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汪曾祺生活在美中，也用文学弥补着不完美

永远的回忆

——写在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

苏北

今年5月16日，是汪曾祺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周年的日子。文学界纪念活动丰富而众多，故乡高邮举行座谈会并重建汪曾祺纪念馆；一套16本的含回忆、研究、年表等总题为“回望汪曾祺”的系列丛书由江苏广陵书社出版；《汪曾祺全集》也将于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各类回忆纪念文章铺天盖地……

汪曾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

这个有趣的老头儿虽然离开我们二十年了。可是他似乎没有走远。广大读者依然在不断地赞美他、谈论他、阅读他。“汪迷”们建了微信圈，每天在兴致勃勃地说道他。他很早的“故事”都被无所不能的“粉丝”们挖了出来，大家津津乐道地交流着他的人、他的文。出版社也“热爱”他，翻着花样出他的书。

他的作品量并不大。可就是有人不断念道着他的那些句子。他的句子被人们拆开，编辑成各种不同的“鸡汤”，在微信圈里传播。他的那些句子词汇并不华丽，可让他那么一组合，就美得不要不要的，让后来的人，读到这些句子，快乐得要死。

汪曾祺究竟有些什么秘密？

让我们瞧瞧这老头！

一

1997年5月，汪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到八宝山送别先生的场景还在目前。先生的灵车到了，我走上去，义无反顾地一把抬着了先生灵柩的一头。我此生没有抬过任何人的灵柩。我抬着那个窄窄的盒子，人如梦游。这个窄窄的盒子里，就是汪先生么？可是放在鲜花丛中，打开盒子，汪先生静静地睡在那里呢。面如生前，只是不说话了。汪先生永远不说话了。我的眼中要冒泪。这么一个有生趣的、“巧思”的人，就这么走了。

汪先生去世的前一个星期，我还到他家去过。在他那吃了午饭，还喝了两杯五粮液（他让我自己喝，他不喝，我就喝了两大杯）。我的女儿也去了，他拽了拽我女儿的小辫子，说，怎么叫陈浅，像个笔名！之后就靸着鞋，一会厨房，一会过来站在那里吃两筷子菜。之后再见到他，就八宝山鲜花丛中的那个样子了。他不说话，他永远不说话了。

我一个县里的孩子，一点基础没有，不知什么原因，爱上了文学，又撞到了汪先生的文字。1987年我在县银行的稽核股里，把一本《晚饭花集》抄来抄去，办公室的简易铁窗生了锈，窗外的阳光是好极了。那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叶上，阳光斑驳，阵阵小风吹翻树叶。我抄一会，手酸了，就停下笔望着窗外。一个有点理想有点迷惘的青年，在对着书里面的李小龙王四海八千岁和陈小手，青年对未来有点妄想，他不知道自己的一生会走向何方。

1989年我飞出了县城，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刚开学没两天，汪先生来了！他靸着个鞋，脚在地上拖着，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和他神交久矣！他开会。他一散会，我就把他请进了我的房间。他的高邮在湖东（高邮湖），我的天长在湖西。我们吃的一个湖里的水长大。

汪先生走进我们的宿舍，他环顾了一下，开口说：

“三个人一间，挺好！”

他又说：

“你们天长出了个状元叫戴兰芬。那个对子怎么讲的？”

“天长地久，代代兰芬。”这个我们县的3岁孩子都知道的。

“本来头名状元是我们高邮的，叫史秋，戴兰芬是第九名状元。可道光点状元时，这个史秋名字不好听，听上去像死囚，道光看到戴兰芬，天长地久，代代兰芬，就点了戴兰芬为头名状元。”

我说：“是的，县志上有记载。”

“我寄给你的四个笔记本收到了吗？是抄的你的小说。”我曾将抄他小说的笔记本寄给了汪先生。

“收到。收到。”汪先生并不很肯定，轻描淡写的样子。

可就是这么几句话，汪先生就接纳了我。几天后，我就是他家里的客人了。

二

我去过汪先生家多少回？又说过多少话？我没有记录，也没有录音。他的所有的书，我都反反复复看过多少遍，因此，哪些话是书里的，哪些话是他说的，我已完全混淆了。一个太熟悉的人，你要是写他几件事，是困难的。你对他只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别人提起某件事，你说，哦，我知道的。汪先生对于我，就是包围之中。一种温暖的包围，一种别人无法体会到的被拥着的快乐。

