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亨利三十岁，克莱尔二十二岁）
亨利：婚礼后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和克莱尔一起去了芝加哥市政厅，在法官的公证下结婚。高梅兹和查丽丝是见证人。后来，我们又一同去了查理快马①……①查理快马（CharlieTrotters）,被喻为世界上最好的餐厅之一，是芝加哥城里仅有的两家五星餐厅之一。
这家餐厅可真贵，菜肴的摆设可以跟飞机头等舱或是极简主义的雕像比拟。值得庆幸的是，每一道菜肴都像艺术品，而且口味一流。每当一道菜上桌，查丽丝便赶紧拍照。
“婚后感觉如何？”查丽丝问。
“我真的觉得自己是结过婚的人了。”
克莱尔回答道。“你们可以继续结，”高梅兹说，“可以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婚礼，佛教的啦，裸族的啦……”
“那不会犯重婚罪？”
克莱尔吃着些草绿色的东西，上面有好几只大明虾，仿佛一群正在读报纸的近视老头。
“我想，针对同一个对象，你应该完全有权利想结多少次就结多少次。”查丽丝说。
“你是同一个对象吗？”高梅兹问我。
我正在吃一种上面盖着金枪鱼生鱼片的玩意，那些细薄的鱼片，刚碰到舌头就化开了。我品味了良久才回答：“是的，而且还不仅仅是。”
高梅兹咕哝了几句禅宗心印之类的话，可克莱尔却微笑着向我举起酒杯。我俩的杯子彼此相碰：一声精巧的清鸣在餐馆的鼎沸人中发散开去。
就这样，我们结婚了。
一只很小的鞋子
……一九九六年，春季（克莱尔二十四岁，亨利三十二岁）
克莱尔：我和亨利结婚快两年了，还没有谈论过生孩子的问题。我知道，亨利对这一前景并不乐观。我一直不想问他，也不想追问自己究竟是为什么，因为我害怕他已经看到未来的我们是没有孩子的，我就是不想知道。
我也不愿意去想亨利的问题是否会遗传，是否会扰乱生育的程序。就这样，很多重要的相关问题，我都不去想了，我整个人都陶醉在孩子的念头里：他长得很像亨利，黑头发、炯炯有神的眼睛；
或者皮肤和我一样白，有股奶香、爽身粉和肌肤混合的味道；或者是个胖宝宝，看见每样东西都咯咯地笑个不停；或是个猴宝宝，低声细语的宝宝。我梦见他，梦见自己爬上树，在鸟巢里发现一只很小的鞋子；
我梦见我手里的猫、书、三明治竟然都变成了小孩；我梦见自己在湖里游泳，发现湖底世界原来是孩子成长的秘密王国。突然我身边到处都是小孩子：Ａ＆Ｐ商场里有个红头发的小女孩，她戴着太阳帽正在打呼噜；
专门给素食者制作美味鸡蛋卷的福旺中国餐馆老板的儿子,一个瘦小的、瞪着眼睛的华裔男孩；放《蝙蝠侠》的电影院里，一个还在酣睡的孩子几乎还没长什么头发；在百货商店的试衣间里，一位友好的母亲
让我帮她抱一会她三个月大的女儿——我当时真想跳起身，把那团又小又软的肉球贴在胸口，疯狂地跑回家，可我竭力克制着冲动，坐在一张粉色米色镶拼的塑料椅子上等她。
我的身体需要一个孩子，我觉得自己空空荡荡的，想要被充满。我想要一个我爱的人能够留下来：永远，留在我能够找到的地方。
我希望亨利的一部分变成这个孩子，这样，当他去旅行时，不再是全然地离去，还会有他的一部分和我在一起……保险，以备火患、水灾和不可抗拒之神力。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日，星期天（亨利三十三岁）
亨利：一九六六年，威斯康辛州阿普尔顿的一棵树下，我悠闲自得地坐着，我从一家漂亮的小干洗店里偷来了一件白色Ｔ恤和卡其裤，嘴里啃着金枪鱼三明治。在芝加哥的某处，我才三岁，妈妈还活着，时间错乱症还没有发作。
我向幼年的我致敬。一想到自己的幼年，我便联想到克莱尔，联想到我们为了能怀上一个孩子而做的努力。我也很迫切，想赶快给她一个宝宝，看着克莱尔像瓜果一样地成熟，像丰饶女神得墨忒耳一样容光焕发。
但是我想要的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能做其他一切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吮吸、抓握、拉屎、睡觉、大笑；翻滚、坐直、走路、咿呀。我想看看爸爸笨手笨脚地摇晃孙子的模样，我给他的快乐实在太少了——
这毕竟是个补偿，一个安慰。也是给克莱尔的一个安慰：每当我被时间带走，我的一部分就可以留下来陪她。可是。可是。我知道，不用知道，也能感到，这几乎不可能。
我知道，我的孩子很可能也是个会随时消失的人，一个会魔幻般失去踪影的宝宝，仿佛在童话里蒸发一样。就算依仗自己最旺盛的欲望，在克莱尔身上喘息，吸气，祈祷性的奇迹能赐给我们一个孩子，
