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亮
著名青年作家，香港浸会大学教授。
完成《燕食记》后，陆续写一些有关香港的小说。这些小说于我的意义，与其说是在长篇跋涉后必要的时间沉淀，毋宁将之理解为另一种写作，因之保持着与当下生活的朝夕相濡。
首先，自然是城市。久前，我在文章中引用过德赛都（Michel de Certuau ) 的话：“献给行走于街巷的英雄，无所不在的角色。”或许这是我所定义的城市。它由街巷所组成，哪怕是开阖与跌宕的都会。悲喜剧交相辉映的背后，也包藏了砥实的人生。波澜不兴之下，是城市的心脏，有强大的律动。那浩漫的、交错的街巷，血管一样，与这心脏共振，也渐渐稀释它的声音。
《拆弹记》便是这样一篇小说。这个城市，有许多历史的遗迹。这些遗迹，往往并非壮烈，都埋藏在都市的浮土当中。围绕于此，有许多传说，多半是二战前后的。时间久了，这些传说便被淡忘。遗迹时见天日，人们便毫无预警地与历史狭路相逢。炸弹大约是其中最常见的。它们锈迹斑斑，藏在荒烟蔓草之中，像是某个时间的机关。香港政府专门设有爆炸品处理课，其中重要的工作，便是面对这些久远的隐忧。而在民间，则有另一些人，是历史的追风者。印象中，最出名的，是一个叫Edward的法国人。军事迷，经常带着自备的金属探测器，穿梭于市井，寻找这些散落的未引爆的炸弹。乐此不疲，成果斐然，由此被媒体赠与 “炸弹猎人”之称。
当然，更为吊诡的，是历史的发现，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同奏共跫。庞大的基建下面，是不为人知的暗潮，一旦激涌，看似整饬的日常，便支离破碎。所写的，便是这样一个故事。平凡人生，在非常境遇中，所出现的幻觉。这幻觉中有过去，更有鲜活的未来，但也不断被历史所缠绕，最终取替后者。机场，像是集体回忆的载体，承载着这城市的伤逝与轰鸣。海市蜃楼的轮廓，渐趋成真。其中过往，原可与人生和解。一颗炸弹，倏然穿行而来，则在预计之外。在我写完这篇小说之后，旧机场已焕然一新。阔大的公园，一整面墙的照片，点滴历数着它的变迁。立于其间，会产生一种幻觉。一个人，在莽莽的时间之轨上，前后有隐隐辽阔气象，却如水月，一触即消弭无形。
想起早前，访问过一个长辈。他和我讲香港的历史，谈了数个小时。谈完了，我回头一想，记忆中的，竟然都是他自己的故事。中山籍，少小离家，族中有七个兄弟。后来陆陆续续，全都来到了香港。落户于北角，读中文中学。背景相似，道路殊异。有经商的、从文的，有加入警队的，还有做议员的；有因为政见不同，老死不相往来的；有繁华半生，老来孑然、身后萧条的。他将这七兄弟的故事讲完了，将香港上百年的历史也讲通透了。
香港是这样一座城市，历史大哉，都连着个人。所以香港人说讲故事，叫“讲段古”。这一听，就是连着许多的前后、源头。可这古，又不是铿铿锵锵，宏大叙事，往往是烟火气极浓重的。城市最终成为人性的实验场。在这里﹐有许多无法回避的主题，比如，爱。有的一开始就是铤而走险，一路的主旋律都是牺牲和困苦﹐甚至响起了战争的啸音。多数人的爱却是极其家常的﹐渗透到生活的骨子里去，你甚至辨识不出它完整的面目。然而﹐就是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是回首后最彻骨的痛与快。
《浮图》，便是这样一段古。是一个人的一辈子，或者戛然而止的大半辈子，但却叠合了香港风起云涌的几十年。从移民潮到经济腾飞、九七、金融风暴、SARS，几番起落，便都铭刻于一个人。而这个人，又是学院中人。按理学院是一座象牙塔。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但毕竟又有另一种传统，让人不能也不愿独善其身。
多年前，曾写过一个短篇《无岸之河》。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写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浮生六记。现在看来，以当时的阅历，必然是理想化的。校园是与现实切乎相关又互为壁垒的异托邦，横亘世间，自足而清醒。对于学院，我们既成的印象，多半来自西方的文学经典。纳博科夫的《普宁》与索尔·贝娄的《赫索格》，都在处理心灵之于现实，流浪与放逐的联系。其中对于学院的展示，涉及文化隐喻否，皆沉重而内有苦意。
之后写作，极少涉及学院。大约身处其境，类似某种近乡情怯的心情。写知识分子题材，往往与其他表述空间联络，比方《瓦猫》中，将其放置在民间的场域，去考察特定历史年代，学院空间便与外部空间交杂浑然。终于写《浮图》，已是二十年后。因为一个契机，落笔写了连粤名这个人物。写作的过程，不期然地，构成了还乡之旅。
