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运动”前的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有了标志性的开端。也就此表明，文学史不仅由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组成，文学期刊在文学发展中，也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它为作家们提供了一个个富有生机的园地，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作品的问世，扶持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舞台。《延河》在过去五十多年的岁月里，发表了大量享誉文坛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所以，可以骄傲地说，《延河》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能不大笔书写的一个刊物。
在2004年第6期《延河》上，我们编发了著名作家王汶石的一组日记——《一九五五年手记》（编者拟题）。在这些日记中，记录了王汶石当年下乡陕西关中渭南期间，帮助并参与当地建立合作社的工作生活实况。
时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陕西省作协前身）秘书长的王汶石，有一篇日记这样写着：“1955年11月10日星期四：给壁舟写信。”
壁舟，即著名诗人戈壁舟，也是《延河》第一任主编。遗憾，这天的日记没有提到信的内容。好在时隔三天，王汶石的日记里又写道：
“1955年11月13日星期日：今天中午接到壁舟来信。信上说刊物要到明年4月份才能创刊。因干部调不齐。这是早就预料到的，问题不在于谁没有调来，而是办刊物的劲头不大……”
现在，我们已很难搞清楚当时人事究竟是怎样的情况，但是，如王汶石、戈壁舟先生所愿，陕西第一份综合性文学期刊《延河》的确是在1956年的4月诞生了。据后来王汶石夫人高彬（曾任《延河》小说组副组长）回忆，在筹办《延河》期间，“筹办者中绝大多数作家和编辑都是喝过延河水吃过陕北小米的，理所当然，刊名用《延河》命名”。也因为戈壁舟的《延河照样流》中的诗句：“吃过十年延河水，走遍天下不忘本”而受启发得名。
这是我看到的关于《延河》创刊最早的文字记录。如今的《延河》，在历经辉煌与磨难中，走过了58年（本文写于2016年）。那些流金的岁月，那些艰难的时日，那些过往不再的人和事，正在淡出我们的记忆吗？今天，想找到一本当年《延河》的创刊号已经很困难了，而要想一本不落收集到从创刊号到如今所有的合订本更是难乎其难。
《延河》自1956年创刊，到1966年“文革”开始，期刊遭遇全国性的“黑色七月”，被迫停刊。此间十年中，有许多著名作家和重要作品都与《延河》这份刊物息息相关。
1956年第4期创刊号上，发表李若冰的散文《宝成线上》，此后连续发表李若冰的散文《柴达木手记》中的篇章。
1956年（无法查实具体刊期），发表贺敬之饱含深情的久久为人传诵的诗歌《回延安》。
1957年第1期，正值“反右运动”前夕，《延河》刊发了张贤亮的诗歌《大风歌》。因这首诗歌，张贤亮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宁夏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二十余年。
1957年第3期，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开始在《延河》上连载。
1957年第8期，杜鹏程的中篇小说《在和平的日子里》在《延河》发表。
1958年第3期，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写作完成后，正是“反右”斗争高潮之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政治气候的紧张，变得微妙而复杂。茹志鹃借战火硝烟中人际情感的真挚与淳朴，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便显得不合时宜。她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均以“感情阴暗，不能发表”为由，遭到退稿。在小说周游大半个中国之后，《延河》编辑以职业的敏锐眼光和胆识，终于让《百合花》在这一期《延河》盛开。
1958年第11期，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新结识的伙伴》在《延河》发表。
1959年第4期，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开始在《延河》上连载。
1963年6月，严家炎的论文《关于梁生宝》发表在《文学评论》第3期。针对严家炎的文章，柳青在《延河》第8期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
1963年第7期，魏钢焰（曾在50年代任《延河》副主编）的报告文学《党的女儿赵梦桃》在《延河》发表。