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同样也会强烈地祷告——千万别怀上。我想起猴子的手掌①，三个愿望，它们相继而来，却可怕万分。我们的愿望是否也如此矛盾重重呢？
①《猴子的手掌》（TheMonkeysPaw）是Ｗ·Ｗ·雅各布（W.W.Jacobs）于1902年写成的一部短篇小说。故事中某只死猴子的手掌是个具有灵力的法宝，可以帮助拥有它的人实现三个愿望。不过伴随着三个愿望到来的，却是无比沉重的代价。
在雅各布的小说中，怀特一家人的第一个愿望是财富，不过其代价却是他们的儿子痛苦的死亡。于是第二个愿望是试图“纠正”第一个愿望。而当第二个企图“纠正”的愿望发出后，付出的代价居然比第一次更加沉重，于是又有了第三个愿望。到了最后，仅仅实现了第一个愿望，而其他两个愿望相互对冲，只是抵消发愿者的恐惧而已。
我是个懦夫。应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让克莱尔靠在他的肩头，对她说：亲爱的，这完全是个错误，让我们接受事实，继续快乐地生活吧。可我也知道，克莱尔永远不会认命，她会永远悲伤。所以我盼望，违心悖理地盼望。我和克莱尔做爱，仿佛每一次都将带来好果实。
……
一九九六年六月三日，星期一（克莱尔二十五岁）
克莱尔：第一次出现那种状况时，亨利不在我身边。我已经怀孕八周了。宝宝如同梅子一般大小，已经有了脸和手，还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初夏，夜色阑珊，我洗着盘子，望见那片混合着橘色和洋红色的天空。
亨利大约两小时前消失了。他出去给草坪浇水，半小时后，喷嘴里还没有水的声音，我站在后门口，看见葡萄架下躺着一堆衣服。我走出去，捡起亨利的牛仔裤、内裤和他那件印着“砸了你家电视机”的旧Ｔ恤，
把它们一一叠好，放在床上。我原打算拧开喷水机的龙头，后来还是没有那么做，如果亨利在后院现身，恐怕就要弄得一身泥水了。我吃完自己调制的意大利通心面、奶酪，还有一小份色拉，维生素药丸，
再足足喝了一大杯脱脂牛奶。我洗盘子时，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小曲，幻想着肚子里的小家伙，他一定正一边陶醉在我的歌声中，一边忙着把这些曲调存储在他某个精巧的细胞里。
我站着，仔细冲洗色拉盘，突然在我体内深处、盆腔的某个地方，有种微微的刺痛。十分钟后，我坐到客厅里，边想着自己的事情，边读路易·德倍尼尔斯①的小说，那种感觉又回来了，如同在我身体的琴弦上快速拨弄。①路易·德倍尼尔斯（LouisDebernieres），1954年生于伦敦，1993年被评为英国最著名青年小说家之一。
我没当回事，一切都很正常，亨利离开已经两个多小时了。我担心了一会儿，接着就完全没在意了。又过了半小时，我还没有真正地警惕。突然，那种奇怪的感觉开始变得像痛经一样，大腿之间似乎有些黏黏的血。
我起身走进卫生间，褪下内裤，全都是血。哦，我的天啊。我打电话给查丽丝。是高梅兹接的，我假装镇定地问查丽丝在不在，她接过电话立即问：“出什么事了？”
“我流血了。”
“亨利呢？”
“我不知道。”
“什么样的流血？”
“像月经一样。”疼痛开始加剧，我坐到地板上，“你能把我送到伊利诺伊州立共济会医院么？”
“克莱尔，我马上就到。”她挂上电话。
我轻轻地把听筒放回机座上，仿佛过猛的动作会让它生气似的。我小心地站起来，摸了摸脉搏。我想给亨利留个字条，可不知该说什么。我写下：“去了伊州共济会（抽筋）。查丽丝开车送我去的。晚七点二十分。克。”
我给亨利留着后门，把字条放在电话机旁。
几分钟后，查丽丝就到前门了，我们上了车，高梅兹开的车，我们没有多说话。我坐在前排，望着车窗外面。从西区到贝尔蒙特，再从谢菲尔德到惠灵顿，一切都异常清晰、锐利，好像要让我深刻牢记住它们，
迎接一场即将到来的考试。高梅兹把车拐进急救室的下客处。我和查丽丝下了车。我回头看着高梅兹，他朝我飞快地一笑，然后猛地驶向了停车场。我们走进去，随着脚接触到地面，重重大门依次自动打开，
仿佛在一座童话宫殿，有人正恭候着我们的到来。疼痛先前曾像退潮似的减弱，此刻却又涨潮般冲向岸边，来势汹汹，不可阻挡。灯光通明的房间里，几个可怜瘦小的病人正排队等待，他们个个垂头抱臂，强忍着痛。
我在他们当中坐下，查丽丝走到预诊台，后面坐着一个男人。我听不见查丽丝说了什么，可是当他问到“流产”时，我一下子醒悟了，就是这个名称。这个词在我的头脑里膨胀，直到充满了所有细小的沟壑，硬生生地挤开我全部的思绪。
我哭了起来。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还是没能保住孩子。
