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德川家康于江户拜领征夷大将军，在江户设立幕府，建立起“小一统”的幕府统治，史称德川幕府或江户幕府。到了19世纪中叶，经历了250多年风风雨雨的德川幕府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本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和250年前大不相同。在这250年间，虽然幕府面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先后启动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和天保改革，但是施政内容换汤不换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其改革的底线和禁区即是维系德川幕府封建统治，因此不可能带领日本民族走向新时代。
19世纪中叶的日本，德川幕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是幕府对于日本封建主义国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统治力，从日后幕府爆发出的反制力来看，尚不会旦夕而亡，不至于坍塌的如此迅速。然而，1853年“黑船来袭”，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其实，早在1840年时中国发生的鸦片战争，已经给日本敲响了一记警钟。日本的有识之士纷纷警醒，对和中国清王朝统治颇有类似的德川幕府统治方法产生了质疑，像什么“水户学”、“阳明学”、“古学”、“国学”、“兰学”等种种新思想或破土而出，或被重新演绎，围绕着这些理论，不满于现状的各个阶层也蠢蠢欲动。
一、走向“大一统”的两条路线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是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也是幕末社会领导阶层——年轻武士的师长和楷模，社会影响很大。佐久间象山的思想一般概括为“佐幕”、“开国”。深究其思想，会发现其思想更加接近中国战国时期的法家，在“礼”的基础上推崇力量。而法家由孔子-荀子-韩非子的流变，正是这样一个由“礼”向“法”转变，并形成为辅助“大一统”实现的理论基础。佐久间象山崇信儒家思想，认为“礼”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层面，例如朝廷的礼仪，又如不同等级的着衣形式，此外当然还包括外在形态的种种“礼节”。但是，佐久间象山实际上更重视的则是无形的“礼”的层面，而这个无形层面就是“社会秩序”。他同时认为，国际既成一局，那么就必然要构成秩序，如同国内的“礼”一样，存在尊卑上下的关系，而确定秩序的因素，则惟有军事力量。他明确主张，“吾惟欲述者，则国力之义”，直言不讳地提出“国力第一”的命题。一言以蔽之，佐久间象山主张以国力确定世界秩序，把“国”这个集体概念作为“大一统”的基础。按照佐久间象山的思想发展下去，将“佐幕”和“国力之义”有机结合，无疑将成为日本迈向“大一统”的理论基础，不管这个“大一统”是由德川幕府还是由其他强藩来实现。总之，由一强有力的地方势力统一全国，实现“大一统”。
同样是幕末时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然而，吉田松阴的学说却与佐久间象山在价值取向上截然相反。吉田松阴（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名矩方，字义卿，号松阴，通称寅太郎。日本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末期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吉田松阴主张“尊王攘夷”，与佐久间象山的“佐幕开国”截然相对。佐久间象山期冀幕府能够采纳自己的建议和思想，反复上书：1841年上书《海防八策》；1853年上书《论时务十策》。1862年上京，谒见将军，谈论时务，主张公武合体。佐久间象山希望自己的思想被某个主宰强大力量的主君所采纳，统一日本，富国强兵，最终实现成为世界民族之林强者的梦想。在当时，似乎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强者就是德川幕府。吉田松阴则不然，虽然他早年也曾经有过在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的御前讲义上崭露头角的经历，但是他对于来自高层的关注和提携似乎并不在意，他更愿意去各地游历，了解实际情况，体察民间疾苦。为此不惜获罪，被开除士籍，成为一个浪人。他在“松下村塾”授课之时，门下的学生不但有像高杉晋作这样的高门子弟，也有像伊藤博文这样的贫家武士，甚至还有像山县有朋这样连武士资格都没有的穷苦孩子，充分体现了他目光向下、不论出身的价值取向，颇有几分孔子“有教无类”的风范。后期，他干脆提出了“草莽崛起论”，“草莽”一词同样出于儒家之孟子，泛指乡野大众。吉田松阴在安政大狱被羁押时第一次提出草莽崛起，说明身陷囹圄的他将倒幕的希望从武士自觉转移到了百姓身上。因此，吉田松阴的“大一统”道路是由一个个个体的草莽来践行实现的。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以秦国统一六国告终。这是一条“佐久间象山路线”，通过强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并建立起秩序。