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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出书，谓付之梨枣。
作家葛亮全新随笔集以《梨与枣》为题，因这部作品关乎阅读，也有关写作所见。写著书的人，写读书的人，也写爱书的人，在他人的文字中，烛照华年。
《梨与枣》分“朵颐记”“谈艺录”“格物志”“东西引”“少年游”“挽歌行”“太虚境”“林下赋”等八个章节，书中涉及饮食、艺术、城市、记忆多个切口，写到的书，作者类型不一，有文学人，也有戏剧家、演员、建筑师、摄影师与瓷艺师。皆与写书、读书有关，通过阅读、寻访，字里行间，可以读到葛亮对生活的郑重。且以“梨与枣”的互勉尊重之意，致敬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梨与枣》
作者：葛亮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敬梨枣
这本书关乎阅读，大约也有关写作所见。
现在我们对于一本书的经验，或变得简单和便利，尤其作为阅读者，因近年的疫情，电商成了主要的购买平台。和书之间，形成一种虚拟的默契。购书的指标，依赖于网站的新书推送、封面和详情页。书到来时，有那么一个瞬间，你仍然被击打了一下。因为打开塑封，有一点清浅的气味，在手中氤氲开来。那是油墨和纸质混合的气息，关乎一个熟悉而陌生的词汇，书香。
数年前，写过一篇小说，叫《书匠》。写了一些爱书的人。他们有的读书，而有的修书。二者仿佛遥立在书的两端，却起自同一品格。这篇小说的开首，引了《颜氏家训·治家》中的一句，“借人典籍，皆需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叫老董的修书匠，因为一本《杜诗镜铨》被做成了“金镶玉”，叹息是做就了书的“绝户活儿”。这是将书当人来惜的。何故？因他知道，一本书出自作者之手不易，再经历了数百年留下来，更不易。修一本书，从溜口、闷水、倒页、钉纸捻、齐栏、修剪、锤平、下捻、上皮、打眼穿线得二十多道工序。纸寿千年，是留下了文字的功臣，是载体这是后人惜书的缘故。
制书的人，又谈何容易。古人出书，谓付之梨枣。梨木、枣木都是厚重质密的木头，为雕版刻书的上选材料。那一个个字刻上去，需花了很大的力气。如今的环保人士，说起粗滥无用之书，斥责浪费树木。古人说的更为触目，称为“梨枣之灾”。如此一来，写书与读书的人，大概都需心里有些敬畏。
到了当下，我们还是要爱书的。即使彼此间的关联，没有如此艰辛沉重。伴手所读，日月累积，仍有其意义。久了，有一些浅见与心得，又碰触了一些生活的机关，便也写下来。记录书，也记录某个人生阶段的自己。所涉的话题，也希望是日常可亲的，关乎饮食、艺术、城市、记忆。既然切口是生活，便不说什么堂皇道理。写到的书，作者类型不一。不仅有文学人，也有戏剧家、演员、建筑师、摄影师和瓷艺师。字里行间，皆读到对生活的郑重或举重若轻，也就懂得他们各自的珍视。自己下笔写他们，也变成一种对文字的反刍，不免也就更疼惜些。以自己的微，见他们的著。
作为一个读者，尊重写书的人；作为一个写者，也尊重读书的人。或许是这本书初衷的凝聚。谢谢你们。
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
——《北鸢》小引
中国人有咏物言志的传统，又持有家国之念，对食物的关注往往成为重要的窥口。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是国策方略，也是火候的拿捏得宜。庙堂毕竟复杂，失意于此，往往退而求其次， 以“吃”入文，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写得越精彩，失意愈甚。历朝历代，自有书单可作辅证。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潮的《幽梦影》、张岱的《陶庵梦忆》、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等。而袁枚的《随园食单》， 则见旷达之相，自觉荡开仕宦“正途”。造园谱曲外，将饮食作为人生态度的一端。
《北鸢》里写了一些饮食的场景。它们的存在，对笔者而言，是一些意外。每每出现在人物命运的节点，又似乎是百川归海。其实中国人对吃讲究，是素来的。说与乱治无关，又不全对。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谈“吃”的场景，是民国十一年豫鲁大旱，百年不遇 的“贱年”。两地灾民南下，安置于齐燕两处会馆。富庶商贾设棚赈灾。主人公文笙父亲卢家睦经营的“德生长”，以“炉面”发放，就此与城中的清隐画师吴清舫先生结段缘，成就襄城丹青私学。“炉面”为鲁地乡食，做法却甚为讲究，“五花肉裁切成丁，红烧至八分烂，以豇豆，芸豆与生豆芽烧熟拌匀。将水面蒸熟，与炉料拌在一起，放铁锅里在 炉上转烤，直到肉汁渗入至面条尽数吸收。”以此赈灾，果腹为其一，解流离乡民背井之苦为其二。内里却是有关中国人仁义的辩证。人自有困厄之时，商绅周济以乡里美食，是德行，亦是不忘其本。所谓礼俗社会，讲求血缘与地缘的合一，从而令“差序格局”出现。作为籍贯山东的外来者，卢家睦在襄城这个封闭的小城，缺乏所谓“推己及人”的血缘依持。所以，选择投身商贾，也是必由之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说得十分清楚，商业活动奉行的是“理性”原则，而血缘社会中奉行的是“人情”原则，两者相抵触，因此，血缘社会抑制商业 活动的开展。而这也正是家睦得以“客边”身份成为成功商人的前提（血缘与地缘）。但是，费先生同时也指出，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其与“差序格局”中的“伦”相关，所以，便不难理解家睦对于鲁地乡民的善举，实质是出于对“血缘”念兹在兹的块垒。而家乡的食物“炉面”则成为最直接的“仁义”表达，这一点，恰为同属文化“边缘人” 的吴清舫所重视并引为知己。