后来我才知道，亨利刚巧在一切结束前赶来了，可他们不让他进来。我当时在沉睡中，醒来时夜已经深了，亨利在我旁边，苍白憔悴，眼窝深陷，可他什么也没说。
“哦！”我喃喃地说，“你去哪儿了？”
亨利伏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抱起我。他用胡茬蹭我的脸颊，我感到自己被生硬地磨蹭着的，不是我的皮肤，而是身体深处，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亨利的脸湿了，那究竟是谁的泪水？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日，星期一（克莱尔三十岁，亨利三十八岁）
克莱尔：预产期还剩两个星期，我们还没给宝宝取好名字。事实上，我们几乎还没有讨论过，我们很迷信，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仿佛一旦给孩子起了名字，就会引来复仇女神的关注和折磨。最后亨利抱回一本《姓名大全》。
我们爬上床，才晚上八点半，我已经筋疲力竭了。我躺在我那侧，对着亨利，肚子像座突出来的半岛；他则用肘撑起头，躺在他那侧对着我。书横在我们中间，我们彼此对望，怯生生地笑了。
“有什么主意吗？”
他边问边翻起书来。
“简。”我回答说。
他做了个夸张的表情，“简？”
“我以前所有的洋娃娃、长毛玩具都叫‘简’。每个都叫‘简’。”
亨利查了查，“它的意思是‘上帝的礼物’。”
“对我正合适。”
“来个特别点的吧，伊莱特怎么样？乔多萨呢？”
他边翻边即兴发挥，“这里有个好名字：璐珞鲁拉，阿拉伯语里是珍珠的意思。”
“就叫珍珠好么？”
我想象着我的孩子就是一颗光滑的发亮的白色小球。亨利的手指在字里行间移动，“听好：‘（拉丁语）可能是鳞芽一词的变体，指这类疾病衍生物中最具价值的一种形态。’”
“呃，这本书写的什么呀！”
我把它从亨利手中抢过来，为了反击，故意查他的名字，“‘亨利（日耳曼语）一家之主、居住地的首领。’”
他笑了，“查查看‘克莱尔’。”
“这是另一个名字克拉拉的变体，‘（拉丁语）辉煌的，明亮的。’”
“很不错嘛。”他说。
我随手翻了一页，“菲洛米尔？”
“我喜欢这个名字，”亨利说，“可是叫昵称的话怎么办呢？叫菲利还是叫梅尔？”
“皮瑞妮（希腊语）红头发的。”
“要是她不是红头发呢？”
亨利拿过书，抓了一缕我的头发，并把一团发梢含在嘴里。我抽出头发，统统拢到身后。
“我以为我们已经知道该知道的一切了，肯德里克一定检测出她是红头发的吧？”我问。
亨利重新拿回了书，“伊苏尔特·佐伊，我喜欢佐伊，佐伊有很多可能性。”
“什么意思？”
“生命。”
“好呀，非常贴切。插上书签吧。”
“伊丽扎。”亨利又提了一个。
“伊丽莎白。”
亨利看着我，有些犹豫，“安妮特。”
“露西。”
“不好。”亨利坚决地否定。
“是不好。”我也同意。
“我们需要的，”亨利说，“是全新的开始，是一张白纸。我们叫她塔布拉·罗萨①吧。”
“提坦妮·怀特②呢？”
“布兰歇，布兰卡，比安卡……”
“爱尔芭。”我说。
“和那位公爵夫人③一样？”
①塔布拉·罗萨（TabulaRasa），源自拉丁文，意指“洁净的桌面”；在文学涵义中，借指“原生的、纯净无瑕的心灵”。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JohnLocke1632—1704）用它来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就像白纸一样没有任何印迹。②提坦妮·怀特（TitaniumWhite），“钛白”的意思。文中暗含的是这个名字比“纯净无瑕（TabulaRasa）”更纯净。③这里指的是西班牙画家戈雅（FranciscoJosedeGoyayLuvientes,1746—1828）于1797年所作的传世名画《爱尔芭公爵夫人》（DuchessofAlba）。
“爱尔芭·德坦布尔。”
我说的时候，这个名字像是在嘴里打了一个滚。
“非常好，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
他翻到那一页，“爱尔巴（拉丁语）白色；（普罗旺斯语④）一天中的黎明时分。嗯，不错。”④中世纪的法国南部之语。
他费劲地爬下床，我听到他在客厅里到处乱翻，回来时捧着《牛津英语大辞典》第一卷、《兰登书屋大辞典》，以及我那本破旧的《大美百科全书》第一部分。
“‘普罗旺斯的传统抒情诗……献给爱人的晨歌。拂晓，共度了一夜的情侣被堑壕观察哨的喊声惊醒，在对黎明来得太早的抱怨中依依惜别，这样的题材，有如中世纪的牧羊女之歌一般恒久不变，
