的同时，又意味着某种倒退，因为人越来越离开其具有创造性的原始的生命力。而艺术和道德有助于恢复与原始生命力的直接接触。另外一些追随狄尔泰历史哲学的人，形成了所谓狄尔泰学派，其中较著名的有斯普兰格尔和罗特哈克。
此外，受狄尔泰的历史哲学影响的有斯宾格勒，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使他从一个中学教师一跃而成为西方思想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他用生命哲学的观点看待世界历史，提出著名的文化循环论。认为每一种文化形态都像生物有机体一样要青年期、壮年期然后衰老死亡。每一种文化都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大阶段。。这三大阶段循环交替，周而复始。而富有血性、代表生命活力的民族凭直觉意识到历史的宿命并顺应它，以强者的意志去创造历史，必将成为世界主宰，开始新的文化。
在20世纪初的德国，另一个颇有影响的生命哲学家是奥伊肯（RudolfEucken,1846-1926）。他是耶拿大学教授，1908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精神生活的统一性》（1888）、《为精神生活的内容而战斗》（1896）、《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08）。他反对自然主义和理智主义，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精神生活从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而精神生活总要超越自身，达到自由自主的人格。这种人格超出自然的和理智的范围，是二者的统一，与根本的“实在”整体一致。所谓真理，即指内心的精神生活在奋发向上时使表现宇宙和集体的“自我”或“人格”得到实现。他主张用人格、道德为中心的新宗教来代替旧宗教。在这方面，他成为现代宗教哲学中人格主义的思想先驱。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一、柏格森的生平及哲学概况
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法国哲学界影响最大的人物，对现代哲学、科学、文学与宗教都有广泛的影响。他出生于一个音乐家的家庭，早年曾就学于巴黎高等师范，1889年出版《意识的直接材料》（英译本名为《时间与自由意志》），获哲学博士学位。1900至1924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1914年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他主要著作有《物质与记忆》（1896）、《创造进化论》（1907）、《笑的研究》（1900）、《形而上学导言》（1903）、《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1932）等。
柏格森哲学以生命冲动为基石，以时间为本质，以直觉为方法，包罗与人有关的一切理论领域。柏格森一方面大体上还保持着近代哲学家的研究框架，仍致力于寻求绝对、实在和不可辩驳的真理，但他企图对传统问题作出新的解释，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强调时间的心理性质。另一方面他又把对世界整体和人的存在的认识推向非理性的直觉，对20世纪各种非理性主义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科学与形而上学
柏格森认为近代哲学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把最深沉、最内在并且是活生生的绝对实在变成了外部空间对象，把本来不占空间的东西变成为占空间的东西，使哲学遇到种种无法解决的困难。
柏格森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要以时间取代空间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他认为哲学不是具体科学的综合，它决不能像实证科学那样把心灵生活和内在的生命与空间中的物质对象等同对待，它的对象应是时间――真正的绵延。
绵延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里感受和体验着它。没有绵延也就没有活的生命，没有运动变化。绵延是在知性构成的世界背后的真正实在，哲学要抓住的正是这个东西。我们的精神、意识存在于时间世界里，它是不断创新、变化无穷的。时间是生命的真正本质。哲学必须从生命内部，从时间里把握生命。
