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鸽、玫瑰，或高压线
⊙ 文/陈蔚文
陈蔚文：一九七四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小说月报》《大家》《钟山》等刊。出版有小说集《雨水正白》、散文随笔集《见字如晤》《未有期》等十本。曾获二〇一四年度《人民文学》散文奖等奖项。现居江西。
一
博尔赫斯如果和吴宇森合作会怎样？读博氏作品时突然有此联想。一九八六年夏天，博氏在日内瓦去世时，吴宇森正届四十不惑，在徐克帮助下拍了《英雄本色》，三年后他拍了最重要的代表作《喋血双雄》，在暴力中发散出极致浪漫，确立了他“骑士主角”的影像理想。
他与博尔赫斯，一个在电影世界中创造了“不良群体”的最洒脱影像，一个则把拉美流氓及打手形象推向“酷”的登峰造极。看看博氏笔下的南美打手吧：“在寥廓天幕的衬托下，两个身着黑色衣服、脚蹬高跟鞋的打手在跳一个性命攸关的舞，也就是一对一地拼刀子的舞蹈，直到夹在耳后的石竹花掉落下来，因为刀子捅进其中一个人的身体，把他摆平，从而结束了没有音乐伴奏的舞蹈。另一个人爱莫能助，戴好帽子，把晚年的时光用来讲述那场堂堂正正的决斗。这就是我们南美打手的全部详尽的历史。纽约打手的历史要芜杂卑鄙得多。”这一段可视作殴斗中的经典，让人忍不住赞叹：“真他妈的帅啊！”
博氏将一场打斗赋予了美学意义，使之具有电影画面的艺术效果。他塑造了一批黑帮头目、赌场打手、恶棍，口气冷静地像只是复述从夏夜老祖父那听来的故事。故事隐含对那些出手狠准的男人们的欣赏，他们朝不保夕，赴死如归。他曾写过一个男人伊斯曼：“他订有酬劳价目表，撕下一只耳朵十五美元，打断一条腿十九美元……”在有次殴斗中他打翻三个对方，自己挨了两个枪子。“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堵住枪眼，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自己走到医院。他发着高烧，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好几星期，但守口如瓶，没有举报任何人。”他后来报名参加了一个步兵团，表现突出。
最后，伊斯曼身中五弹，死于纽约的一条繁华街道。不得不说，这是个有魅力的家伙，敢于正视淋漓鲜血的“真正勇士”，同时不乏情趣。——他曾说，纽约波威里街小剧院里的舞蹈比欧洲战争更带劲儿。从他身上能看出，博氏对这一群体异乎寻常的叙述热情。在博氏特有的冷静洗炼的语言中，人物愈发充满张力，他们是群漂亮的亡命之徒。
博氏对这群体的叙述热情与有“香港枪战片之父”之称的吴宇森暗通款曲。吴宇森喜欢好莱坞的黑帮片、西部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曾受聘电影工作室做制片助理，这期间美国新生代导演萨姆和斯坦利给了他很多灵感，他们作品中的暴力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因此有了吴宇森后来的“英雄系列”电影。
吴最崇拜的导演是法国暴力导演皮埃尔·迈尔维勒，此人作品在暴力中透着浓郁人情味。博氏的小说亦然，它看似一柄短刀般锃亮清冷，人物身上却充满讲述者感情，即使是群氓无赖，博氏依然赋予了个体温度，似乎附着群氓之上的暴力只是一种命运的迫不得已。
“人物往往暗中遵守一种恬淡寡欢的为人处世的伦理原则，他们宁愿死去，也不愿有损自己正直和诚实的品质。”就像那个守口如瓶，不举报任何人的伊斯曼，博尔赫斯将这一群“暴徒”纳入磊落之中，使他们具有了无名英雄般的品质。
博尔赫斯对暴力叙事的迷恋，大概与他津津乐道的外祖父苏亚雷斯上校有关，作为一个声名显赫的军人后代，博尔赫斯自惭形秽。他的传记作者莫内加尔说：“世界被撕成碎片，而他却完好无损，痛苦而无能，他起而反抗这个世界的痛苦，从假想的战争经历中，从那赤裸裸的、充满兽性的残杀中，他找到了表达自己绝望情感的隐喻。”
当粉丝们迷恋于博氏的“时间玄学迷宫”时，也许会忽略他在纸上建造的英雄梦。——在闪着匕首寒光的纸页间，博尔赫斯尾随主人公完成着一场场暗杀与决斗。
二
