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逸飞和他的模特妻子以及美国的油画经纪人
即使有一毛五分钱，也要张罗请客
魏景山和陈逸飞是上海美专的校友，后来两人又一起在上海油雕院工作。在他的印象中，陈逸飞还戴着红领巾时就考上了美校。虽然陈逸飞是学校里年龄最小的学生，但在政治上非常要求进步，属于“又红又专”的那种。“他很有头脑，那个年代没政治就等于没头脑，他后来成了党员，除了绘画以外，政治活动也积极参加”。
魏景山说，当年谁要是敢为挣稿费而画画，那就有资产阶级嫌疑。当年我们的生活很单纯，成天就是想着怎么提高画艺，每个月只有50多块钱的死工资。“当时大家都很穷，陈逸飞也是，许多画家都穿得很随便，而且会因为画画涂得很脏，可是陈逸飞不会。我到现在还记得，他总是穿着一身蓝衣服，给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双棕色皮鞋，他非常喜欢，当宝贝。他的上衣款式在当时很新颖，估计是他专门找人做的。他很注重形象，不会像其他人身上涂得乱七八糟，他永远都穿得干干净净，但总是那一身衣服。陈逸飞当时家里非常小，总共就8平米。”
韩辛感慨地回忆：“当年陈逸飞的‘外交’活动非常多，有一次他接受采访，当时我有一件姐姐打的毛衣很时髦，他非常喜欢，让我脱下来借他穿。很多年后，他出名了，在国外办了一个画展，我看到人物介绍，就大笑起来，简介上那张照片上还是穿着我的毛衣照的。还有一次，我与陈逸飞从南京中路老美术馆出来，时值盛夏，我俩热得汗如雨下，我摸遍口袋只有两分钱，陈逸飞也只有两分钱，两人合买一根赤豆棒冰。我建议一人咬一口，陈逸飞却表示‘猜东里猜’“（石头剪子布）”决定归属。结果陈逸飞胜，棒冰由他独享。他的运气总是最好，然而偏偏走得最早。”
黄英浩 1969年与陈逸飞相识，当时他是《文汇报》的美术编辑，经常向陈逸飞约稿，两人交往密切。黄英浩说：“那时候好象形成了惯例，无论从哪里来的画家，到了上海一定要来上海油雕院，而且一定要找陈逸飞。其他画家都是一门心思地作画，但逸飞很关于交际。应酬最多，自然花销也比别人大。别看陈逸飞现在每幅画都能拍出‘天价’，当初的他可是丢了自行车都痛不欲生。我对陈逸飞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经常骑着辆破自行车，到处跑。那时候有辆自行车很不得了，很贵重，陈逸飞把它当宝贝，有一次他的自行车丢了，他急得差点哭，后来天天想办法找关系，托人帮忙找。”
黄英浩很佩服陈逸飞的一个优点，就是对人非常热心，也喜欢把朋友们聚在一起。“他家当时很狭小，可他常叫来一帮朋友一直在他家里画画，研究艺术，逸飞的家就成了我们的临时工作室。陈逸飞非常慷慨，总是抢着请客，那时候他很穷，还经常向我借钱，但即便他身上只有一毛五分钱，他也会张罗着请客。”
当年上海滩的这几位青年才俊，之后都陆续出国深造，直到2005年，他们才找到了一次可以团聚的机会。陈逸飞也知道这一消息，大家约定一同参加。但是非常遗憾，准备聚会的时候，却听到了陈逸飞去世的消息。老画家们的聚会如约举行了，而聚会的重点却变成了看陈逸飞逝世的电视报道，所有人都感慨万千……
借来发霉服装，画成了《浔阳遗韵》
黄英浩 和陈逸飞，在他们相识的三十多年中，踏实稳重的黄英浩更像是陈逸飞的“内参”，逸飞画画，黄英浩是美术指导；逸飞拍电影，黄英浩是艺术总监。黄英浩陪伴陈逸飞走过了他艺术道路上的每一个历程。“逸飞开始在国外条件并不好，他每次回国，都会来找我切磋技艺，每次我都到处找地方给他画画，我们也经常一起去采风。当时我们发现有个水乡（现在的周庄），那里的风景特别美，但那时不叫周庄，只是一个小镇，交通很不方便，我们每次都要坐小船都能过去。陈逸飞在那里画了很多水乡景色，其中就有《故乡的回忆—双桥》。这幅画不但成就了逸飞，也成就了周庄，让周庄成为闻名世界的旅游胜地。”
黄英浩说，在哈默画展后，陈逸飞经济宽松了许多，回国的时间越来越长。1991年，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浔阳遗韵》，以137万港元打破了在世华人画家油画拍卖的最高纪录。“这幅画就是他在上海创作的。逸飞最初想画一些明清时代的作品，他一起以画人物见长，逸飞的构思经常是在飞机上完成的，走到哪里都不停地画，我也给他找了很多素材。谁能想到，这幅价值连城的《浔阳遗韵》侍女图，看上去很美，而模特身上穿的服装，却是逸飞想尽办法，从上影厂那时借来的，那些衣服甚至都发霉了。这些在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破衣服，却被逸飞画得美仑美奂。”
“我落难时，逸飞哭了足足半个小时”
在陈凛的印象中，陈逸飞生前最快乐、最放松的时光，就是和陈邦可在一起。通过陈凛的引荐，记者找到了陈邦可。陈邦可是上海锦海捷亚国际货运公司董事，也是业内知名的艺术收藏家。陈邦可是个日理万机的人物，记者的电话跟随他从深圳到欧洲又到日本，最后终于在上海和他见面。
记者的到来让陈邦可的秘书大跌眼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陈邦可从不接受任何采访。但是因为陈逸飞，陈邦可是先认识陈逸飞这个人，后来才开始收藏他的画。但是，即使友谊非常浓厚，陈邦可也不从陈逸飞手中直接买画，以免出现讨价还价的场面；他收藏陈逸飞的画多半是从拍卖行拍得，但他也不会告诉陈逸飞。在陈邦可家，陈逸飞经常会惊讶地大叫：“呀！我的画竟然在你这里！F”正是这样，他们一直保持着纯粹的友谊。