这种体裁的诗歌借用了爱尔芭的名称，它有时出现在诗歌的开头，而通常总会出现在末尾，构成每首诗歌的叠句。①’真是伤感。再看看《兰登书屋》，这个解释好多了，‘山坡上白色的城；堡垒。’”①原文是法语。
他把《兰登书屋》扔下床，继续查百科全书。
“伊索，理智年代，阿拉斯加……到了，爱尔芭。”他快速掠过条目，“古意大利一系列早已消失的城市；爱尔芭公爵。”
我叹了口气，躺下来。孩子在肚子里动了动，此刻她一定正在睡觉。亨利又回去仔细研读《牛津英语大辞典》。“Amour,Amourous,Armadillo,Bazoom②女人的乳房，奶子……天啊，现在的参考书目里居然还印着这些。”②秘密的恋情，偷情。暧昧的。犰狳。（美国俚语）
他把手伸到我的睡衣里，缓缓地抚过我紧绷的肚子，孩子用力踢了一下，正好踢在他手落下的地方，他愣住了，看看我，满脸惊讶。他的手四处漫游，感受着那些他所熟悉和不熟悉的地势。
“现在，你这里可以装多少个小德坦布尔呢？”
“哦，总是有地方再怀一个的。”
“爱尔芭。”他柔声说。
“白色的城市，一座白色山岭上固若金汤的堡垒。”
“她会喜欢的。”
亨利把我的内裤一直褪到脚踝处，然后扔下了床，凝视着我。
“小心点……”我对他说。
“会非常小心的。”
他一口答应，解开自己的衣服。我觉得自己是个庞然大物，就像海洋里一片由枕头和毯子组成的大陆。亨利弯身俯在我身后，运动起来，用舌头探索着我的每一寸肌肤。
“慢一点，慢一点……”我害怕起来。
“行吟诗人在黎明唱的歌曲，以……”
他进入我的时候,对着我温柔地耳语。
“……献给他们的爱人……”我接下去说。
我闭上双眼，亨利的声音仿佛从隔壁传来：“就……这样，”又说：“是的，就是这样。”
介绍一下，爱尔芭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星期三（亨利三十八岁，克莱尔四十岁）
亨利：未来的某一天，在芝加哥美术馆①的超现实展厅里，我穿得并不得体：我尽了全力才从存衣室里弄到一件黑色长大衣、从保安的更衣箱里搞到一条裤子，我还找到一双鞋，通常鞋子是最难找的。
①芝加哥美术馆（TheArtInstituteofChicago），建馆于1891年，其藏品跨越五千年的历史，是美国三大博物馆之一，其印象主义及后印象主义派的收藏品仅次于法国。其入口处临密歇根南大街，后文中提及其正门口的两头大铜狮是芝加哥市的标志之一。
我还准备去偷只皮夹、去小卖部买件Ｔ恤、吃顿饭、欣赏一下艺术，然后再离开这座大楼，去另外一个充满商店和酒店客房的世界随处转转。我不知道这是猴年马月，应该离那会儿不太远，人们的穿着和发型和二〇〇一年差别不大。
这次小小的停留，我既兴奋又紧张，因为克莱尔那会儿随时都可能生下爱尔芭，我当然想留在她身边；不过另一方面，这又是一趟很不寻常、很有质感的未来之旅。我觉得精神饱满，没有任何时光倒错的不安，非常棒。
我安静地站着。这间黑暗的屋子里摆满了约瑟夫·康奈尔②的盒子，灯光一一射向它们。一名讲解员领着一群学生，她让大家休息的时候，学生们都乖乖地坐到各自带来的小凳子上。
②约瑟夫·康奈尔（JosephCornell，1930—1972），美国艺术家，他最著名的艺术品就是那些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盒系列，它们的体积都相对较小，从地图、照片到铭牌等应有尽有，有的放在神秘盒里，有的则放在框子里。康奈尔的盒子有种独特的视觉魔力，在内容选择和物件摆放上，都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并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个人的象征主义精神。
我观察着这群孩子，讲解员很普通，是位五十多岁、衣着整齐的女人，纯粹的金发，紧绷的脸。学生们的老师是个好脾气的年轻女人，她涂着浅蓝色的唇膏，站在学生后面，准备随时管教其中的不安分子。
不过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孩子，大概有十来个，我猜他们大概上五年级了。这是个天主教会学校，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女生的格子花呢是绿色的，男生的则是深藏青色。他们神情专注，举止优雅，却并不兴奋。
真糟糕，我还以为康奈尔很对孩子们的口味呢。讲解员显然把他们看小了，仿佛在和小小孩说话一样。后排有个女生，看上去比其他孩子都要投入，我看不见她的脸，只见她又长又卷的黑发，孔雀绿的裙子，显然和别人不同。