1973年，历经“文革”磨难，《延河》复刊，更名为《陕西文艺》。在复刊号上，一篇小说《优胜红旗》，虽然排在小说末条，但作者的创作能量却带着强大的冲击力让人刮目相看。这位作者，就是后来威震文坛的作家——路遥。那时，路遥才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生。
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文艺》做了编辑。
1977年7月，粉碎“四人帮”后，《陕西文艺》恢复《延河》原名。就是在《延河》做编辑期间，路遥创作了著名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及影响至今的中篇小说《人生》。随着《人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路遥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家喻户晓。《延河》主编陈忠实在一篇文章中谈道：
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延河》的青年作家专号上，路遥为叶广芩的一篇小说写的百余字的点评末尾一句话：“这样的好货往后还能拿出多少？”
这句肯定却带着问号的点评，表达了时任《延河》小说组组长的路遥，在发现了有创作潜力的作者时的兴奋与期待。而叶广芩后来所取得的骄人创作成绩，也印证了路遥早年的慧眼。
说到叶广芩，1981年第9期的《延河》，有叶广芩的一个短篇小说《在同一单元里》。在刊发之前，著名作家杜鹏程专门打电话把叶广芩叫了来，给她谈这篇小说的优劣。叶广芩回忆说，这个穿着小棉袄的老头，在她的小说上修改了很多处，并叮嘱她将来出集子时收入这一篇。一个久负盛名的大作家为一个初出茅庐的业余作者考虑得这么周全，使叶广芩深为感动。
1994年第8期《延河》刊发了叶广芩描写家族题材系列的首篇之作——中篇小说《本是同根生》，这篇后来被《新华文摘》以及所有选刊同期转载的优秀之作，标志了叶广芩找到彰显创作个性之长的开始。叶广芩的“好货”，从此随着一系列家族题材作品的问世，赢得了中国文坛的肯定，确立了她的创作地位。路遥的在天之灵有知，当会含笑九泉。
《延河》还与哪些作家和作品有着紧密的相互关系，作家们心里是怎样想的？我无法确定。依靠自己的记忆和可供参考的有限资料，自然不可以漏掉下面几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陈忠实——在近半个世纪前，共和国经济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也要在每月万分拮据的开支里省出两毛五分钱购买一本《延河》杂志，他把《延河》真正当作了自己文学启蒙的重要教科书。
1973年第1期，复刊后的《陕西文艺》发表了陈忠实在《延河》上的首篇散文《水库情深》。
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下乡一天的劳累烟飞云散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也消失了，兴奋地令人慌乱的情绪，竟使我无法坐下来阅读修改后的文字。（陈忠实《延河》五十年感怀）
1974年第3期，陈忠实的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刊发在《陕西文艺》上。后来，为了回报，陈忠实的许多小说也首先拿给《延河》亮相。直至1993年他当选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兼任《延河》主编一职后，为自己定下不在本刊发表小说的原则，才终止。
贾平凹——在1974年第11期《陕西文艺》上，刊有贾平凹的短篇小说《两个木匠》。之后，《陕西文艺》连续两年编发贾平凹的小说。
1981年第1期，《延河》编辑精心策划组织了展示本省小说新军创作实力性质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贾平凹的短篇小说《病人》就在其中。这一年，贾平凹才28岁，在西安市文联的《长安》编辑部担任编辑。其实，早在1978年，贾平凹即以《满月儿》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在这一期小说专号上，还有路遥的小说《姐姐》，陈忠实的《尤代表轶事》以及李天芳、京夫、莫伸、邹志安等青年作家的小说。他们以整齐的阵容，成为当时陕西文学创作第二梯队的领军人物。
杨争光——他先是以诗歌创作闯入文坛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天津调回西安之后，陕西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杨争光的创作思路发生了巨大变化，促使他走上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征程，并很快立足文坛，赢得文名。而《延河》就是他当时向世人展示自己独特魅力的重要舞台。1994年第4期《延河》发表杨争光的短篇小说《蓝鱼儿》，这篇被各类选刊和选本转载的小说，我以为是杨争光最优秀的短篇之作。
还有十年新疆边塞生活后重返陕西家乡的作家红柯、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山西实力作家王祥夫、江南才子个性独特的荆歌……他们的早期小说——甚至就是成名作，都是在《延河》发表的。
