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以来，汉学中出现了三大显学——甲骨学、敦煌学、红学。所谓“显学”就是一门大的高深的学问。甲骨学研究的内容是夏商盛世的古文古史。敦煌学研究的是大唐盛世的艺术哲学，而红学又是研究什么呢？这一命题我们将做专题讨论。首先要弄清楚“红学”一词的来源以及众人对这一名词的看法。
红学的诞生起码可以从1754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算起，其评点即最早的红学。但就“红学”这一名词的出现却晚的多。那么，“红学”这一提法究竟始于何时，这里有四条史料可资参考：
其一，依据李放的《八旗画录》转引《绘境轩读画记》的一条小注记载：“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此小注意思是说清代光绪初年，京城里的官僚和文人学士尤其喜欢读《红楼梦》，他们互相自夸为“红学”。据现在所知，“红学”这个词最早就是出处于此。
其二，依据均耀《慈竹居零墨》“红学”条记载说：华亭
其三，依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了同一个故事，但文字略有异同，哉云：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亦攻经学，第与世人所治之经不同耳。”友人诧。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盖“經”（按即“经”的繁体）字少“ ”，即为“红”。
上述两种记载同说的是一个故事，讲的是清代乾隆以后，“红学”考据之风日盛，许多学者埋头在四书五经的研究之中，但有一个叫朱昌鼎的人不肯趋附这风气，偏爱读小说，而且特别喜欢〈红楼梦〉，并把它研究的非常精熟。一天有人问他现在钻研什么“经学”，他说：“我研究的经学是少一横三曲的。”那人不明白，他便解释说：“'經’字去掉一横三曲不是一个'红’字吗？我所专门研究的是'红学’啊。”
我国古代一般人是轻视小说的。在世俗“好讲经学”的情况下，这位先生居然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把“经学”与“红学”相提并论，应当说他这个认识是颇有见地的。当然在
其四，依据徐兆伟《游戏报馆杂咏》诗及其自注。其诗云：
说部荒唐谴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
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
诗注则云：
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
这是已知最早的一条以红学之称述及自己研究著述的记载。如果说
“红学”这一名词的产生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上述的四条史料可以得出，它的出现是许多文人志士对当时“红学”的不满。他们所树立的“红学”并不像传统的经学或理学那样，有一套严格的理论和方法。所谓“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之类的谚语也不过是谈谈这本书的思想，谈谈它的艺术，谈谈它的人物而已。所以当时的“红学”多是戏称之词。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文化交汇时王国维把《红楼梦》展开为一个中西文化对话的平台。探讨人的终极关怀，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派，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还有题咏派，小说批评派的出现，才从根本上开始了“红学”的科学研究。
关于红学总是那么离奇而不可思议，就单单一个名词就够我们去讲述和梳理。纵观当今世界上文学研究领域，以一书名学的例子并不多见，在文学研究的称谓上除了有个别仿照红学称谓外，大多是依作家命名如外国的莎士比亚研究称为“莎学”，中国鲁迅研究称为“鲁学”等等。对这种状况有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我国除了一部《红楼梦》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小说了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金瓶梅》……都是一等一的精品小说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一门学问呢。其实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是本身研究能不能的问题，对其它的精品小说研究从古自今不泛其人、代不绝书。但最后又怎样呢？当然这里面有其复杂性。我们在下一节专节讨论。在这里我要引用
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或“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哉，俪坐俪立，莫许参焉。“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柳、苏”未闻标立“杜学”“韩学”等名目，考据言“郑学”、义理言 “朱学”之类，乃喂郑玄，朱熹辈著作学说之全，非谓一书也。
严格地说，《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只是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冰山一角，本来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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