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所讲的“义”和“义气”通常是指金钱和物质上的援助。书中谈到“仗义”往往与“疏财”联系在一起，梁山泊中以“义气”闻名的英雄好汉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钱的。宋江则是最大方的，他走到哪里，金银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元帅。遇到宋江以金钱资助江湖朋友的情节，金圣叹都要大加批评，鄙薄这种“以银子为交游”的作风。这是站在文人士大夫立场看问题，如果他是一文不名的游民就绝不会这样想。他们在“茕茕独立，形影相吊”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物质上的援助，帮他们活下去。游民向往的“出门靠朋友”，就是靠的这些有恩有义的朋友，《水浒传》竭力倡导这些，正说明作者是站在游民立场看这个问题的。需要指出的是，也不是帮助任何人都叫江湖“义气”，像鲁达救援金氏父女，宋江赍助卖糟腌的唐牛儿，送给卖药汤的王公一具棺材等等，这些都不叫“义气”，而是自上而下的施舍。只有帮助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人，或者是帮助将来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同伙的江湖好汉才叫作“义气”。“义气”是江湖好汉结合过程中的道德观念，其他人是不能介入其间的。当然，后世也有将“义气”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的倾向。 施舍是单向的，有去无回的，更不期待回报；“义气”却不是单向的奉献或救助，它是有来有往的。于是，这里就要涉及“义气”的另一面——“报”。
“报”这个词在殷商就出现了。 《史记·殷本纪》就有“报丁”、“报乙”等人名，其义含有回报之意。《诗经·周颂·丰年》的“小序”说此诗是写“秋冬报”的，也就是说在丰收以后向上天报恩祭祀而作此诗。“报”的概念出现得很早，但是它并未被春秋战国时诸学派吸纳，作为伦理道德中的一个范畴。当时的人们只把“报”看作一种客观或必然出现的现象，《荀子·在宥》中说：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这种“报”不是人们期待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局。那种施恩望报、锱铢必较是为舆论所鄙视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的句子，就是批评“有劳者望报过甚”的。佛教的传入，引入了因果报应说，报应在佛家看来也是一种必有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而游民却是把“报”看作行事立身之本的，并作为他们奉行的重要道德之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也是与“出门靠朋友”一样流传广远的走江湖的人们的口头禅。 闯荡江湖的人们讲究“义气”，不是单纯的奉献，而是一种投资。虽然它并不希望具体的受施者的回报，却希望得到江湖——游民群体的认同，得到他们的赞许，为他开辟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对头多一道山”，就是这种意思的明确表达。具体的受施者如果能够回报施予者，当然更是施予者所热望的了。《水浒传》中连宋江这样有眼光有气度和具有领导才能的人物，在其心中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投资也是有明确的计算的。这正像钱锺书先生评价杨万里的诗所说的，他是“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也不含糊”。宋江论身份只是一个郓城小吏，通过正常途径很难发展，爬上高位；可是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的志向与他的社会地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他要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两道之间，广泛“结交天下豪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正像皇权专制时代的武将们养寇以自重一样。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非常具体的描写。例如，他在家里挖了地窖， “又恐连累父母，叫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可见他结交江湖朋友不是由个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谋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他为干非法活动所做的周密的准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宋江非常懂得为谁投资和怎样投资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又避免风险。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不仅款额巨大，而且背景通天，是关系极其重大的案子。当案发之后，宋江得知，马上通知晁盖。他说，“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的确不是虚语。但这也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最大的“义气”投资，是指望回报的。晁盖、吴用这些江湖上的精英是完全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在梁山上立住了脚以后，马上就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宋江作为一个小吏之所以那样有钱，不知道收到过多少笔这样的回报。