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1月中旬，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到达石家庄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就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问题进行直接谈判。
当时，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朱德前往石家庄欢迎他的到来。一见面，他们感到格外亲切，周恩来耐心细致地向邓宝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国共两党的现状、个人的前途及其正确的选择。
此外，周恩来还很关切地问起邓宝珊的家庭情况，当谈到邓宝珊已去世的女儿邓幼梅的时候，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
“我听说幼梅同志临终时曾向你提过一个请求，说：'爸爸，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你这个女儿是有政治远见的好女儿，可惜前一段时间里，你对她临死前的话一句都不愿意听呀……”
邓宝珊听到周恩来言念及此，感慨万分，潸然泪下，勾起对已故女儿——共产党员邓幼梅的无限眷念……
邓幼梅，1922 年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喜欢阅读进步书刊，思想积极上进，敢于坚持正义，富于反抗精神。
16岁时就来到延安，就读于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就这样义无反顾地成为共产党员。
说来有点不可思议。欲寻其根源，必须从他的父亲邓宝珊身是邓与他的夫人张玉燕介绍的。刘被迫离开国民军后，家属一直由邓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共组织派人接走为止。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不畏风险与共产党人保持着革命的友谊。他在上海认识了周恩来，受到周恩来的影响。他对遭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尽力加以掩护和帮助。
1927 年 5、6 月间，刘伯本在四小发动“顺泸起义”失败后，辗转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
当时，邓宝珊并不认识刘，却叫秘书长葛霁云设法转去600 银元，又开具通行证明，使刘伯承顺利经武汉转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全国解放后，刘伯承见到邓宝珊时还提到此事，对他的义举表示感谢！
邓宝珊与共产党这段交情，不仅对自己以后最终站到人民这边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整个家庭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邓宝珊左右都是一些共产党员，家中往来客人也不乏一些共产党员，这在邓幼梅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从父亲与共产党员的交往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一些共产党员经常向她讲述革命道理，向她灌输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就这样，邓幼梅逐渐对共产党产生好感，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雄心壮志。
邓宝珊与共产党有着较好的交情，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邓幼梅对共产党很有好感，渴望加人共产党。
这样一来，她们父女都向往着革命的圣地——延安。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父女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到达了延安，实现了共同的心愿。
1938 年5月的一天，时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的邓宝珊及随行人员到达了延安，受到了共产党的热情欢迎和接待。
盛情之下，邓宝珊愉快地答应和中共中央领导进行面谈，毛泽东、李富春、肖劲光、周小舟等多次与邓宝珊进行会谈，并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宴请邓宝珊一行。
他们都是一见如故，气氛融洽，谈笑风生。毛泽东说：
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更好。
邓宝珊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没，表示很有信心：“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泽东真诚挽留邓宝珊在延安多住几天。”
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改变原计划，接受挽留，在延安住了一个星期。
在此期间，邓宝珊在延安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出席了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到毛泽东和在延安的其他党政军领导人的住处进行了拜访。
邓宝珊初次来到延安，受到盛情款待，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从此以后邓宝珊每次到西安、重庆去开会，途经延安时，都要逗留几天乃至旬日。
每次来延安，他都受到热情接待，并与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贺龙等亲切会面。毛泽东和邓宝珊的信使往来和礼品互赠也很频繁。
难能可贵的是，在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情况下，邓宝珊顶住蒋介石的压力，仍与延安往来频繁。
如 1943 年6 月，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去重庆，邓执意违反蒋的旨意，有意从延安经过，并留住 20 多天，受到毛泽东、朱德的热情招待，相互彻夜长谈。
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
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不过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邓宝珊也笑着说：“其中可能有些石子。”这次谈话，对他坚定团结抗日的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1943 年7月，邓又一次经过延安，周恩来与他进行了长谈，他建议谢绝一切客人，认真与周恩来谈话，这对于提高他的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到重庆后，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内心感到很纳闷。最后见到蒋介石时，向蒋忠告：“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
蒋介石听后非常恼火，打消了调邓任甘肃省主席的计划。1943 年秋，邓宝珊两次到延安时，毛泽东对他在重庆期间争取和平民主的正义行动表示肯定和赞扬。
党中央领导同志邀请他参观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和参加劳模大会，并请他在劳模大会上讲话。他激动地说：“我是大家的朋友。”
续范亭在毛泽东、周恩来住处给邓赠了一首诗：“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
正因为邓宝珊与延安方面有着彼此信任的友好往来关系，所以当女儿邓幼梅在父亲初次去延安后不久也去了延安。
得知女儿去延安的消息，他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给以鼓励和帮助，给女儿提供了许多方便。
邓幼梅到延安后，来到陕北公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就读，并且很快被党组织吸收了。
1940 年，她不幸患了肺结核病，但是她对革命、对党的事业总是忠心耿耿，满腔热忱，对抗战前途，对个人前途总是充满信心。
当时接触她的金城同志回忆，她的事迹感人至深：一是组织上为了照顾医治她的病，让她住到陕甘宁边区交际处调养，拟用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治愈她的肺病。
然而，她处处不是为自己着想，而是在精神上、物质上反过来照顾其他同志。她与同志们接触总是很快乐、友爱，大家都愿意同她交。
每逢星期日，她的房间总是聚满了同学和同志;对于自己的个人婚事，不是追求“门当户对”，只要求对方勤奋学习，积极工作，诚实、朴素。