每次讲解员提问，这个小女孩的手都是高高举起，可讲解员却总不叫她。我看得出小女孩有点厌倦了。讲解员在解释康奈尔的鸟舍。每个盒子都是空的，许多盒子的白色内壁上，画了栖木、类似真鸟舍里的孔洞，有的还画了一些鸟。
这是他最荒凉、最严肃的一组作品，全然没有肥皂泡沫机的奇幻，也没有旅馆的浪漫。
“谁知道康奈尔为什么要做这些盒子？”
讲解员敏锐地扫视着孩子们，等待着回答，那个穿孔雀绿裙子的小女孩挥动手臂，像是患了圣维杜斯舞蹈病①一样，可讲解员偏偏就是要忽略掉她。前排一个小男孩羞怯地说，艺术家一定很喜欢小鸟。①圣维杜斯舞蹈病（SaintVitusDance）,一种神经错乱症，多累及五至十五岁的女孩。典型的症状是抽搐，大部分发生在脸部和四肢。
小女孩实在忍无可忍了，她直接站了起来，仍然高举着手臂。讲解员勉强地问：“那你说说看？”
“他做这些盒子是因为他很孤独。
他没有可以去爱的人，他做了这些盒子，这样就可以去爱它们，这样人们就知道他是存在的，因为小鸟是自由的，盒子是小鸟躲藏的地方，在里面小鸟会感到安全，他也想要自由，想要安全。这些盒子是他留给自己的，这样他也能变成一只小鸟。”小女孩坐了回去。
我完全被她震撼了，这个十岁的孩子居然能透彻地读懂约瑟夫·康奈尔。讲解员和整个班上的孩子都不知该如何是好，看起来还是老师早就习惯了她，说：“谢谢你，爱尔芭，你的感觉很敏锐。”
她转身冲老师感激地一笑，于是我看见了她的脸，我看见的是我女儿的脸。我一直站在隔壁的展厅里，我往前走了几步，这样能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见了她，她也看见了我，她的脸一下子放出光彩。
她跳起来，撞倒了自己的小折椅。我几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已扑进我的怀中。我紧紧抱住她，跪在地上，双手环绕着她，听着她叫我“爸爸”，一遍又一遍。
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老师跑了过来。她问：“爱尔芭，这是谁？先生，请问您是……？”
“我是亨利·德坦布尔，爱尔芭的父亲。”
“他是我爸爸！”
老师的双手几乎完全绞在了一起，“先生，爱尔芭的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哑口无言，可是爱尔芭，我的女儿，却能从容应对。“他是去世了，”她对老师说，“可他不是一直都死的。”
我开始整理思路，“这个很难解释——”
“他是个时错人，”爱尔芭说，“和我一样。”
老师完全明白了她的话，可我却被弄得一头雾水。老师的脸在彩妆下有些苍白，但也充满了同情心。爱尔芭捏了捏我的手，暗示让我说些什么。
“呃，老师您叫——”
“库泊。”
“库泊老师，我可以和爱尔芭单独待几分钟么，就在这儿，和她说说话吗？我们平常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嗯……只是……我们正在实地考察……集体……我不能让您把孩子单独带走，再说，我不能确定您就是德坦布尔先生，要知道……”
“我们打电话给妈妈。”爱尔芭说，她在书包里翻了会儿，突然掏出一只手机，她按了一个键，铃声随即响起来，我迅速地意识到机会来了：
另一端，有人接起电话，爱尔芭说：“妈妈？……我在美术馆……不，我很好……妈妈，爸爸在这里！告诉库泊老师，他真的是我爸爸，行吗？……哦,太好喽，再见！”
她把手机递给我。
我迟疑了一会儿，凑了上去。
“克莱尔？”
那头传来几声清晰的吸气声。
“克莱尔？”
“亨利！哦，天哪，真难以置信！快回家来！”
“我争取……”
“你从什么时间里来的？”
“二〇〇一年,爱尔芭快要出生的时候，”
我朝爱尔芭笑了笑，她靠在我身上，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
“还是我过来吧？”
“这样会更快一些。听着，你能告诉老师我就是我吗？”
“当然——我去哪儿找你们？”
“大狮子这里。克莱尔，你越快越好。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克莱尔。”
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机递给库泊老师，她和克莱尔简短地聊了几句，总之，她同意我把爱尔芭带到美术馆门口，和克莱尔在那里碰头。我谢过库泊老师，她面对这个异常的局面始终相当优雅。
我和爱尔芭手牵手走出了摩顿翼楼，走下旋转楼梯，来到中国陶器馆。我的大脑在飞转，我首先该问什么呢？爱尔芭说：“谢谢你留给我的录像带。妈妈在我生日的时候送给我的。”