我实在可算做汪先生的门徒了。高邮县文联的陈其昌说，苏北，你是我见到的对汪先生最痴迷的一个。我到高邮，他们对我说的汪先生的事，我基本都知道；而我说的，连他们也不知道。国内有红学，没有汪学。要是有汪学，我可以当秘书长。

我曾和朋友开玩笑，朋友出了一本徽学的书，他在名片上印：徽学专家。我说，我这辈子争取当一个散文作家，如果有汪学的话，我还可以在名片上印上汪学专家。这当然是戏言。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人，在创作上，有一脉师承，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在朋友圈里，别人给我介绍，说，这个人喜欢汪曾祺。我听人家这样介绍，我一点不感到羞愧，心中还美滋滋的。喜欢汪曾祺，有错误么？没有！汪曾祺那么优秀，值得人去喜欢。汪曾祺也是有师父的，大家知道，他的师父是沈从文。前不久我到青岛出差，还特地到小鱼山福山路3号，去看了一下沈先生在青岛的旧居。沈从文的湘西当然我也去过。这算起来，可是我的师爷了。我在沈先生旧居的两层小楼的楼梯边的丝瓜藤下坐了坐，我说，沈先生，我来看你了！其实对汪先生的创作，有很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废名。汪先生自己也说，我受过废名的影响。看来，注重文体的作家，大体上都有某种师承的关系。只是或多或少，或者有的人不愿意说。他的意思是，我的创作的成就，是我自己聪明脑袋里固有的。这样的人是天才，不去论。

我不是天才。我刚生下来，小脑袋空空如也。我现在能写一点文字，登在各类的报刊上，这都是仰仗汪先生的光辉的照耀。齐白石说，他愿做徐青藤门下的一条狗。汪先生对于我，我如果不愿意这样说，则是我的矫情。不过我并没有在汪先生后面亦步亦趋。一个人对于一门知识，不敢说一通百通，但可以说一通十通。古人说，触类旁通嘛。一枝摇百枝摇。通过汪先生这个点，我们的学习，可以说是个面。前不久上海的一位评论家，说到我的散文。他说，苏北的散文承接的应该是中国传统散文，汪曾祺是个“通道”，使苏北承接到沈从文等五四散文的一脉。这种“通道说”，真是别致，是我过去闻所未闻。新鲜得很。但是，我同意！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上学习到的东西，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肯定要内化！画鬼容易画人难。文学的神奇，是接通了鬼神。否则，喜欢文学的人，也不会如此的着迷！精神的东西，要的就是神奇。——下笔如有神！笔下如有神助。

汪先生从来没当面在创作上指导过我们。我去汪先生家，聊天，吃饭，要书，借书，要字要画，但对于创作，他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聊到西南联大，聊到吴宓，汪先生说，吴宓那个胡子，长得真快。他刚刚刮完左边的胡子，去刮右边；右边还没刮完，左边又长了起来。说完，汪先生抿嘴而笑，嘎嘎的声音。想必非常快乐！汪先生对我们说到赵树理，说赵树理是个天才，有农民式的幽默感。汪先生说起一件事，说他们有个旧同事，天生风流，他借了赵树理的皮大衣穿，竟然与一个女人将大衣垫在身下，将大衣弄得腌臜不堪。赵树理回太原工作，那个人也来送行，赵树理趴下来，给那人磕了个头，说，老子，我终于不同你一起共事了！汪先生说完，又是大笑。噢，这样的事情有趣么？有意义么？别去管它了！汪先生关注的是人，是人的生趣，是人的喜怒哀乐。

不对，汪先生并不是对我没说起过创作。1988年山西大同的一个叫曹乃谦的人，写了一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汪先生看后褒奖有加，写了长文推荐《北京文学》发表；1993年我将《小林》等一组小说拿给汪先生，我的小小的心思不言自明，想必你已猜到。那时汪先生还住在蒲黄榆的小旧居里，那天我去，将小说带上，吃饭前说了此事。汪先生说，可以，先放这，我看看再说。之后吃饭喝酒，一番热气腾腾。汪先生酒后微醺，眯瞪着眼，坐了一会。我们起身要走，汪先生站起来，转了一圈，说，稿子呢？这个不能丢了。之后收起稿子，一转身，抱拳，进隔壁一个小房间去了。