所谓微言大义，饮食又可为一端。文笙随卢氏一族跑反归来，在圣保罗医院里越冬避难。医院里的外籍医生叶师娘，邀请他们在自己房间里向火。因为火里的几颗烤栗子。众人有了食物的联想。相谈入港，几成盛宴，之丰之真如VR之感。可及至后来，发现不过画饼充饥。但美国老太太叶师娘，就有了结论说“中国人对吃的研究，太精也太刁”。文笙的母亲便回她，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人的那点子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接着，才是重点，她说的是中国人在饮食上善待“意外” 的态度。她从安徽的毛豆腐说起，然后是臭鳜鱼、杭州的臭苋菜、豆腐乳，益阳的松花蛋，镇江的肴肉，全都是非正常的造化。说白了都是变质食品，可中国人吃了还大快朵颐。所以，说国人中庸无为，其实不然。中国人是很好奇勇敢的动物，不然鲁迅也想不出“乌鸦炸酱面”这样惊艳的食谱。再往细里数，有“三吱儿”等物，怕是连什么都敢往肚子里吞的探险家贝尔，都要甘拜下风。
电影《饮食男女》剧照，下同
昭如说的，其实是中国人的包容，“常”可吃，“变”也可食。有容乃大，食欲则刚，也是对人生和时代的和解。中国人重视传统，但亦不慢待变革。沈从文先生在《长河·题记》谈及现代性，并不一味视为“进步”，而称其必然要在中国语境进行检验。此言不差。民国时代动荡不居，社会格局变更，造就了个人境遇伸发的可能性。帝制推翻，1905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仓促中断。知识 分子阶层出现了一系列分化。这分化亦宛如食物的变化与造化，出其不意，不拘一格。《北鸢》中的画师吴清舫，有清隐之誉，但在二次革命后，设帐教学，广纳寒士。这某种意义上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之责。另一类是毛克俞，其因青年时代的人生遭遇，尤其体会叔父在一系列政治选择后落幕的惨淡晚景，就此与政治之间产生疏离。其最重要的 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完成，避居鹤山坪，埋头著述，在学院中终生保持艺术家的纯粹。此外在第二章，写到孟养辉这个人物，原型是天津的实业家孟养轩，经营著名的绸庄“谦祥益”。孟养辉的姑母昭德，不屑其作为亚圣孟子的后代投身商贾，他便回应说，依顾宁人所言，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如有诗礼的主心骨，做什么都有所依持。因家国之变，选择实业，所谓远可兼济，近可独善。中国文化格局三分天下。“庙堂”代表国家一统，“广场”指示知识阶层，而后是“民间”。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稗，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以食物喻时代，也是由平民立场看历史兴颓，林林总总，万法归宗于民间。
到文笙成人了，在杭州遇到了故旧毛克俞。克俞在西泠印社附近开了家菜馆，叫“苏舍”。毛先生的原型是我祖父，艺术史学者，本人不涉庖厨。为让他的性情不至如此清绝，这一场景是我虚构的。不过，写到“苏舍”里菜单开首写着苏子瞻的句：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倒很像是他的自喻。但这馆子的菜，既非徽菜，也非杭帮菜，而是两者的合璧。“云雾藕”脱胎于徽菜“云雾肉”，“乾隆鱼头”原是杭菜中的“皇饭儿”，用料却是安徽的毛豆腐。其他的青梅虾仁、雪冬炖鸭煲等，便都是两大菜系联袂的改良版。老实说，这些集式皆出于笔者的创造，并非一一实践过。但想必都是好吃的。写的是佳肴，想要说的仍是中国人“调和鼎鼐”的功夫。在大时代里，没有一点坦然应对常变之心，是会活得艰难的。故而，书中开胃的“西湖莼菜汤”，原是一道素汤，也便加入了开洋与火腿，命为“中和莼菜汤”，做了这时世的象征。
《北鸢》写饮食，归根结底还是在写人心的虚渺，权力的制衡。亦以民间辐射庙堂。女主人公仁桢的大姐仁涓，嫁到了簪缨世族叶家，心中无底，听了老姨奶奶的主意，月子里开了十八吊老母鸡汤的方子食补，磨折下人，只为了做足娘家的“排场”；石玉璞和旧部柳珍年在寿宴上见了面，柳是来者不善，话不多说，却拿席上的辽参做起了文章，说石玉璞跑大连上等海参吃得太多，未免胀气，暗讽他与日本势力的瓜葛。仁桢要劝说名伶言秋凰行刺和田中佐，约在老字号的点心铺“永禄记”，又是一场心潮暗涌。这糕点铺开了一百多年，应了物是人非，其变迁也正是襄城历史的藏匿。
《礼记》中说，食色都是人之大欲。千百年来，后者被压抑得厉害，前者则成了中国人得以放纵的一个缺口。然而久远了，也竟自成谱系，多了许多的因由。姑母昭德将英国人舶来所赠，给文笙吃，说，这外国糖块儿，叫朱古力，先苦后甜，是教咱哥儿做人的道理。
新媒体编辑：李凌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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