所谓患难风真情，陈邦可至今难忘自己在人生的最低谷时，陈逸飞给予的帮助。“前些年我在工作中出现了些问题，当时的情形很不乐观，我的情绪非常不好，很多周围的朋友都疏远我了。但终生都不会忘记，陈逸飞见到我时，看到我当时的状况，他竟然扑上来抱住我痛哭不止，哭了足足半个小时。他是个性情中人，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他帮我照顾家人，在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他对待友情十分忠诚。”
在记者的采访中，陈邦可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逸飞去世后，笑谈逸飞的人。“逸飞是个非常单纯非常即兴的人，经常心血来潮便义无反顾。2000年的一天晚上，我和陈逸飞碰到一个从俄国回来的朋友，那个朋友眉飞色舞地给我们描绘俄罗斯的风光。就那么一刹那，陈逸飞起身拉着我说‘走，去俄罗斯！’我以为他开玩笑。没想到他强拉着我第二天就办了签证，然后跑到莫斯科。因为我们不会俄语，也没去过，什么准备都没有。下了飞机也不知该住哪里，突然看见一个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凯宾斯基’，于是就去了。他永远都是这样，一次聊起北京人斗蟋蟀，他很好奇，马上吩咐人分头去买来，立刻就要斗斗看。”
“逸飞是一个永远的乐天派，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一个朋友开了一家画廊，邀请我和逸飞去做客。逸飞很‘坏’，朋友突然有事出去了，逸飞乘机把他画廊的画全部搬走，然后在画廊门口挂了个匾，名字改成——某某面馆。朋友回来简直是气疯了，这就是陈逸飞。他有得意的时候，也有失意的时候。打高尔夫是他最可怜的时候，他的球技太差，我们几杆出去就已经在很远的山丘上了，你向回看，能看到他还在原地一点一点地抡杆，还非常认真。虽然他已经急得满头是汗，他他绝不耍小聪明，偷偷跑远一些，他会耐着性子坚持到底，这就是逸飞……”
说起陈逸飞，陈邦可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每一个情节，好像和陈逸飞的那段经历，就发生在昨天。陈邦可的秘书告诉记者，他们这个做着国际生意的大老板，目前还住在一室一厅的房子里。陈邦可乐得合不拢嘴：“那时候我搬新家，200多平米的房子，非常多的房间。陈逸飞说他来给我设计，我非常信任地听他摆布，结果他把屋子的墙全部敲掉了，变成了一室一厅，后来我还因此被罚了不少钱。”
“他第二次‘害’我，是给我硬安了一个很现代的壁炉。有一天我出去办事，陈逸飞在我家摆弄壁炉，结果我回家一看，天哪！全是烟，以为着火了，人都是大黑脸。只设计壁炉，却不考虑安烟囱，这样的事情只有艺术家能做出来。”
陈邦可手舞足蹈地讲着他当时的救火经历，大家也都被他的情绪所感染，笑得前仰后合，似乎忘记了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已故的人。这时记者却很不识相地多了一句嘴：“逸飞走了，你孤独吗？”陈邦可的眼里闪动着泪花，但他仍面带微笑：“听到逸飞去世的消息时，我突然想起了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很巧合，竟然也是去参加一个好友的葬礼，那位好友也是画家，也是突然去世。当时陈逸飞还很感慨地对我说，生命太脆弱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可没过多久，我又送走了逸飞……你看，我手机里现在还存着他的电话号码，有几次我还不自觉地打电话约逸飞，可是，没有人接……”陈邦可在找陈逸飞电话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你看，这是他的号码，我永远都不会从手机里删掉，他仍旧活在我的周围，他还会和我旅行、听歌剧……”
才子陈逸飞走了。他给中国艺坛留下了荣誉，留下了美，留下了色彩。当然，像所有名人一样，他也留下了无数的话题和谈资，甚至是身后的麻烦，例如遗产官司之类。活着的人明知的做法应该是，感恩、感激和感谢，因为世间假如从来就没有陈逸飞，我们的生活不但失色不少，而且也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遗产问题了。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思想家蒙田曾说，“死在战场上，远比死在床上来得悲壮。”和平年代，已经没有了战场，陈逸飞死在了他所热爱的岗位上，但并不是谁都能死在岗位上的。仅凭这一点就足可以震憾我们。陈逸飞60岁的生命，是创造性的生命，是被艺术和事业充分燃烧过的生命，燃烧过后的灰烬里，只有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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