几天后，我与朋友相约，又急不可耐的去了汪先生家。去时我心下忐忑，进门坐下，也不说稿子之事。大家东扯西拉，说说笑话，仍是留饭。饭后我终于是憋不住，问，稿子看了吗？汪先生不说话，汪师母扯他的衣角，过一会，汪先生说，《小林》写的什么，要体现什么，都说不清楚。之后就批评：不自信，手太懒；说，沈先生刚到北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硬是靠一枝笔，打下一个天下；说老舍先生每天写500字，有得写没得写，500字！你们这么年青，手这么懒，一年中不写几个字，怎么行！说得汪师母扯坏了汪先生的衣角。你想想看，我的那一点小人之心，还能得逞么？

作者（右）和汪曾祺（左）在一起

从此之后，不给汪先生稿子看了。丢不起这个人，自己几斤几两，分量还是知道的。每次进门，首先一句：最近身体好么？汪先生摸摸索索，去泡茶，去拿书。师母身体好的时候，都是师母提醒，老汪，刚出的书，给他们拿一本！师母经常笑话他：字、画都舍得送人，就舍不得送人书。想想也是，书除出版社赠的部分，其余还要自己花钱去买，而字画，完了再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二十年过去了，我的这篇习作还在汪先生的书房里。不久前因为汪先生的北京书房要整体搬迁到高邮的汪曾祺文学馆里，子女们在整理汪先生的书房时，竟在一堆资料中翻出这篇我手写的稿子。他们拍了照片传给我看。稿子上的文字依然清晰如初，而曾经为我看稿子的人已经走了整整二十个年头。

记得有一年我从山东长岛回来，游了海水泳，回北京都好几天了，到他家去。进门我首先一句：近来身体好吧！而他却不动，在那怔怔地看着我，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刳，说，刚游了海水泳吧？他怎么看出来？真是怪了！我倒回来好几天了！汪先生不语，他笑眯眯的，去泡茶去了。——他就是这么关心年青人的！

1996年初，我到报社副刊工作，我请汪先生为我们副刊画幅画，很快给我们画了一幅墨菊，一大蓬菊花，极有生气；我又请他给我们“文苑风”写刊头，他一气写了好几个供选用；再请他写稿，他拿出两篇新作给我。（他有些磨蹭，有些舍不得，可是他好像又有些回不起面子，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有趣的老头！我直想笑！）几年前出版的《汪曾祺小说》，在选用《不朽》和《名士与狐仙》两篇时，还在文尾注名，原载《中国城乡金融报》某月某日。其实汪先生不仅仅对我，他对所有的人，包括年青人，总是有求必应。你访问访问凡与汪先生有过交往的人，哪一个不是说，汪老头是个好人！

三

1996年底，我去汪先生家为《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跑腿。刚进门坐下抽烟，电话响了，没说几句，汪先生就沉下脸，显得很生气，他对着电话大声说：“我知道他们来头很简单，就是冲着我汪曾祺来的！我可以向某某同志家属道歉！他们以为我很有钱，算出来那些精神损失费，可是我们这些人的精神损失费，又有谁来赔？”我知道，是《沙家浜》的官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将《沙家浜》收入《汪曾祺文集》时，忘了署名“根据文牧同志沪剧改编”，就惹出这桩官司。放下电话，汪先生还在那气乎乎的，我说，都是小记者闹的，别理睬就行了。汪先生说，《沙家浜》在《红旗》杂志发表时，也没有署我们的名，只署“集体创作”。我们这些人的名誉权，又有谁来赔？汪先生，你真是，生的哪一门子气？这又是何来由呢？现在有些人巴不得打官司呢！可是我们知道，汪先生是非常爱惜他的名声的，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它容不得别人去玷污。

1997年初，汪先生和丁聪联袂在《南方周末》推出“四时佳兴”专栏，一周一篇，丁聪画，汪先生写。汪先生写得真快，只要有人逼，他肚子里的东西，是越挤越多。一次我过去，汪先生说，你把这几篇稿子带给丁聪去插图。因为丁聪在昌运宫，我在公主坟，离我住的很近。

