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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摭闻|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 ○ 陈书涛

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

陈书涛整理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即辛亥年)十月十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起义,接着各省、县纷纷响应,革命浪潮遍及全国。惠安地处滨海,位于福厦交通要冲,在省垣福州光复(十一月九日即农历九月十九日)后的第三天(十一月十一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惠安也告光复。

惠安光复以前,传来福州光复的消息,时城内市上安谧如常,商铺照常营业。因为那时一般群众还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只直觉到革命跟造反差不多,但既不叫造反而称革命,也就觉得没有什么可怕,自然不大把这事放在心上。

这时城里一些大户商家如积金号、积玉号、集泉号,当铺如万家春、合益、源益、益隆、庆裕、合春等大老板自然是各以怀心事,各打各的算盘,至于那些豪绅势贵,如城隍口陈家,北门刘、李等家,他们虽身居城里,而在农村中各有其本族子弟为其后盾,遇有风吹草动,几分钟内救应立至,因此这些人对大局虽感到动荡不安,毕竟是处之泰然。

何况这些人中,有的已经参加革命了,如城隍口绅士陈伯谋的儿子陈蓉光(蕴斋),早就得了革命军“五县总管”的职衔了,当然他们不会怕什么。这时在县城里只有一小撮人坐立不安,正象在等待死刑的囚犯似的。这些人就是躲藏在县衙署里的县知事曹士元(旗籍)、典史(即管狱官)蒋志显和警察巡官等,他们已经知道革命军光复福州了,眼看惠安这小城迟早是保不住的,他们也作逃走的准备了。可是革命浪潮已经遍及全国,丧家之犬,究竟投奔何方,却使他们不得不作深长的考虑。

风声越来越紧急。十一月十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晚,一哨约三十多人,属第三十七标,拥有毛瑟枪的防堵兵,这一夜却突然紧张起来,宣布戒严,但只严守在城隍庙里,容易挨到快黎明,才化整为零,偷偷摸出城去。据说他们要到泉州集中,但究竟到哪里去是无人知道的。

天一亮,曹知事见情势紧逼,急派人遍请城中绅士在明伦堂开会,名为讨论维持地方治安的办法,实则是借此乞求绅士们的庇护。会上陈伯谋主张先释放监狱里的囚犯,同时向各强乡巨族雇佣一些壮丁入城协助维持治安。城里原分为七铺,即登庸、鳌震、弦歌、乐善、庆泉、琼林、龙津等。协议雇佣壮丁的报酬,每天每人为五角钱,每铺摊负三百元。同时七铺也各抽调居民参加协防巡城。

此议一定,县衙署右边的监狱狱门大开,狱犯纷纷涌出。其中有个名叫林长脚的,一跑出鼓楼脚,就大叫“反了,反了,革命军入城了…”,连脚上的慷铐也来不及砸开,叮叮当当,一步一拐,由县口街朝北门外大呼而去。

这时全城确有些骚动起来。不过,停了一些时间,看看没有什么动静了,于是一些闲散的和一些胆子较大的人,三五成群,挨到县衙口探望,看革命。后来人越来越多,索兴挨进县衙里去,吓得曹知事浑身直打抖,直淌大汗,逢人便打躬,一揖到地,忙着赔笑脸,叫“请坐”。

那些平日闲散的人,在县衙里东瞧西顾,其中有一个,觑个空,把客厅上的白铜水烟袋捎进怀里去了。于是你拿我带,便成了半公开的抢劫了。这时首批应募而来的壮丁,也混在一起抢起来,把衙署里的零星细软一扫而空。有个壮丁把手枪放在外间桌上,空着手进入里间抢东西,后转身出来,那杆相依为命的手枪已经不翼而飞了,闹了半响,只好自认晦气而去。

当天下午,有个名叫黄云山的,山头村人,头上没有辫子,戴着一副眼镜,手里拿着手杖,从南门进来,大家以为革命同志来了,就把他迎进县衙里。

这时,除了正式募来的一些壮丁已到达外,接着还有后坑洋村陈乌抛带了一百多人进城,也就在县衙里大肆搜寻,据说连衙里正厅西畔大房里的青山王墓也被翻掘起来。那曹知事见势不住,早从衙后跳墙逃走了。他躲进城隍口绅士陈伯谋家里,求其保护。据说那天晚上,陈派人用一只大篮从后山仔头把曹缒出城外,送到后坑小岞村陈秀岩家里,后来又由小岞村移至彭景家去。