柏格森试图推翻传统哲学中一切关于实在与绝对的静止僵化的观点，建立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把宇宙看作一个开放的变化、生成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动力是处处蕴藏着的生命冲动。
三、时间与绵延
时间的不重复、不间断性保证了生命的存在、生命冲动本质上是纯粹的时间之流，它每时每刻都在创新，它不可分析、不可定义。
应当区分两种时间。一种是真正的时间，即生活和具体的时间；另一种是科学的时间，即度量和抽象的时间。绵延就是真正的的时间，它是纯粹的，不掺杂任何空间要素。而科学的时间则受空间概念的影响。绵延是质的连续不断的变化，没有明显的界限和分离的迹象，纯粹异质，不可估量，只是内在的、心理的过程。而常识的空间是量的积累，同质的单位的相加，无限可分，有度量，是外在的。理智的科学借助符号，用广延性来表达时间，虽可以赋予时间以一种抽象的统一性，但是却牺牲了真正的时间。柏格森强调：纯粹的绵延不是一个量。只要我们企图去测量它，我们就是在用空间取代它。
在柏格森看来，运动就是时间的绵延，与空间无关。因此实证科学借助于符号的统一性和无限可分性来表达时间，也就不能把握真正的运动。运动是一种在绵延中展开的过程，是一种心理上的综合、因而不占空间的过程。
人们内心体验到的纯粹绵延是真正的实在，它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本体，而是不可分割的质的变化流，是变化本身。在绵延中，过去包容在现在里，并且向未来持续地涌进，在这种连成一气的过程里，才有生命的永恒性。任何实体性的存在都是人的概念赋予的，真正的实在其实只是倾向、活动、变化而已。
“绝对的运动”、“真正的时间”或“纯粹绵延”，它们是一回事。我们在外在世界里是不可能把握它的，只有在自我意识中凭直觉才能把握它。因为它本身即是心理过程，即是意识之流。
四、“自我”和自我的意识状态
自我正如时间一样可以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环境有关的自我，这是当我们的意识关注着行动、因而也关注着广延性的时候产生的；另一种是我们通过内省达到的内在状态的自我，是当我们把这些内在状态作为活生生的、互相弥漫渗透的东西，作为永远生成着、延续着而不可分离的东西来注视的时候产生的。这两种自我都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前者一般是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在空间里的自我，表面的自我；后者是由内心体验到的处在真正时间里的自我，也即绵延。
传统哲学总是追问在我们的情绪、感性知觉背后是否有一个始终如一的自我实体，其实这是一个假问题。它意味着把我们的情绪状态等等看做是一些可以分离，因而可以度量的东西，阻碍了对自我进行正确的当下直接的体察。一般实验心理学将经验到的自我切成片段来加以研究，这样只能得到那个表面的自我。人的语言表达也加深了这种错误。因为语言总是要把事物作为间断的可分的东西来表达，而且总用同一个概念来称呼许多心理状态。哲学应努力从绵延出发，把握真正的自我。
柏格森强调，自我的意识状态是一股不断持续的流，只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才使它凝固和分开，使其中某些东西突出起来。自我意识状态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有机统一的境界，每一个意识状态继承和包括了过去所有的意识状态，又宣告了下一个新的意识状态的产生；没有任何过渡，每一状态都伸展、渗透到别的意识状态中。它就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绵延，它具有本原性、创造性、新奇性。柏格森对心理状态之流的描述直接启迪了威廉·詹姆士的“意识流”思想。
通过辨别真正的自我和表面的自我，可以进一步解决传统哲学制造的另一个假问题：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从空间出发，只能看见决定论；从绵延出发就能得到关于自由的清晰概念。联想主义心理学认为我们心中陆续出现的种种感觉、情感、观念可以被界说为机械力合成的结果，实际上把天文学等研究外部空间的科学的几何学方法用到心理学研究中来，结果导致认为自我的选择和行动是可以用因果关系来表示的，因而是可以预见的。其实，心理现象是无法预知的。因为深层心理状态是根本异质的。任何两个状态不可能相似，因为它们处在时间之流中，是一个生活过程中两个不同瞬间。任何一个看来似乎是重复出现的感情都是一个全新的感情，“自我”的每一瞬间的转动都是这样的不确定，所以，它是完全自由的，它没有任何固定的轨道，不受任何先决条件的支配。真正的自由是不可预见的，是纯粹的自我创造。自由的活动只是过程而不是确定的事物，因此不能分析它，即不能用带框框的理性概念或逻辑的方法去看自我。如果我们坚持分析它，我们就不自觉地把过程变成了事物，把绵延变成了广延，把自发性降为惯性，把把自由降为必然。
