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发达。连接长安与遥远西域的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外来”（相对中原本土而言）文化在都城长安齐聚。“外来”文化不仅与汉文化交互融合，且彼此影响，形成了穿胡服女扮男装、吃胡食、听胡乐、看胡舞、说胡语的历史景象。我们从唐墓壁画中，撷取浪花一束，为您展示开放包容的大唐，是怎样“任性”地“胡风”飞扬。
苏思勖墓的《乐舞图》局部
在唐代，都市的繁华常被移植到墓葬中，如今，唐墓壁画的出土使当时文化交融的社会图景不再是一个瑰丽的背影。陕西是唐代墓葬壁画出土最多的地方，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着李寿、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房陵公主等20多座墓出土的500多幅壁画，总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收藏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在全世界都首屈一指。如今，这些弥足珍贵的国宝就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壁画珍品馆。
胡乐胡舞 追寻胡风浪潮中的艺术奇葩
大唐盛世，音乐歌舞大行于天下。在政府机构中，太常寺是管辖音乐歌舞的机构，下设太乐署、鼓吹署和教坊，负责艺人的管理、训练和演出。专职的乐伎称“太常音声人”，盛唐时期，仅长安、洛阳就有上万人之多。在宫廷中，供奉帝王的有内教坊以及专设的女乐机构云韶院和宜春院。“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
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那么，在唐代究竟盛行哪些乐舞？这些乐舞有没有留下极其珍贵的历史印记？
“唐墓壁画中'胡腾舞’最形象、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苏思勖墓的《乐舞图》。”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程旭告诉笔者，唐玄宗喜好乐舞，设立梨园东部，乐工称“梨园弟子”（后世民间戏曲界供奉唐玄宗为祖师，并称演戏者为梨园弟子即源于此）。此外，在王公贵戚以及大官僚的家庭中，也养有私人乐队，供主人在家庭宴会上娱乐和招待宾客。《乐舞图》的墓主苏思勗为唐开元、天宝时的高级宦官，官居银青光禄大夫，故这幅壁画表现的是墓主人生前灯前月下，华筵之上，乐伎即席表演寻欢作乐的景象。
《乐舞图》原绘于墓室东壁，这是一幅中外乐舞交织的壁画：汉人乐师用胡汉不同种类的乐器奏起欢快的胡腾舞曲，胡人舞师伴之跳着奔放的胡腾舞蹈。画面展现了唐代胡汉民族艺术融合的盛况。胡腾舞者居于画面正中，无疑是画面的主角；两厢的乐队，则起烘云托月的作用。乐队成员，皆似汉民族模样，衣着也为汉人衣冠，但所执的九种乐器中，既有西域使入内陆的胡乐乐器如箜篌、筚篥、琵琶、铜钹、横笛（又名“横吹”“羌笛”），还有汉族传统乐器筝、笙、排箫和拍板。据考证，演奏的音乐应当就是唐玄宗新创的“胡部新声”。这种“胡部新声”开始是今新疆地区的舞乐，后来东传至甘肃河西一带，经河西汉族人民加以改造，并融合了汉族舞乐的特点而有了新的创造。开元、天宝时这种“新乐”、“新声”盛行于长安与中原地区，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喜爱的乐舞形式。
苏思勖墓的《乐舞图》局部
汉人乐师用胡汉不同种类的乐器奏起欢快的胡腾乐曲，胡人舞师随之跳着奔放的胡腾舞蹈，展现了一幅胡汉民族同台乐舞的情景和中外乐舞交织的画面。这正是唐代各民族友好交往、和睦相处的生动例证，是不同文化艺术交流与融合的真实再现。《乐舞图》如实反映了盛唐时期高官贵族的行乐生活，直观再现了当时流行乐舞的风貌，画面看似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并且有时代典型性，是我们研究唐代乐舞、认识唐代社会的很有价值的史料。
除了“胡腾舞”，“胡旋舞”也是唐代流行的中亚舞蹈，西域的康居、米国等国的统治者将善舞的“胡旋女”作为贡物献给唐王朝，深得唐王朝帝王贵族的喜爱。据史料记载，胡旋舞的舞服一般为绯红色袄、锦衣锦袖、绿色或者白色裤子，红色皮靴，各色佩带，手臂之上佩戴金银饰品。可以想象：在激昂奔放的鼓乐声中，胡旋女挥舞飘带、急速旋转，加之金银配饰光彩夺目，令观者陶醉其中。据程旭研究，胡旋舞以独舞、双人舞最为常见，也有三、四人舞的。舞蹈者多为女子，无论是名媛淑女还是小家碧玉，都乐此不疲，后来男子也加入了学跳胡旋舞的行列。正如白居易诗中所描述的“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像杨贵妃和安禄山都成为著名的胡旋舞表演者，可见唐代社会对胡旋舞的推崇和喜爱。