“什么录像带？“我可以开耶鲁和马氏特了，我现在正在研究沃特斯。
”都是锁，她在学撬锁。“太好了，继续努力。听我说，爱尔芭。”
“嗯，爸爸？”
“什么是时错人？”
“时间坐标错乱的人。”
我们坐在唐代瓷龙前面的长凳上，爱尔芭在我对面，两手放在腿上。她看上去和我十岁时一模一样，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爱尔芭还没有出生呢，可她已经在这里了，就像落入凡间的雅典娜。我们坦诚相对。
“知道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爱尔芭笑了，“您好。”
她是我见过的最沉着的孩子。我仔细地打量她，她有哪些克莱尔的影子呢？
“我们经常见面么？”
她想了想，“不多。大概已经有一年了。我八岁时见过您几次。”
“我去世那年你几岁？”我屏住呼吸。
“五岁。”天啊，我不知所措了。
“真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的，是吧？”
爱尔芭懊悔万分，我抱住了她。
“没关系，是我问你的呀，不是吗？”
我深深吸了口气，“妈妈还好么？”
“还可以，就是伤心。”
这句话刺痛了我，我再也不想知道别的了。
“说说你吧，学校好吗？你们学些什么？”
爱尔芭咧开嘴，笑了，“我在学校里倒没学到什么，不过我读了所有的史前工具，还有埃及知识，我和妈妈在看《魔戒》，我还在学皮亚佐拉①的探戈。”
①皮亚佐拉（AstorPiazzolla），1921年3月生于阿根廷。他的千余部作品，充满个性的音乐生涯和毋庸质疑的阿根廷风格，影响着世界上一代代最优秀的音乐家。他本人也被称为探戈之父。
十岁就拉这个？天啊。
“小提琴？你的老师是谁？”
“爷爷。”刚开始我以为她说的是我爷爷，后来才醒悟过来那是指爸爸。太棒了，要是爸爸肯花时间在爱尔芭身上，那她一定很不错了。
“你水平高吗？”
这个问题真无礼。
“是啊，我水平很高。”
谢天谢地。
“我的音乐从小就不好。”
“爷爷就是这么说的，”她咯咯地笑了，“可你喜欢音乐的。”
“我热爱音乐。只是我不会演奏乐器，我学不会。”
“我听过安妮特奶奶唱歌了！她长得真美。”
“哪张唱片？”
“我亲眼看见的，在抒情歌剧院，她演《阿伊达》。”
她是个时错人，和我一样。哦，真健忘。
“你也时间旅行。”
“那当然，”爱尔芭笑得可高兴了，“妈妈常说我和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肯德里克医生还说我是神童。”
“怎样个神法呢？”
“有时，我可以去我想去的任何时间和地点。”
爱尔芭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让我好生嫉妒。
“如果你不想走，你可以停下来么？”
“嗯，不行，”她有点尴尬，“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有时候不太方便……不过很有趣，你知道的，对吗？”
对，我知道。
“如果你能随心所欲，那就多来看看我。”
“我试过的，有一次我看见你走在马路上，你和一个金头发的阿姨一起。你看上去很忙的样子。”
爱尔芭脸红了，就在这一刹那，看着我的仿佛是克莱尔。“那是英格里德。我认识你妈妈以前，跟她约会过。”
我努力回想，那时我和英格在干吗呢，会让爱尔芭这么不自在？我心中一阵悔恨，竟然给这个懂事又可爱的孩子留下了坏印象。
“说到你妈妈，我们出去等她吧。”
这时我的耳中传来高频嚣叫，真希望克莱尔能赶在我消失前到来。我和爱尔芭起身快步走到大门的台阶那儿。已是深秋了，爱尔芭没穿外套，我用自己的长大衣把她裹在怀里。
我靠在一只狮子身下的大理石石墩上，面朝南方，爱尔芭靠着我，从我胸口探出脑袋，她的身体完全裹在我的大衣里，紧贴着我裸露的身躯。天下着雨，车队在密歇根大街上缓缓游动。
这个神奇的孩子给我的无穷爱意，令我深深陶醉，她紧紧地靠着我，仿佛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仿佛我们永远不会分离，仿佛我们拥有一整个世界的时间。我紧紧地粘在这一刻上，与疲乏斗争，与时间强大的引力抗衡。
让我留下来吧，我哀求我的身体，上帝啊，时间之父，圣诞老人，一切可能听到我呼唤的神啊！就让我见见克莱尔吧，我会带着平静的心回去。
“妈妈在那！”爱尔芭叫起来。
一辆我并不熟悉的白色轿车正加速驶向我们，在十字路口突然停下，克莱尔跳了出来，任凭车子在路中央阻碍着交通。
“亨利！”我试着朝她奔去，她也奔了起来，我瘫倒在台阶上，手臂仍竭力伸向克莱尔：爱尔芭抱着我，大声呼喊着什么。