此外，她还有一股舍己为人的精神。一次邓宝珊所部运送物资的大车队，从西安回榆林路经延安。
邓幼梅得此消息时，大车队已在交际处办完免税手续，向延河东开去，幼梅不顾虚弱的病体，追赶大车队，直至延安机场才追上。
幼梅认识大车队队长，从容地从车上抽下一匹阴丹土林的蓝色棉布。飞机场的同志见她身体虚弱，就帮她送回女子大学。
她把这匹好布全部分给了同学，自己穿着女子大学发给她的衣服。可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只能来到榆林养病。
在此期间，她和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对延安去榆林办事的同志多方保护和支援。
她穿着医治肺病的石膏背心，常常护送我党的同志出入榆林城门，成功保护了他们携带的机密信件。
1944 年12 月，毛泽东托留守部队司令部参谋刘绍庭，专程面致邓宝珊一信。信中内容是：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功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人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礼健康。”
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相当机密的信件。刘绍庭刚到榆林，放下行装。邓幼梅知道对方一定有要事，尤其是那封新航的尤其重要，立即闯进屋子里。
她着急问道：“刘伯伯，是不是毛主席给我爸爸写信了。”刘绍庭回答说：“确实有。”
邓幼梅连忙催道：“赶紧拿给我，不要给别人看到。”
刘绍庭正准备打开箱子取信，有人突闯了进来，看见这封信就要抢。邓幼梅紧紧地把信拿着不给。两人抢夺了起来。
这个人说：“我是总司令的秘书，这封信是公事，应先交给我。”幼梅说：“我是他女儿，我可以直接给爸爸。”
这个人丝毫不把邓幼梅放在眼里，强力抢夺，硬从她手中把信抢走。为了这件事，邓幼梅还痛哭了一场。
邓幼梅为了党的事业，拼命地工作。邓幼梅在家里，还不停地做父亲的工作，要求父亲维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抵制蒋介石的反共政策。
这对邓宝珊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八年中，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榆林部队都按兵不动，严守中立，拒不参加。
蒋介石三令五申，让榆林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北角，榆林部队不但不执行命令，还和边区互通有无，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
当时，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给予邓宝珊和邓幼梅父女很高的评价，传为佳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关系前途未卜，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出席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
从此，邓宝珊在思想上对国共两党关系的前景和自己前途的选择发生了深深的矛盾。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
后来，由于胡宗南的再三催促才返回榆林。蒋介石这时为加紧往榆林空运他的嫡系部队，于 1946 年秋扩建榆林飞机场。
同时，胡宗南于1946 年11 月上旬，把国民党军整编 28 旅徐保部空运榆林，压迫、监督邓宝珊执行反共路线。
鉴于邓宝珊的徘徊态度，邓部新编第 11 旅旅长曹参和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分别于 1945 年秋和 1946 年秋率本部起义。
邓宝珊在胡景铎起义后说：“这些年轻人呀，不懂事嘛。这次内战据毛泽东自己估计要打五年至七年，就算打五年吧，我们等到三年半再去也不迟嘛！”
邓宝珊的态度使重病垂危的女儿邓幼梅非常担忧，反复劝说父亲要识大局，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不要参与打内战，要跟共产党走。
一次，邓幼梅在护送同志回南城门时，被特务在胸上打了一拳。从此，她的病情愈发严重。直到临终前，她都没机会见父亲一面。
1947年上半年，邓幼梅病逝于榆林。临终前，她说道：“爸爸，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啊！”
邓幼梅病逝后，全家为失去自己的亲人悲痛万分。中共中央虽然看到这位老朋友有所反复，但还是想办法争取他。
也是这一年，朱德、续范亭派刘绍庭携带亲笔信到榆林见邓宝珊，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8 年11月，平津战役揭开了序幕。傅作义在欲战不能、欲逃无路、又被人民群众风起云涌的反内战运动所压的情况下，开始试探和平解决的道路。
邓宝珊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又与我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这时他也看清形势，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
12 月中旬和下旬，他两次派代表出城向平山县方向寻找我党中央驻地，企图与我中央负责人谈判。
由于他们的地位低、代表资格不够，有的人信誉也不好，因而被我前线部队劝阻，让他们与我军前线指挥部谈判。两次谈判，俱未取得最后结果。
在此期间，我军围歼了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35 军军部和二个师，又攻克了张家口，全歼守敌第 11 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和七个师。
傅作义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真使全恐慌万分。这时，他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邓宝珊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又与我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唯他能够不辱使命。
于是，傅作义在12月底打电报邀请正在包头的邓宝珊赴平共商大计，接着又用飞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
邓宝珊这时已经看清形势，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1月中旬，得到我党的同意，邓宝珊作为代表和中共领导进行谈判。于是，就出现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当时，和平解决的条件已经谈好，只等更高一级有代表资格的人最后拍板。邓宝珊在石家庄住华北人民政府交际处。周恩来代表党由央与他进行了谈判。党中央这样做的结果有三：
一是提高了谈判级别和地位，以示我方确有诚意，尽快妥善解决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二是为了稳定傅作义的情绪，给他一个定心丸使其增加与我党合作的信心;
三是扩大了影响，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将领走傅、邓的道路。由于邓宝珊亲自作为和谈代表谈判，使协定很快就定下来了。
经过双方的多次努力，北平和平解放终于实现。邓宝珊所作的努力，受到了人民的称赞。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曾多次接见他，共商建国大计。国民党恼羞成怒，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尔后，对绥远起义、宁夏马鸿宾部的起义，邓宝珊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给予邓宝珊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 年，傅作义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56 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还当选为全国政协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8 年11 月 27 日，邓宝珊走完人生之路，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作者
锦年，自由撰稿人，历史学爱好者，致力于研究近代史、党史。期望用历史垂训鉴戒，塑造集体记忆，鉴往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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