连粤名是这样一个人，西方学成，身上却还是中国人的底。他在大学里的作为，是有些犬儒的，但毕竟生活在一个功利可被量化的语境中。这个故事以他的学院生活为圆心，扩张至他的日常生活圆周。中年人的阅历和过往，知识分子的经验，成为他的人生的一体两面。他周遭的人，像是有关他生命中的每个提示。提示他的存在与责任，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夫，为人师。他小心地呵护，及至最后终放下，或和解，或离去。
香港由此也成为与时间相连的人文空间。因此每一处有关这个城市的历史，都链接着他的生命节点。那些关隘与转折，起伏与荣耀，与此休戚与共。他青年时代的留学、回港、乃至回到祖辈的原乡。是他个人的放逐和回归，也是时代的回响。即使学院赋予他社会的位置。他与周遭世界的镜像关系，此消彼长。仿佛一道水银，横亘在此地和原乡之间。
说起来，粤人的经世致用，几成为带有刻板印象的共识。我读博士时的校友，是粤东世代书香出身，可是在外面，举凡说到自己是广东人，对方便信口道，哦，家里是做生意的吧。他便对我吐槽，说：“他们总该知道，广东出过康有为和孙中山吧。再不济，还有苏曼殊、屈大均和'二居’呢。”他越说着，自己的声音先小了下去，是对这文脉不自信了。我便安慰他说：“没有孙眉做得好生意，哪来后来孙中山的革命大计呢。”他便点点头，好像安下了心来。
这连粤名是学问人，但也是烟火里的人，于是才有这许多的故事。于情于理，他是被这烟火喂养大的。这烟火起自春秧街，往上可溯至原乡仙游县。可他却又不得不经受与现实中烟火的博弈。这烟火曾吸引了他，以不同的形式。性、名誉与成就，或许还有一点若即若离的背叛。但他最后，在以为尘埃落定时，亲手将这烟火掐灭了。
有关小说的标题，是我个人的切身感受，在旧年的巴塞尔展上，看到英国的当代艺术家Damien Hirst代表作《Blue Cube》。这幅作品由成千上万的蝴蝶组成。蓝色与黄色的蝴蝶翅膀，一圈又一圈地排列而接近圆心，构成一种难以名状的向心力，在靠近中心的位置，是深不可测的漩涡，孤悬着一只蓝色的蝴蝶。这是我们可看到的都市人的处境，他们被现实与莽莽时代吸引、或卷裹，但最后在拥簇中仍是一身孑然。
浮图的另一种写法，是浮屠。可见即便是音译，也有出于迁就的迭变。望文生义若此。无挂碍故，无有恐怖罢。
说城市之余，也想谈谈乡土。若问起，香港这样的城市，何曾有乡土。香港当年的乡土文学，在舒巷城笔下，指向的是街巷和城市边界，如鲤鱼门和西湾河。我所见，还有更辽远的地方。城市为成长于斯的人带来审美赋予，是必然。乡土则有许多沉淀，是城市的留白。从地理的角度，香港严格意义上的乡土空间，主要分布在新界和离岛。那里保留了独特的人文传统，包括一些古老节庆，如太平清醮、侯王诞。就日常与价值观而言，这些区域以礼俗社会的基本形态，与城市的普遍法理默然对峙。因此早些年，我写了《杀鱼》《离岛》等小说。去年完成的《侧拱时期的莲花》，切入元朗瀚袤的农业发展历程，算是对香港近现代的城市变迁另一维度的顾念。
说起这个故事，发端自一个梦。梦里，一座典型的新界围屋，有个黑人少年在弹钢琴，一边将带壳的稻米撒落在琴键上。他的近旁，是个缄默的衣着古丽的女子的身影，看不见面目。在我即将醒来时，头脑中出现了一行字：侧拱时期的莲花。
朦胧间，我将它记录下来。尽管这梦的场景如此陌生，与我爱用的小说元素，亦大相径庭，却几近乎某种暗示。于是我决定开启一次写作，并试图寻找梦境与现实间的联系。很快，在有关香港近代农业史的资料里，发现了一个名为“莲花地”的古村落，它出产着一种近已绝迹的稻米，叫“黄壳齐眉”。这个古围村，坐落于元朗八乡。而它的附近，有个不为人知的黑人世代聚居之地。他们的故乡，是西非国家尼日利亚。
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惊诧于这个梦的提示。但因为一贯的实证态度，我决定还是去探访这个古村，眼见为实。天热，一番辗转，我汗水淋漓地面对着巨大的围门牌坊。走进去，即看见一个漆黑皮肤的壮大男人，一边打量我，一边用地道的广东话，在打电话。
风水池、宗祠、合围的古老榕树，还有远处山崖下的农田，犹如电光石火，历历在目。
即使在这小说完成之时，我仍然不知“侧拱”一词的确切含义。但似乎一切足矣。
编辑| 钱吉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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