克莱尔离我只有几步远了，我用尽我全部的意志，看着咫尺天涯的克莱尔，奋力清晰地说出：“我爱你。”然后就消失了。该死，真该死！
门罗街停车库里的插曲
……二六年一月七日，星期一（亨利四十三岁）
亨利：天很冷，非常非常冷，我躺在雪地里。这是哪儿？我试图坐起来，腿麻木了，感觉不到脚的存在。我在一片没有房子、没有树木的空地上，我在这儿有多久了？
已是夜晚，我听见车流，我用手掌和膝盖把自己支撑起来，抬起头，我在格兰特公园里，早已关门的美术馆，黑黑地兀立在几百米的雪地之外。
密歇根大街上那些漂亮的建筑物一片沉寂，车流沿着湖滨大道①前进，车前灯划破黑暗的夜晚，湖对岸倒有些星星点点的灯光，即将拂晓，我需要离开这里。我需要一点温暖。①芝加哥作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最为精华的部分正是沿着密歇根湖岸的湖滨大道。
我站起来，双脚煞白而僵硬。
我感觉不到，也无法挪动它们。不过我还是开始走动，我踉跄着在雪地上前行，倒下去，爬起来再走，如此往复，最终变成了爬行。我爬过一条马路，我扒住栏杆的底部，倒着爬下水泥台阶，盐渗进我磨破了的手掌和膝盖。
我爬到一部收费电话前。
铃响过七声。八声。九声。
“喂。”我自己说。
“救救我，”我说，“我在门罗街停车库里。该死的，这里想象不出的冷。我在保安室旁边。快来帮我。”
“好，待在那儿别动。我们这就出发。”
我想挂上电话，听筒却从手中滑落，我的牙齿无法控制，咯咯作响。我爬近保安室，猛烈地撞门，屋子里没人，只有一些闭路电视，一台加热器，一件外套，一张写字台，一把椅子。
我转了转把手，门是锁着的，我身上也没有开锁的工具，窗户都被铁丝加固了。我抖得越发厉害，没有车开来。
“救救我！”我喊道，没有人来。
我用膝盖顶住下巴，抱住脚，在门前蜷缩成一团球状。没有人来，然后，最后，最后，我消失了。
幻灭……
二〇〇七年二月二日，星期五（克莱尔三十五岁）
克莱尔：我睡了一整天。嘈杂充斥在屋子四周——小巷子里垃圾搬运车的声音、雨的声音、树枝拍打卧室窗玻璃的声音。我要睡觉。我坚定地栖息在睡眠里，渴望睡眠，利用睡眠，驱赶开我的梦，拒绝，一再拒绝。
睡眠现在是我的爱人，我的遗忘，我的鸦片，我的救赎。电话铃响了又响，亨利的留言录音也被我关了。到了下午，到了夜晚，又到了早晨。
一切减之又减，只剩下这张床，这无休止的睡眠让许多天缩短为一天，它让时间停止，它把时间拉长又压扁，直到没了意义。
有时睡眠将我遗弃，我就假装，仿佛埃塔就要来催我起床上学。我让呼吸缓慢而深沉，我让眼皮下的眼球停止不动，我让思想中断，很快，睡神就会看到他完美的复制品，便降临与他的同形者会合在一起。
有时我醒来，伸出手找亨利。睡眠抹去了彼时和此时、死者和活人之间的差异，我越过饥饿，越过虚空，越过挂念。
今天早晨，我偶然从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像纸一样，憔悴、蜡黄、眼圈发黑、头发打结。
看上去仿佛是个死人。我什么都不再需要了。
金太坐在床脚，说：“克莱尔？爱尔芭就要放学了……你不想让她进来和你打个招呼吗？”
我假装睡觉。爱尔芭的小手轻抚着我的脸。泪水从我紧闭的眼睛里流出来。爱尔芭把什么放到地板上，是她的背包？还是小提琴盒？
金太说：“爱尔芭，把鞋脱了。”
然后，爱尔芭爬到我身边躺下。她把我的手臂围在她身上，把头埋在我的下巴里。我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爱尔芭假装睡觉。我盯着她又密又黑的睫毛，看着她宽宽的嘴，淡淡的皮肤；
她小心地呼吸，一双有力的小手紧紧抓着我的臀部，她闻上去有股铅笔屑、松香和洗发水混在一起的味道。我亲吻她的头顶，爱尔芭睁开眼睛，她那些和亨利的相似之处，让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金太站起身，走出了房间。
后来，我起床，冲了个澡，和金太、爱尔芭一起坐在桌子边吃晚饭。等到爱尔芭睡着了，我坐到亨利的书桌边，拉开抽屉，取出一叠信件和纸，开始阅读。
等我死后再打开这封信
最挚爱的克莱尔：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正坐在后卧室里我的书桌旁，穿过后院夜色中幽蓝的积雪，眺望你的工作室。万物都披上了一层光滑的冰衣，寂静无声。
这是无数个冬季夜晚中的一个，每一件事物上的严寒，仿佛令时间减缓了速度，仿佛让它们从沙漏狭小的中央穿越，不过，那么缓慢，缓慢。
我有种很熟悉的感觉，我被时间托起来，就像一个正在夏日里游泳的肥妇人，轻而易举地漂浮到水的上面，这种感觉只有当我离开正常的时间后，才能体会到。