唐代流行男女双人共舞胡旋，虽然杨贵妃和安禄山曾是双人胡旋舞的高手，遗憾的是没有图像资料证明。幸运的是，2008年西安警方破获了一起重大盗墓案，在缴获的一个移动硬盘内发现了一些古墓文物影像资料，其中长安区少陵塬唐韩休墓中的《乐舞图》尤为珍贵。图中共绘13人，除去乐队，中间一男一女分开站在圆形地毯上跳舞，整个乐舞置于山水画中，气氛和谐热烈。根据文献资料和乐舞场景分析，此舞应是唐代风靡一时的男女双人胡旋舞。
唐朝人追求胡风胡化的风气，从宫廷到民间，从都市到乡村，从地方到军队，从街头到府邸无处不在。胡人的生活习俗渗透到了唐朝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各个阶层，人们穿胡服、吃胡食、听胡乐、看胡舞、说胡语。更有甚者，追求胡人生活习俗的热情，竟然使一些贵族能够忍受那种很不舒服的帐篷生活，他们在城市里也搭起了帐篷。就连诗人白居易也在自家的庭院里搭起了两顶天蓝色帐篷，他在帐篷中招待宾客，并且还得意地向客人们解释帐篷如何能够对人提供保护，免受冬季寒风之苦。
在这场追寻胡风的浪潮中，胡乐胡舞当属一朵艺术奇葩。在唐代，只有皇室宫廷、王府、高官私邸中才有资格备有乐舞伎，因此在唐墓壁画中绘制乐舞图是主人身份地位的体现。在迄今为止发掘的一万多座唐墓中，绘有壁画的约有120多座，其中22座墓中绘有乐舞图。程旭研究发现，除了胡腾舞、胡旋舞外，还有浑脱舞，枯枝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白居易诗中所描绘当时“臣妾人人学圜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热烈奔放的胡舞既迎合了唐代朝野追求时尚，乐于创新的时代精神，又感染愉悦着长安城中的士族百姓。唐人在封建社会是一个乐观、豁达、向上、善于创新的群体，他们对于乐舞的重视和喜爱远远超过了其他朝代，在继承、吸收和借鉴的过程中，不断地创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唐代的乐舞艺术。
苏思勖墓的《乐舞图》局部
《树下弹琵琶的仕女》：优雅的“胡坐”
汉族人在社交场合的所谓坐，其实就是跪下来把臀部坐在脚后跟儿上，平常生活中的所谓坐也只是席地而坐，有条件的，就在地上铺个垫子，坐在垫子上。此种习俗，自炎黄以来，即已如此，人皆习以为常，不以为怪。而凳子、椅子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的发明，最初称为胡凳、胡椅。 由于缺乏古代的物证，长期以来，人们对“胡坐”的具体形象还多停留在文字描述之中。
“1987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唐韦氏墓的壁画《树下弹琵琶的仕女》（图5）中，就有'胡坐’的形象。”程旭介绍，画面中央绘出一棵参天古树，树下有花草、玩石。树前空地上有两个人物，一仕女，一舞伎。仕女应是墓主的形象，体态雍容，神情典雅，头梳乌蛮髻，身穿白色窄袖衫，外套黄色半袖，绿色曳地长裙。右腿盘曲坐于凳上，左腿着地，怀抱琵琶。她身旁的树下，一个男舞伎包一方巾、身着黄袍，正随着乐曲，拧腰摆胯，甩动双袖翩翩起舞。
马扎的雏形源自胡人坐具成为不争事实。古时，游牧民族都是骑马驰骋，他们在马背上打一个扎捆垫上，这便是最早的马扎，马扎还有个名字叫“胡床”。胡床由8根木棍组成，两支横撑在上，座面为棕绳联结，两支下撑为足，中间各两支相交相对作为支撑，交处用铆钉穿过作轴，造型简洁，使用方便。它可张可合，张开可以做座具，合起可提可挂，携带方便，用途广泛。有研究者认为，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大致是在唐代渐被普遍使用。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
唐韩休墓《乐舞图》局部
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珪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
“唐人不仅以兼容并蓄、广纳百川的胸怀接受外来文化，同时亦以开放的姿态将唐朝的文化向周邻流布。”程旭介绍，外来文化对唐人的影响透过唐墓壁画看到，而唐文化的输出也是有证可循的。如青海乌兰吐番时期的《建筑图》、青海乌兰《仪卫图》、新疆阿斯塔那等第的墓葬壁画上出现了唐代地主、乐器、唐官吏等诸多唐元素的图案。由于唐代统治阶级实行了开明开放的治国方略，塑造完善了胸怀宽广、兼容并蓄的民族精神，妥善处理了各个民族关系，才使唐朝社会在交流、吸纳、融合各种外来元素的基础上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大唐文明，现代人也得以透过唐墓壁画看见这些丝路风情。（来源：《丝路文明》杂志 作者赵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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