接着又有陈芹村王熬水(据说是王贻乔接来的),南路陈祖仁以及曾乌等各带壮丁进城,也说是来协助维持治安的,从此接连两三天,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每晚各支壮丁都各打起一对大灯笼为前导,灯上写着“安民”两个大扁体朱字,绕城巡哨,曾乌的灯上又加标着“龙山”(曾姓灯号)两字。城内秩序倒还安定。

第二天(十一月十二日即农历二十二日)早晨,城外聚拢著几百个手拿扁担、麻袋的人,硬要进城来。陈乌抛早在各城楼上插上一面黄旗,上写“黄反独立”四个字。这时,乌抛登城向城下的人说,要等下午一点钟才能进城。下午,城门果然开了,可是乌抛带领的一百多人,却持枪严守在各街道的隘门。

那些人蜂涌进城,见此光景,只得在石狮口的万家春和在观音楼、围头顶的源益、合益、益隆等当铺徘徊逡巡,口口声声要向当铺赎出衣物,只是没有人敢动手敲门。这样一连数天不散,后来才由后坑陈回伯出来喊退。

据说当时陈乌抛曾向当铺老板索取报酬,各铺曾各付龙银(即清代银质硬币)五百元。民间流传“乌抛叔独保”这句话,说是从这事而来的。

第三天,县衙门前一堵朝县口街口的照墙上,贴着一张尺来长、五寸左右宽的白纸,上面写着“旧官仍用”四个字。于是人心安定下来,而曹士元不久也由彭景家里出来,悄悄到泉州去。

从此,城内各党派如雨后春笋,纷纷设立起来。计有“同盟会”,设在南门庄厝祠内,会长陈乌抛,会员陈细英、张明侯等,后来又由集泉茶庄老板施伯丕负责;“国民协会”,负责人王贻乔;“统一党”,负责人吴荆南、林武昌;“共和党”,负责人辛永年;还有“自由党”等组织。这些党派各各树立集团势力,互相攻击,甚至打官司,动武力,闹成一团,这又是后来的事。

光复后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曹士元和一个称为“管带”的姓刘名德标的,率领二百多名兵士,又回到惠安当起民国的知县来。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连忙带兵到后坑村查办抢劫县衙署的匪案去。

据说到后坑时,就把京山村陈菜育开设的进德号当铺抢掠一空,随即把军队开回城来,说要坐镇城隍口陈伯谋家里督办匪案。原来陈伯谋的儿子陈蓉光曾对人说:“光复前抢县衙署者不应有罪,光复后未曾抢居民,更是无罪”。因此激怒这位改冠易服摇身一变的新知县。陈蓉光在泉州探知这个消息,乘轿赶回来,直至糊布埕的知县监时公馆见曹。两人较闹一场,几上的茶壶杯顿成牺牲品。

“君子不吃眼前亏”,陈蓉光当时大概没有想到这一点,脚才跨出公馆,便被兵权在手的曹知县绑架到城隍庙里去,急得陈伯谋打电报向泉州革命军求援去。这个消息又传到后坑村,由是北门外岳山上聚集数百人,断断续续响起枪声来。

曹士元被迫,不得不跟后坑封建头子陈秀岩登城向城墙外的人群声明愿将陈蓉光释放,那些人群才放心散去。据说陈蓉光也承认了三千元罚款,这事遂告了结。过了几天,曹士元把一个原在县衙里当小差名叫黄吉的,说是劫衙罪犯,押赴北门刑场(即楼脚口,俗称杀头埔)斩首。据传说黄吉曾于光复那天调戏曹的妻小。因而被间成劫隍罪名,作了替死鬼。

不久曹士元被免职,第三天来接任的是陈蓉光。继陈蓉光之后是萧浚(外地人)萧之后是赵巽(本县人),赵之后是薛维昌,薛之后是黄逢年,均是外地人。就在黄逢年任内,陈乌抛因奸情被后坑陈望九送到县里来,黄逢年连夜升堂审问,黎明前便把他押出北门外斩首。

总之,辛亥革命惠安光复前后,县衙里虽然一片混乱,统治阶级内部也曾发生纠纷,但地方治安秩序还算良好,城里居民没有受到若何影响。

         来源丨《惠安文史资料》第一辑

图片丨惠安文献馆

编辑丨沧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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