我这样分析，是不是诬蔑了梁山好汉们的“义气”的纯洁性了呢？不是的。宋江曾多次向江湖朋友宣扬此事，以梁山的恩人自居。在江湖上，他向人表白：“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在发配江州的路上，他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地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江湖好汉听。论者或不关注这些细枝末节，或认为这是在刻画宋江的“虚伪”和“权诈”，殊不知《水浒传》作者在写到这些时并无贬斥之意，他是认真地把宋江当作有情有义礼让谦虚的君子来写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评价的分歧，是因为作为游民知识分子的作者，和受了现代教育的评论者或旧日文人士大夫读者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缘故。文人士大夫认为君子施恩济人不能期望报答，如果期望报答则近于市侩小人；今日的评论者则以为“农民起义”的领导就应该正直无私，一心为了起义事业；而《水浒传》的作者认为，期望回报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以利为义”思想的延伸。林冲、武松都是书中着力歌颂的“义士”，他们都是主张有恩必报、有仇必复，决不含糊的。对于那些不知报恩，甚至是恩将仇报的人，作者是深恶痛绝的。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和李鬼夫妇都是这种不知报恩，甚至是恩将仇报的丑类，最后都极悲惨地丢掉了性命，这正表现出游民对于忘恩者的深恶痛绝。 “义气”在江湖上是联结游民群体的纽带，它的重要特征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在江湖游民们的眼中，梁山的生活是极幸福的，梁山是他们向往的圣地。第十五回阮小五赞美在王伦统治下的梁山时说：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谁说生活贫困、经济不发达就没有对自由的追求呢？游民所向往的梁山不仅解决吃喝问题，又有自由，这样才“如何不快活”。心胸狭隘的王伦被火并以后，梁山上的头领采取开放政策热诚欢迎江湖好汉入伙，他们称之为“聚义”。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正义”聚在一起，实际上是游民们把单个力量合在一起，相当于现代的“集资”，有了雄厚的资本才能干更大的买卖；“聚义厅”也就是买卖得手之后，“论秤分金银”的地方，相当于当时商号的账房，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神圣。如果哪位兄弟蒙难，他们也会舍命相救。宋江陷在江州，梁山好汉不避危险长途跋涉数千里到江州冒死去劫法场，救下了宋江、戴宗，大败了江州兵马，梁山的“义气”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个大动作也等于一次广告宣传，说明梁山是游民们可以信赖的地方，可以成为他们的归宿。
我们说，“义气”的本质是游民求生存的道德，因此对于一无所有的游民来说，这种道德真实的内涵就离不开实际利益。可是像其他许多阶层的最被尊祟的道德一样，它既然为众多的遵奉者长时期地崇拜，也必然会产生出超越性的一面。“义气”也是如此，它也可能在少数游民心中从实际利益中超脱出来，表现为对同命运者的关爱。《水浒传》中也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这一点。许多江湖好汉之间也存在着感人的“义气”，如宋江与武松，戴宗与李逵，武松与张青、孙二娘，解珍、解宝与顾大嫂、孙新、乐和，石秀与杨雄，朱仝与雷横等等。特别是写鲁智深与林冲，在他们相识结拜以后，林冲屡遭劫难，最后发配沧州，鲁智深暗中千里相随以保护林冲的安全，他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对此作者赞美说：
最恨奸谋欺白日，独持义气薄黄金。迢遥不畏千里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这是《水浒传》中在描写“义气”时最少与实际利益相关的篇章。它表现出游民道德也可能在少数人身上与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结合起来，显示出其超越性，尽管它不会在游民中形成主流。
“义气”是江湖好汉们的粘接剂。因为“有情有义”，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有了“义气”名声，便可以走遍天下，畅通无阻；如果不讲“义气”，在江湖上则寸步难行。江湖好汉在“义气”的感召下到梁山入伙。如杨林所说，公孙胜因感“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樊瑞也认为“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可见梁山泊的兴旺发达是由于它的主持者注重“义气”，再加上一些策略与手腕，这样就能把江湖好汉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的力量。与此相对照的是梁山第一任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因为他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将他的恩人柴进推荐并主动要求入伙的林冲都拒之门外，这样不仅不能使梁山泊发展，自己也终于被火并掉，连强盗也做不成，为后人所笑。这是不讲“义气”不能立足江湖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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