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刘复生
“主旋律”小说与“主旋律”影视剧的关联是密切的，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的表述要求小说家采用通俗情节剧的形式来讲故事。这要求作家在写作“主旋律”时，把“编剧”和“小说家”两种技术身份统一起来，一旦像周梅森说得那样“分得很清楚”，反而写不出符合要求的高质量的“主旋律”小说。
这极大地改变、影响了“主旋律”小说写作的形态和对写作模式与技巧的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将影视剧的情节剧叙事技术内在化了。周梅森的新改革小说在这方面即比较典型。
作为志在“全景式地反映当代改革生活”（借用《人间正道》内容提要的首句）的“宏篇巨制”，“新改革小说”并无意去全面地表现改革的全景，而是把小说的主要内容偷换作官场的争斗与商海的搏杀。宦海沉浮、勾心斗角的中国式的政治智慧与技巧，“商战加恋爱”的通俗情节剧故事成为全书贯穿性的中心线索。虽然这些小说往往以一些宏大与唐皇的主题对这些官场、商海之争进行包装，如“反政绩工程”、“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改制”……，但显而易见，权力之争与商战仍然是小说的中心。这也是“新改革小说”普遍被出版社在商业运作和广告宣传中称为“官场小说”与“政治小说”的原因。
从这一角度讲，小说热衷于选取市委班子调整期作为写作对象也是大众文化写作和一般读者接受趣味的内在要求。对于一个公共权力运作不透明的国度来说，官场的内幕永远激发着普通百姓（读者）的好奇想象与无尽猜测，小说正是对这一窥伺欲望的满足。
小说自觉地以电视剧技巧来结构全篇，在人物与情节设置上高度戏剧化，戏剧或情节推进的动力主要来自“好人之间的误解”（用周梅森自己的话说：“改革进行到今天，真正反对改革的人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好人’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见“中国视联网”），也有部分的正邪之间的对抗，前者表现为误解的不断加深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澄清，最终自然是嫌隙漶然冰释；后者表现为人性与正义的凯旋。
在所谓“正邪对抗”的小说中，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的对抗形式上是两种政治信仰与原则之分，对与错之别，其实却是两种人格境界的高下，那些正面英雄的反面基本上也属于“好人”之列，真正的明确的违反党纪国法者还在极少数，最多只能是像赵启功、肖道清、钱凡兴那样只关切个人政治利益、不顾民生疾苦，具有浓重的官僚作派而已。
小说结构呈现为“困境中的英雄，压抑的英雄” 好莱坞式戏剧模式，在上司的误解与同级“腐败退化”的官僚人物的掣肘中，“英雄”顶住了压力，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赢得最后辉煌的胜利，也赢得民众的拥护，上级的理解。小说以最后的凯旋的仪式使读者获得压抑后的情感释放和道德感的满足。
对于任何一部通俗情节剧来说，爱情或性爱都是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从电视剧的制作行规来说，一部没有“花旦”的戏是不可设想的，这几乎成为这一行的禁忌。但客观上讲，由于这一题材上的重大性、特殊性，又没有给情感戏尤其是三角或多角的情感戏留下太多空间，高级别的英雄尤其是市长、市委书记级别的英雄人物因其身体的“崇高性”（虽然已经处理得较为低调，日常化，生活化），事实上不允许与性爱有太多的关联。
从这里倒可以看出旧主流意识形态作品的惯例，正面人物不得有各种形式的情爱关系——比如有名的阿庆嫂的例子，反面人物才准有性爱。在“新改革小说”中，高级的领导还遵循这一写作规则，省委书记贡开宸是多年丧偶，独身，其它的或配偶在外地如高长河，或几乎不出现。
作家深恐高层人物的情感生活影响了英雄人物的崇高性和重大题材的庄重性。所以，情感戏就只好着落在次级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身上了，在《天下财富》、《至高利益》中的三角恋，前者是江海洋、李响与白志飞，江海峰、王洁月与成阿芬，后者是贺家国、徐小可与赵娟娟。《至高利益》中的三角恋带有夸张的戏剧性，赵娟娟爱上贺家国是高度典型、极度强烈的戏剧性写法，它甚至已经属于经典话剧的写法而超出了一般电视剧的可接受范围。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