这种秩序是通过君主国家之强力实现的，基于脱胎于“礼”的“法”，但是却与“礼”之价值取向背道而驰。所建立的秩序也是一人强力之下、万民匍匐的秩序。但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不是没有草莽崛起的迹象。鲁国是周王正式分封的姬姓侯爵诸侯国。后来，周王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鲁国就是陆续吞并了周边的极、项、须句、根牟等小国，并夺占了曹、邾、莒、宋等国部分土地，成了“方百里者五”的大国的。然而，到了鲁桓公时期，卿大夫的权力超过了鲁国国君，《史记》中说，“悼公时期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形成了“卿大于君”的局面。可是三桓也没有威风多少时候，他们的权力又被他们的陪臣攫取了，先后有阳虎、公山弗扰、侯犯、南蒯等人或手握大权，或割据一方。“下犯上”的局面根本无法抑制。
在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革命也有不断深化的趋势。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是士绅和新贵族反抗王权的斗争；后来发展为大地主（王党）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长老派）之间的斗争；后来形成下层大贵族克伦威尔等人（贵人派）带领中小资产阶级（平民派）掌权；在军队中的贵人派和平民派之间也有矛盾和斗争，甚至一度以武力相向；除此之外，还有更低阶层的“掘地派”的抗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最初是法国国王和贵族间的政争引发的，很快引发巴黎市民的暴动，最终蔓延至全国；巴黎人民起义后，是吉伦特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权；之后是雅各宾派（中小资产阶级）掌权；拿破仑继承了雅各宾派的衣钵，并把革命推向高潮。
虽然，革命往往有不断深化的趋势，但是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是大地主贵族（王党）虚君共治的统治；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中小资产阶级始终在全国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在战国之后则形成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局面。
在日本，历史没有选择佐久间象山的“诸侯统一”路线，而是选择了吉田松阴的“草莽崛起”路线。在完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迅速发生资本主义改良，这同样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
所谓的“草莽崛起”，正是中下层武士在新兴地主的支持下，和农民力量相结合，以天皇为凝聚力量的纽带，推翻了封建贵族统治，形成封建大一统的局面。
二、草莽的崛起
草莽们似乎一直顶着诸侯的名义在作战，然而事实上他们早就脱离了诸侯的控制，成为了凝聚在国家和民族旗帜下的日本民族力量的代表，而不是听命于诸侯主君的封建武士。他们自称草莽，作为一个个个体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作为草莽们的精神领袖，吉田松阴在《草莽崛起论》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在民族危亡的危急时刻，草莽们对于上层贵族的表现非常失望。吉田松阴认为他曾经与长州藩政府为伍“乃一生之误”，他对其他诸侯、幕府和天皇也不抱希望，只有草莽才是救国的真正力量。他写道：“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天朝、幕府和我藩都可以舍弃，需要的只是我这六尺之躯。”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个只拥有自己六尺之躯的草莽们身上。
在倒幕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萨长同盟”就是中下级武士们没有经过诸侯主君的允许而擅自决定的。其实，这种擅自做主和合纵联合的作为，早在“樱田门外之变”时就体现出来了。1858年德川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对尊王攘夷运动进行了一次大镇压，史称“安政大狱”。为了反抗高压政策，在京都的萨满、长州、土佐、越前和水户藩藩士们，经过多次密商，决定反抗幕府暴政，其中就包括暗杀井伊直弼。在前藩主德川齐昭和现任藩主德川庆笃被要求隐居幽闭和停止登城的情况下，水户的激进藩士们自我行动起来，和同样没有经过允许的萨摩藩武士共同发动了“樱田门外之变”，暗杀了德川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作为水户藩士中的激进派，“樱田门外之变”的组织者高桥多一郎和金子孙二郎在得知即将受到水户藩的“传唤”的消息后，以及负责“樱田门外之变”具体实施指挥的关铁之介在得到即将受到水户藩逮捕的消息后，全都选择不顾本藩的要求，潜逃而出，继续实施暗杀。而萨摩藩的志士们，也不经本藩许可（事实上也不可能被许可），派出有村次左卫门兼清参与暗杀，以示和这些水户藩士同志。在这些暗杀藩士随身携带的《斩奸旨趣书》中，他们自称为草莽。他们写道：“草莽之我辈，目睹此等奸臣——因此申明大义替天诛戮之。”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暗杀活动得到了一名叫做“樱冈”的豪农的经济支持，说明这些尊攘志士和新兴地主阶层千丝万缕的联系。