我看吴宇森的第一部电影是《纵横四海》，片中塑造了三位有型又有情的盗画飞贼，三人被黑社会头子收养，长大后成了帮他赚钱的艺术品大盗。发哥等几人在片中的潇洒表演展示了“盗亦有道”，让观众全然忘记他们干的乃是不入流之事，只觉他们身手漂亮，有情有义。
多少年后，仍记得发哥一副浪荡子的模样说：“你们都知道我的性格，我喜欢西逛逛，东逛逛，我喜欢流浪，其实爱一个人并不是要跟她一辈子的……我喜欢风，难道你让风停下来？我喜欢云，难道你让云罩着我？我喜欢海，难道我去跳海？……”把那时候的我感动得想哭了。
这哪里是鸡鸣狗盗之流呢，吴宇森是把他们当偶像塑造的。他在片中结合英雄主义与浪漫呈现的“港式暴力美学”令枪战片耳目一新：枪林弹雨中，衣袂飘舞，白鸽振翅，暴力的火焰中诞生玫瑰！
英国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评价吴宇森：“他给全世界观众提供了一种审视暴力的全新视角：东方美学视角，第一次使暴力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暴力被“美学”包覆，其现实性被虚化，打斗杀戮消解为无特定意义的游戏，成为特定仪式化的审美要素。——血腥味勾上了酸甜口的芡，适合我这类对暴力耐受度为轻量级的观众。
二〇一一年的台湾片《艋舺》我甚至没看完。年龄越长，口味日淡，简直想象不出以前最爱的电影类型竟会是恐怖片。许多个夜晚，我独自看了不少恐怖片，包括雨夜的日本恐怖片，阴森诡异到极致，让人沉迷的正是对自我心理的挑战与磨折。记不得哪年戒的恐怖片，一戒就再不能看了，像体内从此流失了某种赖以支持的激素。暴力片也一样，稍残酷些的画面都看不了，一嗅见血腥味，立即转台或快进。
有回和女友看《被解放的姜戈》，看了小半截，受不住，我说我找个韩剧去缓缓劲儿。女友揶揄说，你还真脆弱。她基本看完了昆汀·塔伦蒂诺的所有电影，这位录像带租赁店小弟出身的美国后现代导演的浓厚暴力情结很对她胃口。《杀死比尔》《金刚不坏》《被解放的姜戈》等等，相较吴宇森的“东方美学”，昆汀的暴力是裹上了一层“政治正确”的芡。比如女性复仇，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中对纳粹的大开杀戒，或是解救奴隶贩子，“正义”光环中的暴力在胶片中发出可怕惨嚎，名正言顺地血流成河。
女友说得没错，我是脆弱，且随年纪渐长，对暴力越发不耐受。就连在小说写作中，我也很少让某位主人公死去。曾经有位老师上写作课时教导云，不死人的小说不是好小说，这死还得非正常死亡，唯此才能带来小说高潮。他举了几例，主人公死法各异，全都死于非命。按这位老师的小说理论，我写的是没高潮的“性冷淡”小说。
我承认，不轻易让主人公死，一是因为我一直不信奉过分戏剧化的小说逻辑，即使它能带来张力或高潮。当然，也可能是我不具备令人物在文本中既戏剧化又合乎自然地非正常死亡的能力，像有些大师们那样。二来，对那些残酷细节，尤其是生理性，具有解剖感的残酷，我避之不及。我宁愿叙述另一种残酷：以平淡方式呈现的命运的无常与不仁，而不是展示肉身血糊流淌的创口。
有阵子我甚至讨厌那些热衷描写暴力细节的作家（导演），觉得他们打着满足读者（观众）“重口味”的旗号，实则为满足自我对暴力的欲念。他们对暴力狂热的再现，犹如他们本人重新犯了次罪。再过一阶段，觉得自己未免偏激。暴力呈不呈现，它都充满于世间。肉眼可见的，不可见的，各种暴力从不止息。像鸵鸟一般把脑袋扎进温柔沙漠，就可以装着“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吗？
不，倒是有勇气表现出暴力的真相，也许有助于人们更能认清它的侵害性。呈现本身不是问题，呈现的动机决定“暴力”是停滞在花样翻新的感官刺激，还是上升为“美学”。那么，我应当训练自己吗？训练自己直视那些恶，直视深不可探的原罪黑洞，直视游荡着阴影与兽类化身的暗处，以此作为“成熟”与“强大”的进阶？
迄今我也没准备好。
三
读到一则消息，台湾黑社会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去世，葬礼隆重，来了一千五百名黑帮分子送行，结尾提了句：“蔡的儿子于二〇〇七年迎娶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女儿。”——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让人倏忽一惊。黑社会老大与名导演联姻，也太像一部电影了吧？
