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子

　　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让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以儒家思想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墨家、兵家、佛教等多个思想流派，内涵丰富。儒、道、佛形成了传统文化的“三极”，共同构成了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同时也具有了人生的彼岸理想。

　　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在冲突中吸收和融合，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和合精神。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是少见的。历代统治者推行的文化政策，绝大多数时期也都强调“三教”并用。历经两汉、隋唐，到了宋代，这种“和合”文化发展到了极致。南宋孝宗皇帝甚至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大约从东晋至隋唐，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道佛三家既各自独立，又彼此互补的基本格局。我国这种传统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可见其影响之深、之远。

　　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博大精深，儒、墨、道、法、兵、佛等主要思想学派以及近代思想家，都对和谐思想有深刻的阐发。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观”、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思想的影响。纵观我国文化史，也是儒家、道家、佛教来共同主导的，其有关和谐思想的论述也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对于今世之人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儒家关于和谐思想的论述，主要观点有：一是“和而不同”。孔子提出“和为贵”，并以“和与同”来区分“君子”和“小人”，坦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不仅是儒家判断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而且对“和”与“同”的区分成为儒家和谐思想的理论前提。二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天道寓于人道之中，天道即是人道，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达到天人相知、相通、和谐的境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从心性上解释天人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这种观点也非一成不变，甚至有点“与时俱进”的味道在其中。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指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合一”肯定了天与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并视这种统一性为和谐的最高境界。而“中庸之道”的提出，又把儒家和谐思想推向新高。孔子首次提出“中庸之道”，以中庸为最高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子思提出：“君子之中庸，君子而适中”，进一步提出“中和”思想。宋代的程颐、程颢提出“不偏之谓中，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正理”。中庸、中和、中行、中道，是儒家用来调节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道德准则。

　　儒家和谐思想的特色是侧重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从人性本身出发调解人际关系，使之趋向和谐，强调社会和谐的功能。通过“和而不同”“中庸之道”，最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天人和合”境界。儒家和谐思想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中庸、中和作为个体为人处事的行为准则，通过谋求人际关系的普遍和谐，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