我替汪先生送的手稿是《闻一多先生上课》《面茶》《才子赵树理》《诗人韩复榘》。汪先生的文字是再简约不过了。它通俗明白，却出神入化，仿佛有风，有雨，有雷电，有气息。就是这么一个“巧思”（张兆和语）的人，却突然说走就走了。汪朗（汪先生的儿子）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对我说，老爷子可惜的是，他的思维还那么活跃，他越写越有神了。可世事就是这么无奈！

何尝不是如此呢？打开《汪曾祺全集》最后几年的作品，《小姨娘》《仁慧》《露水》《兽医》《水蛇腰》《熟藕》《窥浴》，虽然短小，然生气盎然。《窥浴》写得多么大胆，可又是美；《露水》写出了下层人的艰辛和不幸。汪先生晚年对写性更大胆了，写得很放开。《薛大娘》写性：

有一次，薛大娘到了家门口，对吕三说：“你下午上我这儿来一趟。”

吕先生从万全堂办完事回来，到薛大娘家，薛大娘一把把他拉进了屋里。进了屋，薛大娘就解开上衣，让吕三摸她的奶子。随即把浑身衣服都脱了，对吕三说：“来！”

她问吕三：“快活吗？”——“快活。”——“那就弄吧，痛痛快快地弄！”薛大娘的儿子二十岁，但是她好像第一次真正做了女人。
…………
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

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

这是写的什么？是人，是人性的美。

《窥浴》：

“你想看女人，来看我吧。我让你看。”

她乳房隆起，还很年青。双脚修长。脚很美。岑明一直很爱看虞老师的脚。特别是夏天，虞芳穿了平底的凉鞋，不穿袜子。

虞芳也感觉到他爱看她的脚。

她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上。

他有点晕眩。

他发抖。

她使他渐渐镇定了下来。

（肖邦的《小夜曲》，乐声低缓，温柔如

这仍然是写人，写人的美。他热爱美好的东西；他生活在美中。生活中不完美的东西，他用文学加以弥补。他就是这样倔犟的、不管不顾的，讴歌美，讴歌人，讴歌人性。

四

从汪先生的晚年作品回观他早期的习作，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文汇报》发表的汪曾祺早年作品，从内容上来看，都是写于昆明。汪先生在一篇不起眼的小文《芋头》中说过：

1946年夏天，我离开昆明去上海，途经香港。因为等船期，滞留了几天，住在一家华侨公寓的楼上。这是一家下等公寓，已经很敝旧了……只是心情很不好。我到上海，想去谋一个职业，一点着落也没有，真是前途渺茫。带来的钱，买了船票，已经所剩无几……

这样的文字是不会引起人们注意的，而我对照汪先生《文汇报》这一组逸文，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汪先生这组文字的气息：空虚，苦闷，贫困，无着落；性；打水漂的感觉。

且看：

抽烟过多，关了门，关了窗。我恨透了这个牌子，一种毫无道理的苦味。

醒来，仍睡，昏昏沉沉的，这在精神上生理上都无好处。

下午出去走了走，空气清润，若经微雨，村前槐花盛开，我忽然蹦蹦跳跳起来。一种解放的快乐。风似乎一经接触我身体即融化了。

听司忒老司音乐，并未专心。

我还没有笑，一整天。只是我无病的身体与好空气造出的愉快，这愉快一时虽贴近我，但没有一种明亮的欢情从我身里透出来。

这是《花·果子·旅行》里的一节，汪先生在文尾注明，1945年写于昆明黄土坡，1946年抄于白马庙。我们知道，汪先生在昆明待了七年，除北京和高邮，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期——人生观、世界观逐步成型的青年时期。1944年到1945年，汪先生在黄土坡的一所中学教了两年书，他的短篇小说《老鲁》《落魄》都是写的那个学校的事；他那个有点现代派味道的早期短篇《复仇》也是写于黄土坡。可那个时候的战时昆明，生活极其贫困。青年的汪先生，人生的航向往哪去，他很迷茫，人生、爱情、理想等等，都在困扰着他。汪先生自己也在怀念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中说过：我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沈先生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沈先生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

笔会上的这组逸文，特别是写于昆明的那几则，那种人生飘渺的感觉，无不留在了笔端。通过这些文字，也看出了汪先生文风的一些脉络，重细节，不臆造情节，注重意象的营造。但早期的文字明显看出气盛，如周毅所说“有静穆与血性的密集交织”，我看到的则是，峻拔，决绝，用字用词往“险”的方向而去，有“西洋油画的瑰丽和挣扎于对象中的力度”。

