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
说到刘统勋让乾隆皇帝看重的原因，我们还要从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谈起。
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呢？身为皇帝，他成天想的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在乾隆皇帝的内心中，他最想成就的事业就是“三立”。什么叫“三立”呢？“立德、立言、立功”呗。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
所谓“立德”，指的就是皇帝的德行要好，要能够听从不同意见，也就是要虚心纳谏；所谓“立言”，就是指皇帝不但要本人文章好，而且还要让天下所有的好文章不被埋没，能传诵后世，这一点也就是指要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所谓“立功”，指的就是在军事上的功绩，即在皇帝统治时期国家的疆域要广大，政权要巩固，要平定四夷，实现儒家理想中的天下太平的礼治秩序。
要研究刘统勋的仕途，需要记住的一点是，他作为一个汉族官员，他效力的朝廷是以满洲贵族为统治者的大清王朝。因此，他必须要认真研究乾隆皇帝的心理，投其所好，他也必须要依据乾隆皇帝的好恶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他才能赢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重视。因此，刘统勋所能够做到的，无非也就是为乾隆皇帝“立德、立言、立功”添光增彩而已。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在“立德”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下面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清代新任命的地方大员，总是自带一批亲信，以备日后任用。而这些亲信往往形成私党。刘统勋为改革这个弊端，上书朝廷，建议今后一律停止地方大员自带亲信的这种作法。这个建议得到乾隆的批准，并交吏部实行。
第二件事，有一次，户部上奏，说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多不尽职，弊端甚多。乾隆皇帝当时考虑，还不如将不尽职尽心者尽行罢免，而以笔帖式（秘书）代为管理仓库钱粮。于是，乾隆皇帝找来刘统勋，与他商议此事。刘统勋沉默再三，回复乾隆皇帝说：“我老了，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主意，您容我回去思考之后再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吧。”
第二天，乾隆皇帝又召见刘统勋。刘统勋给他提出了如下建议：州、县官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只要他们能够为百姓效力，那么仓库之事自然可以解决，不必将各省州县管理钱粮库的官吏尽行罢免。总之，他的核心意思就是不要因噎废食。乾隆皇帝点头，很是认可刘统勋的看法。
第三件事，有一次，刘统勋监督河南黄河工程。一天晚上他走出驻地，微服巡视河岸，看见几十个用大车送秫杆的老百姓，都露宿在河旁，人和牲畜都疲惫不堪。刘统勋发现有人和孩子相对而泣，便惊奇地询问是怎么回事。那群人中有人回答道：“我们是某县的老百姓，离这里有三天的路程，奉县官的命令，运送秫杆到这里。可是负责收料的某官员，每车索钱数贯。钱拿不出，料便不能入。我们都是穷人，哪里来的钱，在这里滞留已近十天，所带的盘费已花完，打算逃跑，又走不了，所以在这里哭泣。”刘统勋听后半信半疑，然后灵机一动，告诉他们：“我也是来送料的，与某官手下人是老相识，一会便将料缴完，现在我去替你们代缴。”说完便赶起一辆车前去。
到了收料场，刘统勋拜见了该官员。这个官员见他面色红润，衣着整洁，便断定他是乡间富绅无疑，于是加倍索取十余贯钱。刘统勋略与争辩，该官员便大发雷霆，命令随从挥动皮鞭将其驱出，并将其牛车扣留。刘统勋一见某官员的所作所为，与老百姓反映的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便急忙赶回驻地。他一面命随官手持令箭绑某官员前来，一面召集管治河工程的官员开会。不一会儿，某官员被押至，刘统勋略加审问，即令推出候斩。管治河工程的很多官员长跪为其请罪。过了好久，刘才命令将其押回，以大杖打了他数十下，然后戴上重刑具，沿河示众。各料场官员闻讯惊恐万状，从此，他们对来料随到随收，再也不敢欺负老百姓了。
在“立功”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
要弄明白这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一个名词的含义———土司制度。明清时期，我国中央政府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一种名为“土司”的机构，并且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其首领，称为“土司官”。“土司官”与普通官吏最大的不同点是，“土司官”是可以世袭的，而普通官员则是有任期的。“土司官”对本辖区内的行政事务有自主权，但要按时向朝廷交纳贡赋，调兵从征，职位的继承必须取得朝廷的批准，这就是土司制度。由于土司可以世袭，因此往往形成割据势力，不利于中央对地方进行统治。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采纳大臣鄂尔泰的建议，在西南广大地区大量委派流官代替土司，称为“改土归流”政策。但是直到乾隆年间，在四川省西部的金川地区，也没有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仍然由土司管理。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的土司莎罗奔未经清政府的同意，就兼并了小金川。结果，乾隆皇帝派大军打败了莎罗奔，恢复了大、小金川地区的原状。
