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挣扎

   张鸣

从小，不幸迷上了读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候得书不易，唯一的梦想，就是在一个书多的地方，可以畅快地看书。有一度，真的想在一个大图书馆里坐图书管理员来着，不过，以当时而论，这种图书管理员，只是我在书里读来的，因为现实中的图书馆，在我们那个小地方，是不存在的。

大学毕业之后，在一个身在农村的大学教书，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除了中间三年读研，一直在这个大学。后人有人说，我是闭关十年，那是瞎扯，我只是不求上进而已，读读书，下下棋，就这样打发日子。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补课，没有老师教，自己补，不懂，就瞎猜。直到周围连个说话的人，下棋的人都没有了，才想起要出来。等到1996年我在人民大学落脚的时候，发现在北京跟我年龄上下的同辈，几乎都功成名就，而我则连一个像样的所谓科研成果都没有。

即使发愤著述，也没有冲学术人最钟情的顶级社会科学期刊上使劲儿，最喜欢投稿的地方，还是《读书》。一度，竟然在《读书》上连续发了不少文章。可见，我心中的学术，还带有散淡文人的味道，偏爱闲扯，不喜坐而论道。

然而，这个时候的我，还是向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线装书之境的。对那个时代，人世间现实发生的事儿，我几乎没有过问过。然而，你不问世事，世事会来找你。各种工程兴起之后，大学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逼得你没法不张嘴。我开始写时评，就是从批评教育，抨击大学开始的。逐渐一发不可收拾，越写越多。

尽管关注现实以及写历史随笔的时间，还不及我做学术的五分之一，但是，我依旧时不时地感到疑惑：我这样干，还算是个学者吗？离我当年的理想，是不是渐行渐远了？多少次想缩回来，但是，现实和自己良心，又逼得你没法收手。直到今天，纸媒已经残了，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我恶习不改，依旧在写。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就像罗振宇说的那样，好些人是在以鬼子来了，跑反（即逃命）的劲头在狂奔，而且在努力成为跑得最快的那个人。鬼子来了大家跑，是为了活命，现在他们跑，则是为了成功，他们真的成功了。

当年，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时候，大话炎炎，说只消他办了这个杂志，几年之内，就让中国变个模样。好像他真的做到了，自打有了《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真的变了。但是，后来余英时先生去了陈独秀和胡适的故乡，发现那里文化依旧，连陈独秀和胡适倡导的白话文，都没有什么位置。《新青年》发行最多的时候，不过每期一万册，乘以十，阅读过的人，不过十万。所以，陈独秀改变的，只是一些时髦青年。

到今天文字的力量，似乎在以前所未有的时代在衰减。真正影响人的，不过是一些娱乐节目。做节目的人，显然没想改变什么，他们想的，只是在成功的路上跑得更快一点，哪怕越过人家半个身子，就OK了。罗素先生说，中国人主要弱点是贪婪，怯懦，冷漠，缺乏人道主义冲动。他错了，没有说中国人的优点。中国人的优点，是喜欢娱乐，热衷搞笑。难怪，有学者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能抓住这一点，所以有人成功了。

我原来以为，在这个严管的时代，绳子勒得这么紧，万马齐喑是免不了的，媒体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没想到，被几个网络节目带的，电视居然开始了娱乐大合唱，上下一起搞笑。那可真叫搞，在避开政治的前提下，挖尽潜力在搞。太监宫女什么的，已经被搞得不能再搞了，再搞，太监就得二次阉割了。现在，已经把笑，搞到了宠物身上。如果有一天，驯兽师能让宠物演小品，估计多半也能火。

这个时代，是个大时代，一面是大词，大理想，大目标，严肃的道德讲求。一面又是小时代，拜金，追星，搞笑，瓦解一切的解构。

我这样的人，面对这样伟大的时代，只有眼花缭乱的份儿，看不明白。而且我知道，在这个时代，像我这样的人，已经变成了被人嘲弄的对象。这么老了，还挣扎着写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分明，是在找抽。不合时宜，就是我这样人的宿命。人生混到这个份上，就这样了，多余就多余好了，即使变成了渣儿，也是粒粒坚硬的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