晚年的文字中，却冲淡平和得多，但那份灵动，人情的练达，集一生的观察力及白描功夫，也是青年时所不能及。我手头有一本《人间草木》，是汪先生谈草木虫鱼的散文集辑，其中有一篇《下大雨》：

《汪曾祺别集》第19卷《草木虫鱼鸟兽》

汪曾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1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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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真大。下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一个丁字泡。我用两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下大雨，我常这样听雨玩。

雨打得荷花缸里的荷叶东倒西歪。

在紫薇花上采蜜的大黑蜂钻进了它的家。它的家是在椽子上用嘴咬出来的圆洞，很深。大黑蜂是一个“人”过。

紫薇花湿透了，然而并不被雨打得七零八落。

麻雀躲在檐下，歪着小脑袋。

蜻蜓倒吊在树叶的背面。

哈，你还在呀！一只乌龟。这只乌龟是我养的。我在龟甲边上钻了一个小洞，用麻绳系住它，拴在柜橱脚上。有一天，不见了。它不知怎么跑出去了。原来它藏在老墙下面一块断砖的洞里。下大雨，它出来了。它昂起脑袋看雨，慢慢地爬到天井的水里。

这样的透剔，跳跃，灵动和圆融，了不起的观察力，颇能代表汪先生晚年文字的精神。

五

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是1995年的一天吧，我和朋友龙冬约好去看汪先生，黄昏时我们赶去时，汪先生出门了。我和龙冬便在和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馆子边喝啤酒边等。两个穷困的文学青年，精神无聊和空虚，我家在南方小城，一人飘在北京，龙冬则刚从西藏回来，工作毫无着落，于是拼命喝酒。两人喝了不下十瓶啤酒，之后又踉跄着来到福州会馆的汪先生家。汪先生还没回来。于是我们俩着了魔似的，（为什么要等汪先生回来？）又来到附近的宣武区工人文化馆，在那打台球。10点多了，我们又过去。汪先生回来了，我和龙冬便钻进汪先生的书房，胡吹乱侃到半夜才走。这一节给汪先生的女儿汪明写进《老头儿汪曾祺》一书。汪明说我们半夜翻墙头出了院子。可我现在是一点也记不起来，是翻了墙头么？

我之所以扯出这一节，是因为在汪先生去世后，有一次龙冬对我说：“汪先生去世了，我们也该长大了。”龙冬这番孩子气的话，却让我一时语塞了。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说，“到了而立之年，在精神上还依附于一个人。——不！是皈依着。想想也真是无趣。”可有什么办法呢？汪先生去世已二十个年头了，我们又何尝不是依然在不断重读汪先生的作品呢？

汪先生自己倒是谦逊的。他多次说，我的作品数量很少，我不大意识到我是一个作家。他说：“过了六十岁，听到有人称我为老作家，我觉得很不习惯”；“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但同时汪先生又是清醒的、自信的，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准确的。他说“我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诗人”，他多次对我们说过，我的作品少，写得又短，短，其实是对读者的尊重。短，才有风格。短，也是为了自己。今天的事实，已证明了汪先生的预言。二十年过去了，那些当时风流一时的作品，早已灰飞烟灭，而汪先生的文字，却在润养着一代一代读书人。

是呵！这二十年来，我是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汪先生。不管是他何种版本的书，只要是刚出版的，我见到就买。几年前山东画报社出的《说戏》《五味》《草木春秋》，编的真是好！由范用先生修订的《晚翠文谈新编》也好！

《汪曾祺别集》第10卷《揉面集》

汪曾祺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12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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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时光已是二十年后的这个五月。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城市的街道、广场、学校、桥头到处一派生机勃勃。二十年前的鲜花，也是绽放得如此鲜艳。可是匆忙行走的人们啊，你们可知道，一个我们喜爱的作家，就是在二十年前的这样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遽然离开了我们。二十年过去了，时间证明了他的不朽，他毫无疑问已载入了文学史。他的书，总是不断地出版，不断地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上，和那些同样伟大的作家，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徐志摩、郁达夫、张爱玲、萧红……排列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