要列出的作家名字还有很多很多，但是，我却更想让人们记住《延河》那些富有敬业精神和责任感的编辑的名字：
比如工作到直至退休、没有任何作品留下、从20世纪60年代至1984年担任《延河》主编时间最长、为刊物生存与发展立下赫赫战功的编辑家王丕祥；
比如《延河》的第一位女副主编、把刊物当作自己的生命、投入真挚情感既做编辑又当作家的贺抒玉（作家李若冰的夫人）；
比如发现和扶持了一大批作家、以饱满热情和铮铮傲骨令作者敬佩的副主编董得理；
比如在1957年第2期的《延河》发表评论文章《让我们感受时代的精神》而被定为右派分子的评论家王愚；
比如一生命运多舛，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诗人胡征；
比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铁肩担道义、迎接市场经济大潮对《延河》冲击，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文学期刊主编白描；
比如女作家问彬（杜鹏程夫人）、女作家李天芳、作家晓雷（曾任《延河》副主编）以及1997年上任的执行主编作家子心……
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编辑前辈，以及和我一同至今坚守文学期刊阵地二十多年的同事们。“无论开创《延河》的先辈，无论接任又卸任的同辈，他们的文学理想实践在《延河》里，他们各自独立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延河》上。”（陈忠实语）他们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平，才使得《延河》之水长流不断，流过今天。
1991年的冬天，是个无雪的冬天，《延河》一位老编辑张沼清在昏迷中度过了他一生最后的日子。这位在《延河》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资深编辑，因常年看稿罹患眼疾不得不提前离开《延河》杂志。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他平静地躺在病床上，身子一动不动，唯有眼球在紧闭的眼睑下快速转动。我总感觉，那其中有太多的不甘心，他实在不甘心就此告别他深深热爱的编辑工作，不甘心停止对稿件的审阅。那转动的眼球分明仍然继续着他阅读稿件时的投入状态，他就像还坐在我的办公桌对面，戴着老花镜、拿着一支蘸着红墨水的毛笔，一边认真阅读一边仔细修改。
为张沼清老师送行时，有人说，做编辑的结局竟是如此悲哀，来的最高首长也就是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但是，我敢说，那是我经历过的除了为路遥送行外最隆重的一次葬礼。那天，从全省各地赶来了足足有上千人，大多是张沼清老师倾心扶持过的作者。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因文学而受益，彻底改变了人生命运。他们都感念着张沼清作为一个普通编辑对他们所贡献的一切。已经去到那个世界的张沼清灵魂有知，是否可以瞑目了？站在长长的送行队伍里，我这样去推想张沼清老师，是否对张沼清老师有所不敬？他是从不希求作者对他的回报的。他有一颗真正的赤子之心，怀着对编辑工作的全部热爱，唯一希望能多看几年稿子，多发现扶持几个作者，多出几个全国著名的作家，然后多有几本《延河》合订本就很满足了。
这位老编辑的离世和为他送行的情景，让我懂得了，为什么《延河》这本刊物会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刊发了这么多重要的作品。也使我知道，文学期刊编辑这份职业，是无法简单地用“为人作嫁衣”，或是“摆渡人”，或是“春蚕”，或是“蜡烛”之类去形容和概括的。
1998年第1期的《延河》再次编发了“陕西青年作家专号”。主编陈忠实撰写编前语，标题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希望和鼓励陕西的青年作家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创作之路，树立有个性的创作风格。
于是我想，刊物要想真正办出特色，立足期刊之林，需要有自己的理念、理想、职业精神和专业技能，也就是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它存在的位置。
作为《延河》的后来人，我既得益于曾经的《延河》创造的辉煌，又时常在辉煌面前感到无比悲哀，那种文学盛世和文学期刊的巅峰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也无法企及的梦想。
离别延安久，延河照样流；流入黄河流入海，千年万年永不休。
老诗人戈壁舟的诗句，在为今天的《延河》祝福。作为后来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执着地守望这个曾经美好的家园，既不敢频频回首，也不能自暴自弃，满怀期冀不懈地努力，使《延河》照样流。
文章来源：《作家与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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