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大三年》之四：
陋室栖身
与北大、清华相比，西大的校园不大。从大门进入，大约十分钟即可横穿全校。但对我这个来自小县城的人而言，也足以开阔一下眼界。
入大门，是一个小广场，中有一很大的水池，池中有多个喷头，每到傍晚，喷头便喷起十余米高的水柱，很是好看。水池的周围，砌有高同坐椅的矮墙，可供人闲坐歇憩。绕过水池，是一条横贯全校的道路。路两旁耸立着教学楼、各系的教研楼，并有长廊、小花园。时为初秋，覆于长廊上的藤蔓和小花园里的树林仍然葱绿。在道路的中段，有一个很大的操场，上覆草坪，可供师生们课余散步或坐卧聊天。操场的南端有一主席台，供校方召开大会之用。图书馆与操场一路相隔，为邵逸夫先生捐款修建，楼的一侧墙上，有“逸夫楼”三字。
过了操场，路两边便是学生宿舍楼。再往后走不多远，便到了头。路的北边不远有一游泳池。折而往南，是大食堂，可供上千人就餐。大食堂的对面有小食堂，为教师用餐处。其内伙食较好，不差钱的学生也可入内加餐。
学生宿舍分为本科与研究生两种，本科生八人一间，研究生四人一间，其内皆为上下铺的双人床。作家班学员住在学校医院后面的三层楼上，美其名曰“作家班公寓”。学校对我们予以优待，可以两人住一间，其内有两张床与三屉桌。床是普通的木床，而非学生宿舍中的双人床。但这种优待，要付远高于学生住宿费的代价方可享受——每月住宿费为45元。
这笔钱将近我月工资的三分之一，不可谓不高，但这还不是大问题。作家班公寓两人住一间不说，一层楼里住着二届和本届作家班数十名同学，一道走廊可通往所有的房间，同学们相互串门在所难免，一个晚上若有三两同学串门，那几个小时便白白浪费。我在家中有一间书房，可以静心读书写作，习惯于独处一室多年。我写作时，若有人在侧，就写不下去。因负债读书，入学之前就准备在校期间靠写作挣稿费还债，这里显然不是适合写作的地方。如写不出东西，挣不来稿费，指望靠工资收入还债，要省吃俭用多年。
为了省钱，更为了能够独居一室，安心写作，我便决定到校外租房住。
西大附近有两个村子，一为建新村，一为边家村，村内多平房，是租房的好去处。有些同学已先我一步，到村里找到了住房。我便根据同学的提示，到边家村转悠，结果找到了一个可以栖身的处所。那是一个小院，房东住在正房，厢房被一对夫妇租住，男的是西大哲学系的老师，女的大概是个读研的学生。在进院门的左侧，还有半间房空着。我之所以称其为半间房，是因其宽不到两米，为房东把原来一间房宽的过道隔出半间，做贮藏室之用。面积约有七八个平米，除了摆放一床一桌，还有一些空间。我除了一个箱子，啥都没有，房间面积虽小，也足以容身，便以月租金25元租下。房东为我提供了一床一桌一凳，所谓桌子，是用两个汽油桶搭起一块木板。由于木板表面粗糙，房东又为我找来一大块缺了一角的玻璃，垫在上面。我找来一块沙石，磨去玻璃三个边的锋棱，将缺角的一面靠墙角摆放，玻璃下垫上报纸，也有几分办公桌的样子。陋室虽然简陋至极，但自我感觉要比住作家班公寓好得多。
隔壁那位哲学老师莫过三十来岁，我们偶尔相互串门闲聊。哲学老师的话题多为谈哲学，幸亏我入学之前，囫囵吞枣地读过《西方哲学简史》与尼采、叔本华、狄德罗、培根、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一些著作，可以勉强应对。这种交谈让我觉得有些累。
因住处距学校有一段距离，若每天到校上课、吃食堂，靠步行往返，颇费时间。我又到旧货市场花50元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经过几番奔走，食宿交通便搞定了。
中文系给作家班同学几天安排生活的时间，便开始上课了。我每天早晨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到学校食堂吃饭，然后到教室听课，晚上则坐在汽油桶搭起的书桌前读书或写作，就这样开始了一个老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我在西大就读期间，曾三迁其居。我在半间房住了一段时间，感觉那窄长的小屋令人压抑。特别是坐在床边，距墙只有几十公分，所谓“面壁思过”，大概就是这种情状了。后来我又发现住在边家村的同学很少，有很多同学住在建新村，于是便动了迁居之念。由于作家班开学很迟，第一学期时间较短，我到放寒假时便退了房，将箱子等物放在作家班活动室，返回凤阳。
新学期开学后，我在建新村租了一间房。我的“新居”，也是个农家小院，房东家是一座二层小楼。我住在楼上一间。这间房约十平米左右，内有床桌、柜子等家具，后墙有窗，可供远眺。条件看起来比原来的半间房好。但入住之后，才发现有一个令我发烦的问题。小楼陈旧，其内多鼠。天棚是用秫秸扎就，外糊两三层报纸，已有数处破洞。白天可偶然可见硕鼠之尾从破洞中拖出。入夜之后，鼠辈便活跃于天棚之上，窜动之声唰唰啦啦，如有沙石撒落；或二鼠相斗，吱吱乱叫，惊心动魄。我时被鼠辈的喧嚣惊醒，为制止它们的喧闹，用一竹竿捣天棚数下，群鼠方四散而逃。但这只能是暂时的安宁，我方入睡，此声又起。我又持竹竿捣击天棚（因怕将天极捣破，只能往天棚龙骨处用力）。鼠辈的喧闹，令我难以安枕，很是沮丧。但刚住进来，又不好马上搬走，只得咬牙忍受。我后来发现，白天或在我开着灯读书写作时，天棚上少有动静，心想老鼠可能怕光，于是夜间不再熄灯。此法果然管用，入夜之后，天棚上的喧哗与骚动果然大大减少。