再搜资料，一则旧报道：“著名导演侯孝贤的爱女侯蕴华将于二十六日嫁给四海帮前帮主蔡冠伦的儿子蔡君飞，届时将席开百桌，影剧圈与各大帮派人物都会出席……”新闻还介绍三十岁的侯蕴华时任台湾电影文化协会的经理，蔡君飞比她大六岁，美国南加大会计系毕业后于迪士尼公司任职。两人三年前经朋友介绍认识，彼此都知道对方父亲是个大人物，但无碍感情发展。
对侯孝贤的影迷来说，那日婚宴当是比电影更精彩。台北盛世王朝大饭店，会场布置成新娘最喜欢的金色系，席开一百二十桌，三分之二的来宾皆为台湾帮派人士，主要帮派的帮主及大哥到场祝贺，另有警方把守，录像机全程搜证，欲伺机逮捕有案在身人员。
常常，我们觉得电影比人生传奇，实际，人生永远比电影更传奇。而且谁能想到以“诗性电影”著称的侯孝贤竟也有一段“打架打成流氓头领的日子”呢。十二岁父亲去世，“家里的家具都是最便宜的，带着随时可以离开、扔掉的味道，充满疑虑和不安”，母亲的颈项有条很长的疤，应该是个自杀印记，侯孝贤从未问起。赌瘾来时，侯孝贤把家里厕所的铜片拆去卖，朱天文说起对他的最初印象：“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小鬼呀，很草莽气，就是从城隍庙里混出来的！”改变据说在瞬间，一位电影学院教授在课堂说的版本是：“有一次他（侯孝贤）在桥下蹲着，风从头顶吹过，忽然有种情绪萌发，不想像从前那样过了。”另有资料说他接到兵役通知单时很高兴，有一种强烈的跟之前生活断裂的感觉。就这样，他从小混混儿迈向了“诗性导演”。
侯孝贤的昔日玩伴有很多后来加入帮派，因毒品或枪杀去世。侯的电影《风柜来的人》讲的就是这一群体，平静悠闲的渔村，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闹事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来到了繁华的高雄，他们对这城市感到陌生、焦虑和恐惧……
拍电影《悲情城市》的冲动来自一曲台语歌《港都夜雨》音乐里的萨克斯，侯孝贤听后很有感触。“我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带点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在回忆中，他说道，“我还是会想起以前在城隍庙，我觉得那才是男人……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命运拨弄，侯孝贤索性做了黑帮公子的岳父。他的亲家蔡冠伦在儿子婚后渐淡出帮内事务，做生意“漂白”，但七十岁生日当天，因涉嫌组织犯罪，再度遭警方逮捕。侯孝贤会不会有一天以亲家为原型拍一部电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四海帮曾是台湾最具规模的外省挂帮派，后被竹联帮取代，成为第二大外省挂帮派。这其中的波谲云诡，苍黄翻覆，若侯导来拍，有可能成为另一部《美国往事》吗？
四
傍晚，家门前街道，一年轻男人边走边冲手机嚷嚷，两女人在旁苦苦相劝。男子盛怒喊叫着，让电话那头的对方速来驰援。说着，他哗一下从紧窄西服内袋里摸出柄长刀。一把货真价实、闪动血腥的凶器。男子揣着这柄长刀暴怒疾走，紧跟他的白发老妪快哭出来了：“别去了！妈求你了，我给你跪下行吧！”
“谁拦我都没用！”男子叫嚷着，暴力正对着他构成疯狂的诱惑，魔鬼附体，复仇炽欲此刻对他胜过亲人哀求，胜过自家性命。那柄泛着冷光的刀，他急于把它落实到一个对象身上，痛快的，孤注一掷的，非暴力不能解决的恨。
他手中的刀最终会落在一具躯体上吗？晚报上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比如为一点口角之争，火锅店服务员竟向顾客倾泻滚水。戾气遍布的社会是可怕的，逞强斗狠，到处是一触即发的硝引。《诸病源候论》卷十写：“人感怪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这原本是医学范畴的一种病，如今已成心理症候，具有了广泛传染性。