乾隆二十三年（1758），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侄子郎卡即位后不断滋事，恃强欺弱，对抗朝廷。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有了前一次用兵大、小金川的经验，决意再度用兵大、小金川，武力解决问题。刘统勋考虑到金川自然条件恶劣，曾建议改用政治手段也就是恩威并施的办法加以解决。但是，乾隆皇帝没有听从刘统勋的正确意见，仍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对金川地区用兵。结果不出刘统勋所料，前线传来战败的消息。此时的乾隆皇帝“烦懑无计”，不知道是该“用兵”，还是该“撤兵”。他急急忙忙召来刘统勋，问刘统勋朝廷今后应该怎么办？刘统勋考虑到连年用兵，双方损失都很巨大，不如一鼓作气，彻底平息金川动乱，解决土司制度，因而答曰：“日前兵可撤，今则断不可撤。”并推荐大学士阿桂接任原来的将领，最后取得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的胜利，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也成为了乾隆皇帝“十全武功”中的一个。
在“立言”方面，刘统勋做得最为出色的是编纂《四库全书》一事。
乾隆皇帝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一位赫赫有名的圣主，作为“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尤其懂得思想统治与文化事业的重要。
在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开博学鸿词科，扩充科举取录名额，搜罗天下人才，为他的治国效劳。同时开馆修书，先后完成了典章制度的史籍《清三通》（即《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通典》）等一大批史籍的编纂。
乾隆二十四年（1770），乾隆皇帝为了宣扬他的文治武功，进一步笼络天下的文人学子，下决心要编纂一部囊括中国古今图书典籍的大丛书。在规模上，不但要超过康熙、雍正时编辑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10000卷），而且要超过明代的《永乐大典》（22877卷，凡例、目录60卷），创中国亘古未有之伟业。
可是，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历代书籍浩如瀚海，若想成此大业，非有学识渊通、博闻强记而且年富力强的奇才，才有可能担此重任。
乾隆思来想去，将朝野的文人学士一个个地排队，确信内阁大学士刘统勋能够担总裁之任，并由其他大学士以及各部尚书协理，头脑中形成了总裁、副总裁一班人马的考虑，但总纂一职却似乎无人能够胜任。
这天，乾隆皇帝又把刘统勋召进宫来，廷议由谁担任总纂一职。乾隆叹道：“古来兵家常云，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编纂《四库全书》一事，乃千秋伟业，比疆场征战更难啊！朕沉思已久，难道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堪当此任吗？”刘统勋早就有心，想在皇帝面前举荐自己的门生纪晓岚，但纪晓岚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因为“泄盐”案件事发，被充军发配到新疆已经三年了。这时，刘统勋觉得正是自己为纪晓岚奏请开释的好时机，便慢吞吞地说道：“圣上乃真龙天子，当朝以后，天下太平，四夷臣服，可谓国泰民安，万民乐业，为旷古未有之盛世。文治武功，皆胜于往昔，今圣上创千秋之伟业，成万世之宏章，地辅天助，定早已降下堪当此任的辅臣。只是老臣愚钝不慧，不敢贸然荐举。”
乾隆从刘统勋的话中，听出他已物色好了人才，便催促道：“看来你心中已有人选，何不从快奏来？”刘统勋看皇上急切地催促，欲擒故纵，更不肯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向皇上笑着说道：“哪个朝代都有杰出的人才，但往昔各代，皆不可与国朝相比。依老臣看来，堪当此任者，已侍奉圣上多年，也深得圣上垂爱，只是这位才子远离圣上几年，圣上一时想不起来罢了。”说到这里，刘统勋又故意十分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乾隆看刘统勋胸有成竹，而又有意绕弯子，便又催促道：“老爱卿，此人是谁？你快快为朕奏来！”刘统勋这个时候才说：“圣上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此人又久居边塞，所以圣上一时想不起来啊！这人就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当过侍读学士的纪晓岚啊！”乾隆听刘统勋说完，若有所思地沉默片刻，然后问道：“老爱卿，难道你是有意为他说情来啦？”刘统勋连忙下跪说：“圣上明鉴，臣蒙圣上恩宠，处以高位，自当鞠躬尽瘁，报效万岁隆恩。几十年来，臣以国事为重，忠心耿耿，今万岁爷求贤若渴，臣若知而不言，埋没了人才，岂非罪在不赦。臣尝思古人尚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今吾皇万岁乃贤明圣主，广开言路，故而老臣敢直言以陈。纪昀虽是臣的门生，但他更是圣上的宠臣。中进士之后，他恭敬侍上，深得圣上嘉许。此后坐'泄盐’案发戍乌鲁木齐，乃圣上英明，爱惜英才，免其死罪，宽大至极。他在西域军中，也勤奋不已，并深为泄盐事愧悔，一旦赦免回京，定能不负圣上隆恩！”刘统勋侃侃奏来，入情入理，乾隆听着不由得频频点头。这三年的工夫，内廷没有纪晓岚走动，乾隆总感觉缺点什么，遇有许多事情时常想，要是纪晓岚在朝中就好了，尤其在诗、联属和之时，更感到如此。但皇上也有他难言的苦衷，不便将纪晓岚马上召回京城。自从动了纂修《四库全书》的想法之后，乾隆也在想着，由纪晓岚主持总纂，恐怕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了。现在刘统勋奏请，正合本意。乾隆也正好顺水推舟，于是说道：“看在老爱卿的面上，朕赦纪昀回京。”于是，乾隆颁下诏书，要纪晓岚火速回京。乾隆三十五年（1770）六月，纪晓岚回到了北京，成为《四库全书》的总纂修官。
《四库全书》的编校，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乾隆年间的一个盛举，对于刘统勋来说，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担任正总裁，而在于他推荐了一个很好的总纂修官。因为刘统勋不久就去世了。
刘统勋去世后，乾隆皇帝想起了刘家三代（刘必显、刘棨、刘统勋）120多年来对于大清朝的贡献，终于想起了刘家的第四代——刘统勋的儿子刘墉，于是正式决定，一旦刘墉三年守孝期满，立即将长期外放为官的他调至北京，到自己的身边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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