1863年 9月 30日（文久3年8月18日），幕府势力操纵公武合体派在京都发动政变，赶走三条实美等“倒幕七卿”，迫害尊王攘夷派，史称“八月十八日政变”。政变导致长州藩在京都的驻防权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权。此后，长州藩以排除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等人为目标，派兵进入京都，1864年8月20日（元治元年7月19日）在京都市区内与幕府联军进行激烈的巷战，史称“禁门之变”。24日，天皇在幕府策动下，以“禁门之变”为由发布征讨长州藩布告，命令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任征长总督，统率本州西南、四国和九州地区21个藩的藩兵出征。与此同时，英、美、法、荷四国借口长州藩炮击通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组成联合舰队进攻长州藩，击毁下关炮台，占领海峡一带。长州藩在内外夹击形势下被迫向幕府屈服，命令对禁门之变有责任的三家老自杀，并处死四参谋。尊攘派三条实美等五公卿转移至福冈。12月12日幕府撤兵。此为第一次征长战争。经过这一系列变故，长州藩激进尊攘派势力大受催折，高层势力被一扫而空，中坚力量也受到巨大损失。松下村塾三秀才已有两人（吉田稔磨，久坂玄瑞）毙命，只剩下高杉晋作；猛将真木和泉、来岛又兵卫等人也已牺牲。在长州藩内，“俗论派”全面掌权，并对激进派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在这种高压局面下，1865年1月14日，高杉晋作在下关功山寺举兵，受到豪农豪商的热烈支持，他们组织了“庄屋同盟”，发誓要组织农民起义，并给予大量财力物力上的帮助。2月1日，晋作发表“讨奸檄”，率部与保守派军队决战于绘堂，一举夺取了藩政权。2月22日，藩主毛利敬亲宣布，长州藩全体藩士要百政革新。此时的长州藩主，已经成为一个傀儡，完全失去了对藩政的主导权。
三、天皇和幕府是一丘之貉
“草莽崛起”并不是说不要“大一统”，“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社会生产能力发展的标志，无论是“草莽崛起”还是“诸侯统一”，其结果都是“大一统”；无论在哪个历史文明的进程中，这个过程都是专制君主与平民力量的结合实现的。其区别在于，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谁的比重更大；在这个过程之后，谁占据了力量优势。在日本，具有封建一统诸侯力量的德川幕府，经过250多年的历史侵蚀，早已经腐朽、衰落，已经无法肩负起统一日本的重任；其封建专制的属性也和资本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不相匹配。“草莽崛起”是无数个体的崛起，这无数多的个体自然需要一种纽带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纽带就是日本民族的统一和崛起，鉴于德川幕府既无能力、也不符合时代背景，因此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周王的天皇，就被这些草莽们选作了代表日本民族的统一和崛起的象征。
日本天皇做傀儡已经作了几百年了，他自然想在社会的变动过程中获得权力。然而，他所渴望的权力并不是想做草莽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象征，事实上他想获得像德川幕府那样的封建专制权力，他的价值取向和草莽们截然不同。可以说，天皇希望的专制统治和幕府专制统治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权力集中于谁的问题。1860年“樱田门外之变”之后，德川幕府统治衰微，地方诸藩率领藩兵入京。孝明天皇大喜，自以为摆脱幕府、号令天下的时代来临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出于对草莽尊攘的厌恶，天皇把尊攘派的计划透露给幕府，诱发了“八一八”政变的爆发。此后，孝明天皇终于意识到，他的价值取向和那些草莽们截然不同，并不具备合作的基础。他开始转向支持“公武合体”，希望通过与德川幕府合体实现专制统治。1866年末，一贯压制倒幕派的未满36岁的孝明天皇突然暴死，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即位，形势变得有利于倒幕派。他们屡屡以“玉”代表天皇，提到要“夺玉”、“抱玉”，即首先控制天皇，把天皇作为他们战斗的旗帜和号召，以天皇的名义夺取政权。他们“最担心玉被夺走而无法行事”。1867年，讨幕派就是以天皇的名义命令长州和萨摩讨伐幕府的。
对天皇失望和利用天皇作为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并不矛盾，草莽们只是利用天皇的象征和纽带作用。假如天皇的作为失当，当时的草莽们并不会盲目迷信天皇，他们会毫不犹豫的抛弃天皇，正如当时中国的志士们抛弃清王朝一样。事实上在倒幕和维新期间，对于幕府、诸侯和草莽而言，天皇的权威性并没有多高。这和日后军国主义形成后的日本，天皇所具有的权威性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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