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管樂、劉毅 ·
文學作品中的飲食書寫常常被視作打開社會世態人情的一把鑰匙。作為擅長為時代造像的作家，葛亮繼《朱雀》《北鳶》之後，歷時五年完成最新長篇小說《燕食記》。這次，他選擇以“吃”為切口，筆觸深入20世紀嶺南地區的聚散流徙，借關於美食的跌宕故事，為讀者描摹一幅百年世景人文畫卷。在他看來，“我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飲食，就會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而身為小說家，就是要“陪伴讀者，以當代人的視角審視歷史，與讀者一同感受歷史的多樣性。”
“'飲茶’和'點心’，可謂是嶺南飲食文化最為接近民生的部分。前者是表，關乎情感與日常的儀式；後者是裏，確實是紛呈的'好吃’所在。”葛亮在小說自序《食啲乜》篇首便提及嶺南飲食文化的精粹所在。於是，開篇從“我”準備做一個茶樓文化的硏究項目講起，不料聽聞香港百年老字型大小同欽樓即將結業，又得知一班老夥計打算盤下店面，尋訪過程中，同欽樓已退休的主廚榮貽生師傅道出茶樓的興衰往事。
以飲食為主綫串連
《燕食記》全書分為上下闕。上闕起筆於廣州得月閣，沿廣東飲食文化的發展綫索，揭開榮貽生的傳奇身世，以其個人成長與鍛造，見證辛亥革命以來，粵港先後經歷的諸如抗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一系列時代風雲變幻。下闕流轉到香港，以陳五舉為講述核心，他曾是榮師傅最為得意的弟子，一度被視為傳承蓮蓉點心絕技的傳人。然而，因與上海本幫菜館的女少東相戀，毅然選擇離開師傅，在以後的數十年內協助岳父撐起一爿家業。整部小說通過師徒二人大半個世紀的跌宕，以飲食為主綫，勾連起粵港兩地的歷史脈絡。
著名文學評論家王德威認為《燕食記》“從嶺南飲食風物着眼，寫出大灣區世紀滄桑”。對此，葛亮說道：“榮師傅和五舉經歷了很多重要的歷史節點。前者出生在上世紀二十年代之初的廣東，這在當時是一個時代的開啟，他的人生必然就伴隨着之後的一系列社會變革。五舉身在香港，經歷了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騰飛，八十年代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一系列大事件。這些時代因子，對於個人命運都起到了微妙的輻射。”於葛亮而言，個體與時代是互為折射、互相成全的關係，無論英雄，抑或平凡人物，最終都歸於人之常情，回到溫暖與煙火氣中。
“我希望通過自己的方式，透過不同的切口，帶讀者進入到歷史本身。在非虛構與虛構之間，讓那些活在歷史紀錄中的傳奇人物，更多地擁有'人’的溫暖。”葛亮認為，“小說家不是教育家，不應剝奪讀者對歷史做結論的空間。他應該要陪伴讀者，以當代人的眼光審視歷史，與讀者共同感受歷史的多樣性。”
“常與變”的辯證關係
“中國人的那點子道理，都在這吃裏頭了。”這是《北鳶》中主人公文笙的母親孟昭如說的話。小說裏，這話說的是中國人在飲食上善待“意外”的態度，即重視傳統也不能慢待改革，探討的是“常與變”的辯證關係。而“常與變”正是葛亮在小說中一直致力表達的一個主題。
“《北鳶》講的是民國知識分子在經歷辛亥革命、廢除科舉制度之後，必然要做出的一種個人選擇，這種選擇既是自己的，也是因應時代變化的，所以你會看到有的人轉型為公共知識分子，有的棄仕從商，有的從事教育教學。到了《燕食記》，這種'常與變’就表現得更為直觀。”葛亮解釋道。
首先，“常與變”體現在中國的食物之中，“中國有很多食物，除了維持'常’的特質外，更有很多出其不意的'變’。比如安徽毛豆腐、益陽松花蛋，再到鎮江肴肉，'變’的部分增加了食物發展的各種可能性。這點也十分應和嶺南文化的包容性。就香港來說，在飲食上，世界各地的美食彙聚在此，落地生根，這背後其實是文化的彙聚、價值觀的融合和碰撞。”