五、生命进化与理智的地位
真正的绵延是我们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的生命，是一种本原的冲动力。这种生命冲动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生生不息、推陈出新的最深刻的根源。生命创造地进化着，这种进化不是从同质向异质的过渡或单纯同质的相加，而是纯粹的质的创造过程，是质的不断飞跃。“创造的进化”论坚决排斥机械论和目的论的进化论。生命从起源开始，它就是同一冲动的继续，这一冲动分化成各种不同的进化路线。生命进化是发散式的。
柏格森认为，整个宇宙自然的创造都是由于生命冲动促成的。生命冲动产生万物的方式主要有两大类型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倾向，即产生一切有生命的形式的
向上喷发和产生一切无生命的物质事物的向下坠落。这两种倾向的交接点和汇合处则构成生物有机体。
人具有本能和理智两种精神活动方式，其中理智代表了生命进化在这一方向上的最高点。理智并非高于本能，二者只是把握实在的不同方式。本能和理智都是生命冲动在同惰性物质打交道的过程中产生的，两者都与制造和使用工具有关。本能只发现在手头的工具，而理智要努力去完善那些不完善的工具。理智是看出各个物体彼此分离的能力，而物质就是分离成不同物质的那种东西。如果没有理智，物质必是朦胧一片。从认识逻辑上说，物质的起源同理智的起源是一致的。使心灵自己形成理智，即形成明晰的概念的同一种运动，也是使物质自身分裂成为彼此互相排斥的诸多物体。意识越是理智化，物质越是空间化。理智具有抽象性和固定性。它同物质一样具有惰性，它习惯于按照形式，机械地对待每一事物，期望在量的分析中找到一切事物的因果关系，这样它就不能把握流变，根本不适用于认识以绵延为本质的生命。“理智的特征就是天生不能把握住生命”。理智的抽象性和固定性与它借助于语言来活动有关。语言的一大缺陷是用同一个词语来称呼许多不同的东西。经过语言的处理，理智抹杀了事物的个性。
六、直觉――通往实在之路
柏格森为理智和直觉分别划定地盘。理智可以为满足人们的实际利益服务，但不能获得关于真正的实在的本质的知识，理智认识的目的纯粹是为了使用实在。真正能获得关于实在的内在的和形而上学的知识的方法是直觉。直觉不带任何空间性和社会功利性，回到直接的当下而达到绝对。只有使人的心灵从理性思维的习惯方向扭转过来，超出感性经验、理性思维的范围，抛弃一切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形式，甚至不用任何语言符号，才能有达到真正的实在的直觉。
柏格森把直觉与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凡有生命之处也就有直觉意识这种认知力量。但由于理智的遮蔽，人们只有在十分集中注意力的极少数时刻才能体验到直觉。直觉就其与生命同一来说是一种特殊的本能，而本能同生命冲动向上发散的方向一种，所以，直觉能把握生命。直觉就其与时间有关而不与空间有关说，是当下的内心体验，它是一下子置身于具体绵延历程中的那种努力，总是有机地把握而不是分割事物。直觉就是直接意识，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以便与其中独特的、从而是无法表达的东西相符合。这种东西即是绵延、生命。直觉地思维就是在绵延中思维。理智通常从不动之物开始思维，尽可能地并列地以不动性来重新构造运动；直觉从运动开始思维，像实在自身那样来安排和想象它。
直觉的产生与记忆有关。记忆不来源于物质，它是独立自存的。记忆是过去的影像的保存，脱离任何具体物质事物。记忆是物质与精神的交叉点，它把物质和精神统一起来，本身并不是物质。只有记忆才是直觉的来源。记忆也同时间的绵延有关、记忆中没有可重复的东西，它记载着绵延的每一瞬间，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异质的。记忆滚滚流动，像一团线卷在越绕越大，把过去的意识包含在现在的意识之中。因而在我们面对某个事物的时候，保存在我们记忆里的千万往事和当前的经验彼此渗透，不断堆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这时就一下子产生对事物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就其超越了传统的理智认识方法的局限性来说有其合理性，但他过分夸大直觉的作用，并把直觉同理性完全对立起来，贬低和忽视了理性的意义，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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