今晚，就我自己一个人（你正在圣路丝教堂，听爱丽西亚的独奏音乐会），我突然有种冲动，想给你写封信。我想为你留下些东西，在那之后。我觉得，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所有的精力、快乐、耐性，都变细了，变少了，我觉得我无法维持太久。我知道你明白的。
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死了（我说可能，是因为谁都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直截了当地宣布死亡，不仅愚蠢，而且狂妄）关于我的死——我希望它简单明了，干净利落，而且毫无悬念，我不希望它引起太多的纷乱。
我很抱歉（这听上去像是绝命书，真奇怪）。可是你知道的：你知道如果我还有一线希望，还能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会死死抓住每一分钟的：无论如何，这一次，死亡真的来了，它要带走我，就像妖精要把孩子掳走一样。
克莱尔，我想再次告诉你，我爱你。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的爱，一直是汪洋的苦海中指航的明灯，是高空钢索步行者身下的安全网，是我怪诞生活中惟一的真实，惟一的信任。
今晚我觉得，我对你的爱，比我自己，更紧紧地抓着这个世界：仿佛在我之后，我的爱还可以留下来，包围你，追随你，抱紧你。
我最恨去想你的等待。
我知道，你的一生都在等我，每一次都不知道要等多久，十分钟，十天，还是一整个月。
克莱尔，一直以来，我是个靠不住的丈夫，像个海员，像是那独自一人去远航的奥德赛，在高耸的海浪里饱受蹂躏，有时是狡诈的诡计，有时只是众神灵的小把戏。
克莱尔，我请求你。
当我死去以后，别再等我，自由地生活吧。
至于我——就把我放进你的深处，然后去外面的世界，生活吧。爱这个世界，爱活在这个世界里的自己，请你自由地穿梭，仿佛没有阻力，仿佛这个世界和你原本就同为一体。我给你的都是没有意识、搁置在旁的生活。
我并不是说你什么都没做，你在艺术上创造出美丽，并赋予其意义；你带给我们这么了不起的爱尔芭；对于我，你就是我的一切。我妈妈去世以后，她把我父亲吞噬成一副空壳。如果她知道，她也会恨自己。
他生活中的每一秒都被她的空缺标下印记，他的一举一动都失去了量度，因为她不在那里作他衡量的依据。我小时候并不明白，可是现在，我知道了，逝者并未曾去，就像受伤的神经，就像死神之鸟。
如果没有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活。
但我希望能看见你无拘无束地在阳光下漫步，还有你熠熠生辉的长发。我没有亲眼见过这样的景致，全凭想象，在脑海中形成这幅图画，我一直想照着它画下你灿烂的样子，但我真的希望，这幅画面终能成真。
克莱尔，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告诉你，因为我迷信地担心，泄漏天机反倒会阻碍它的发生（我知道我很愚蠢）。还有一个原因，我刚刚让你别再等待，而这次，恐怕会比你任何一次的等待更加漫长。
可是我还要告诉你，以备你需要一些力量，在今后。去年夏天，我坐在肯德里克的候诊室里，突然发现自己到了一间陌生的房屋，一处漆黑的过道，我被一小堆橡胶靴子缠住，闻上去有雨的味道。
在过道的尽头，我看见门边一圈依稀的微光，于是我非常缓慢、非常安静地走到门边，朝里张望。在早晨的强光下，房间里一片亮白。窗边上，背对我坐着的，是一位女士，她穿着珊瑚色的开襟衫，
一头白发披在背上，她身边的桌子上放着一杯茶，一定是我发出了声响，或者她已感觉到我在她的身后……她转过身，看见了我，我也看见了她。那是你，克莱尔，是年迈的你，是未来的你。
多么甜美的感觉，克莱尔，比一切我能形容的还要甜美。就好像从死神手里走出来，抱着你，看着你脸上留下的岁月的痕迹。
我不能再多说了，你可以去想象，当那一时刻到来的时候，你将会有全新的感受，那一定会到来的。
克莱尔，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在那之前，好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它是多么美丽啊。
现在天色暗了，我也倦了。我爱你，永永远远。时间没有什么了不起。亨利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日（全文完）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