“常與變”還體現在榮師傅與五舉師徒二人身上。所謂“常”，是守得住手藝，榮師傅的百年茶樓得以薪火相傳，但要脫穎而出，就得求“變”，“徒弟充滿'變’的意氣，他不想再走師傅的老路，後來成了上海本幫菜傳人。”不光飲食、技藝如此，時代的發展亦然。在葛亮的筆下，這對師徒的人生經歷，他們和時代間的交融，乃至在各自領域對飲食的貢獻，都映射出粵港兩地的文化共識：共同的語言，歷史的融合，求同存異的進程中，派生出更為豐富的文化內涵。
《食啲乜》中寫道：“衹看粵廣的脈脈時光，自辛亥始，便有一派蒼茫氣象。其後東征、南征、北伐，烽火輾轉、變局紛至遝來，歷史亦隨之且行且進。”再流轉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騰飛，巨變如浪，“提供了很多機遇，順應時勢，新的舊的，南的北的，本土的外來的，一邊角力，一邊碰撞，一邊融合。”這些都對應着香港社會的發展。回到飲食本身，南來北往的食客在這裏大快朵頤。這也是葛亮想借小說要表達的：“不同的人，不同的經歷、背景、立場，但坐到一桌，品嘗同一種食物，味蕾蕩漾起一模一樣的氣息，大家不禁心下釋然。這就是食物促成的共識。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選擇以食物為切口，因為它是一張文化名片，代表着粵食的包容性。南來北往的人能吃到一塊兒。”
《燕食记》有多种解读
專訪時，記者問及《燕食記》是否是與《朱雀》《北鳶》並稱為“中國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葛亮迴應道，正如自己寫這本小說的心態是開放包容的，《燕食記》可以有多種解讀，“寫作時，我並不拘泥於《朱雀》《北鳶》的輪廓，而是全面深入展示嶺南地區的歷史和文化。在地理側重上，《朱雀》描寫的是江南，《北鳶》主要寫中原，而到了《燕食記》，反映的是我對香港這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城市的一種書寫。”
事實上，這並非葛亮第一次書寫香港。2017年他在短篇小說集《浣熊》中就寫道：“這城市的繁華，轉過身去，仍然有着許多的故事，是在華服包裹之下的一些曲折和暗淡。當然也有許多的和暖，隱約其詞，等待你去觸摸。”如今，在創作這部五百多頁、四十多萬字的大體量小說時，他告訴大公報記者：“無論是情感積澱，還是對這方水土的瞭解、文化脈絡的挖掘，我都做了充分準備後纔開始動筆。這是我用文學的形式回饋這方熱土。”
小說家，學者。原籍南京，現居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博士畢業，現任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文學作品出版於兩岸三地，著有小說《北鳶》《朱雀》《問米》《七聲》《戲年》《謎鴉》《浣熊》，文化隨筆《繪色》《小山河》等。部分作品譯為英、法、俄、日、韓等國文字。長篇小說《朱雀》獲選“亞洲週刊華文十大小說”，2016年以《北鳶》再獲此榮譽，並斬獲海內外多項大獎。包括2016年度“中國好書”、“華文好書”評委會特別大獎、2016年度當代五佳長篇小說、中版十大中文年度好書等。作者獲頒《南方人物週刊》“2016年度中國人物”、《GQ中國》2017年度人物盛典“年度作家”、2017海峽兩岸年度作家。曾獲首屆香港書獎、香港藝術發展獎、臺灣聯合文學小說獎首獎、臺灣梁實秋文學獎等獎項。作品入選“當代小說家書系”“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8、2009、2015中國小說排行榜”“2015年度誠品中文選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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