我在此屋居住期间，同学许传毅带着相机来串门，为我拍了两张照片，至今仍保存着一张站小屋门外的留影。老许将照片给我后，令我陡生感慨，觉得自己的生存状态很差，用北京话说很“寒碜”。但这张照片让我想起聂耳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期间，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因阁楼低矮，无法站立，每天将身子探出天窗练习拉小提琴的图画，遂又释然。我虽是凡夫俗子，但却爱拿古今一些名人大家作榜样，敬佩他们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以他们的“励志”故事激励自己。这大概是我能不怕挫折，在写作这条艰难的路上坚持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
在鼠辈猖獗的小屋前留影
我在这间小屋里坚持住到放暑假，仍将行囊放到作家班活动室，退租此房，返回家乡。
暑假期间，我不去上班，怕领导知道对我有意见，在家待不住，不久又返回西大。这次来校，在同学穆涛的鼓动下，写起了纪实著作，一举成了万元户，容下文详表。来校后，我暂时住进了作家班活动室。那是中文系给作家班的两间空房，内有床桌柜子等物。所谓活动室，其实并无活动，结果被同学们当作宿舍。我到校时，活动时已有人居住，我见住在此处，可以不用到村里租房，能省下一点住宿费，附近有锅炉房供应开水，去食堂吃饭也近，便在活动室占据了一个角落。但时日稍长，便觉得此处非久留之地。活动室虽无活动，但常有同学来串门，闲坐聊天，胡吹海侃，久不离去。想静下心来写作，实无可能。
同室一年轻同学在与女大学生恋爱，女生常于周末夜宿于此，或于黎明时分学生上自习敲门进入，与同学亲热一番。女生一来，就闹得床响人哼。那声音对于旁听者来说，就像一个饥饿者在听品尝美味者的咂嘴声一样，感觉不大美妙。在此期间，我的学生证被来看望同学的人偷走。持此学生证乘火车可以享受半票，因有的同学没有工作，开学时学校为我们统一办理，以示优待。我再补办，教务处便说我是带薪上学，不愿再为我盖享受半价车票的图章。害得我虽然省下了一点住宿费，却要在往返于凤阳与西安时多付一半的车票钱。
我在活动室住了一段时间，觉得此处非久留之地，便通过同学介绍，以月租金30元，住进了学校的教师宿舍楼。那位教师因校外有房，便暗中将那间宿舍对外出租。同学嘱咐我，若有人问，就说是那位教师的亲戚。
教师宿舍是一座青砖砌就的楼房，我无法判断它在风雨中伫立了多少年，其外表看上去已十分陈旧。我跟在同学身后，走进楼南面的一个侧门，就仿佛走进了一个传说中的幽冥世界，我被阳光照射过的瞳孔一时无法适应这种反差，只觉得整个走廊黑洞洞的，长廊里的一切，都隐藏在黑暗之中。长廊的尽头，有一片晦暗的光区，那是另一头的楼梯间。一个人影从那光区一闪而过，让我如同看见了一个幽灵。同学为我找的那间房位于三楼。我进入走廊，见里面满是杂物，每家门口，或靠墙放着摆有碗盘瓢勺油盐酱醋的桌子和煤炉，或放着一堆杂物。住下之后，才知家家皆无厨房，只能在走廊里做饭。一到早晨，邻居生煤炉，走廊里便烟雾腾腾，到了饭时，走廊里又弥漫着煤烟和油烟，只要一开门，那不大好闻的烟气便会涌入室内。
每户一间房，不到十五个平米，不但无厨房，也无厕所，连一个盥洗盆都没有。这一间房，或一人独居，或夫妻同住，或住着一家三口。我住的房间内有床桌椅子等简单家具，一面墙上有一壁橱，可以放书和日用品。因壁橱凹进墙内，橱的后壁是木板，隔音效果很差，隔壁的人说笑声音稍大，便可以听得见。邻居家有幼儿，哭闹起来，其声难免刺耳。
走廊的一端有公厕，卫生是谈不上的。有一次我入厕方便，有水滴落于头颈，抬头一看，发现是垂于天棚上的粗大落水管漏水。那是粪便的下水管，恶心得我洗了好长时间的头仍觉不爽。与公厕相连的是盥洗房，中间有一道半截墙，墙的两边是长长的水槽，有多个水笼头从墙上伸出。整层楼的人，要在这里洗漱浣衣，打水做饭。每天早晨，一层楼的男女集中来此洗漱，迟到的人需站在一旁耐心等候多时。
大学教师的居住条件，居然比我在家乡的居住条件差得多，让我感到意外。但要比起我来西大后住过的三个地方，条件却好得多。我从此再也没有搬家，在教师宿舍楼一直住到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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