戾气使人偏激，易怒，失却理智。戾气怂恿下，世间乱象频生，滋生各种暴力，语言的，肢体的。它们在现实中的呈现如此丑陋，丝毫没有艺术作品中“暴力美学”的影踪。有人说，在社会转型期，因为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所产成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弱势群体很容易产生一种权益被剥夺的感觉。美国社会学家斯托弗在一九四九年就提出一个词叫“相对剥夺”，经发展已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理论。它指出当人们将自己的处境与某种标准或参照物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所产生的受剥夺感，这种感觉会带来愤怒、郁结与危险戾气。
戾气又岂止出现在弱势群体中？“强势群体”中同样弥漫戾气，那由“财富决定论”作为支持的傲慢。那么，不弱不强的普通人中就没有戾气，或说暴力吗？野夫先生曾说一事，他在狱中时，母亲来信说，他不到六岁的女儿性格有点乖戾，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野夫说到“残忍教育”，说到童年，镇上人集体鞭打中年小偷，直至他的腿紫肿，又变成白萝卜般的透明，死亡的寒光自中年小偷的眼中现出。中年小偷，他只是无钱为女儿买布的一个乡下农民！
这样的时刻，以“道德优越”名义的暴力狂欢，实际只是人性本能丧失的放纵，作为“人”应当有的一点恻隐，丧失在小镇残忍的鞭笞声中。
沈从文在《清乡所见》中写：“当场集时，常可以看到两个乡下人因仇决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为止。我看过这种决斗两次，他们方法似乎比我那地方所有的决斗还公平。”如此暴烈血腥的画面，轻淡一句“比所有决斗还公平”带过，这是沈先生的“重口味”，还是他作为小说家的定力？
许是因为“妇人之仁”，我对暴力始终缺乏定力，无法见怪不怪：人与人之间的厮斗，若干前年在广西北海深夜听到未办暂住证的民工被巡防踢打声，对楼孩子在父亲打骂中发出的无助哭叫，夫妻间的摔砸吼叫声……这些人世的刺耳锥心之音，我始终无法屏蔽。即便再活几十年，大概也无法做到充耳不闻，一如我痛恨“不打不成材”这类鼓励暴力的俗语。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暴力使人类显得更丑陋。“人自我教育、自我优化而成的第二天性是一个内化过程，而非一下子'道德改造’的结果。”“暴力”可能或多或少地潜伏于人的天性中，唯有自我克制、主动向善，这些可习得的第二天性才能遏制心魔的产生。
就在我目睹楼下年轻人持刀疾走的这个傍晚，进家门，一档历史节目正播放“俄罗斯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一位看守人质的车臣黑寡妇平静地说：“我们求死的愿望比你们求生的愿望强烈得多！”她的脸只露出眼睛，在这清秀眼眸中藏着多深的有关战争、悲恸、人类极端意识的深渊？她如此平静地置身于激烈对峙中，暴力对她此时已不再是暴力，是亲情最虔诚执意的呼喊。
一个原本柔软的女子瞬间成为暴徒，这当中发生了什么？当一个人比求生更强烈地求死，世界对她到底做了什么？她又即将对世界做什么？同步毁灭的疯狂主宰一切，其他的东西，公理律令及人伦道德全都消失，只有毁灭的欲念占据暴力者的心脏。
窗外，持刀男子消失在街道，但他肯定还在复仇路上。此刻，一条市井街道与电视屏幕里遥远的莫斯科剧院正同步上演着暴力，平时那些艺术赋给暴力的“美学”光环瞬间消退。吴宇森曾说：“所谓的动作，所谓的暴力，对于我来说是舞蹈，是动态的美感。”不，此刻没有舞蹈，也没有动态的美感，白鸽不会自头顶飞过，玫瑰更不会自鲜血中绽放，只有暴力本身危险裸露着，像胶皮剥落的高压线。（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