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电台里母亲当年的唱腔录音，尽管旋律和唱词早已耳熟能详，却别有一番新感觉。相比于她晚年的唱腔，母亲录音里的那份纯真、自然、流畅、清澈，尤其是在运腔咬词上对剧中人物情感的准确把握和演绎，是我们以往从不曾感受到的。
元月，一年之始，冬去春渐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或许只是日历中平常不过的一个月份而已，但对于我们来说，每年一月却永远是特殊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母亲、越剧表演艺术家戚雅仙的生日，也是她的忌日。
下个月是妈妈九十冥诞，也是她离开我们整整15年的月份。在这个尤为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思母、念母、敬母之情油然而生。已经过去的今年盛夏，由我们子女和母亲的舞台伴侣毕春芳子女共同参与策划的“纪念《血手印》首演60周年系列活动”的点滴故事，则再次浮于眼前，让我们不经意间更深入地走进了母亲的艺术人生，走进她为之付出毕生心力的越剧事业，也享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亲情之旅。
年轻时的戚雅仙
60年前《血手印》上演之时，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对母亲此段越剧生涯的了解，主要是在“文革”结束后她们重返舞台的那段时间。对母亲瑰丽多彩的艺术风采，她在艺术高峰时期的创作状态，作为后辈的我们是缺乏直观感受和交流的。我们的认知比较多来自于父亲晚年为母亲撰写的《艺术人生》一书，还有些零星的文字资料，大多也是概念化和模糊的。
为了给观众呈现60年前首演的情景，也为了探索今昔交融的艺术形式，我们和毕春芳老师的子女多次赴上海图书馆、静安区档案馆，查阅60年前《血手印》首演的资料。墨香犹在的档案文献，从首演报道到大幅广告，从油印剧本、排演资料到音乐曲谱、舞美设计，从演出剧照、说明书到全本连环画，海量的历史珍藏，亮丽的舞台形象，以及当年连演4个月一票难求的盛况，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母亲的舞台艺术魅力，她台前幕后艰辛的付出以及戏比天大的艺术情怀。
得益于电视台汪灏、张佩俐两位资深导演的精心策划，一台叙演结合的《血手印·60印象》在舞台呈现。母亲生前好友动情回忆当年的趣闻轶事，业界朋友友情客串参演其中。流派弟子们真情传唱的经典唱段，叙中有演，演中有唱，加之与虚实相间的舞美灯光，让母亲生前多次上演的《血手印》以别样风采和崭新演绎，呈现在新老戏迷和观众面前。
活动期间，听着电台里母亲当年的唱腔录音，尽管旋律和唱词早已耳熟能详，却别有一番新感觉。相比于她晚年的唱腔，母亲录音里的那份纯真、自然、流畅、清澈，尤其是在运腔咬词上对剧中人物情感的准确把握和演绎，是我们以往从不曾感受到的。也许这就是母亲创造的艺术流派能在众多越剧流派中独树一帜，受到观众欢迎并在市场上长期流传的魅力所在。
戚雅仙（左）、毕春芳（右）合演《血手印》
说到母亲的舞台艺术，不能不提到“合作”这个词。它不仅是母亲创立的剧团的名字，更是剧团核心价值和内在文化的体现。业内都知道，戚雅仙的合作越剧团在演职人员的配备上属于当时非国营剧团中的“豪华级”：除了她与毕春芳的“黄金搭档”，剧务部配置了“三编三导”，净、末、丑行当齐全，音乐、舞美、灯光人才济济。据“合作”与“静安”越剧团时期剧团主要编剧红枫先生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回忆，妈妈常说她的成功主要有两点，一是重视知识分子，把编剧当智囊，凡事与“先生”们商量；二是与姐妹们真诚相待。正是因为这一点，让这些“先生”“姐妹”们凝聚成业界羡慕的“黄金团队”；也正是这种凝聚力，让母亲在“文革”结束后重建静安越剧团时，将“合作”时期的原班人马一一请回加盟。纪念活动期间，我们对1957年《血手印》首演和1979年《血手印》作为重建静安越剧团上演的首台大戏重演的两份说明书进行对比，从主要演员到编、导、音、舞、美，从乐队到服装，很大一部分演职员名单是相同的。时代已然不同，剧团名字也变了，但“合作”的艺术风格和精神得以在22年时间里延续，这不仅是对母亲倡导的“合作”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母亲人格魅力的高度认同。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还有一份新的收获，就是认识到母亲作为“合作”“静安”越剧团的创建者、当家人和团长，在剧团出人、出戏、出钱上的审时度势、运筹帷幄。
参与纪念活动的很多静安越剧团时期的中坚力量，无论是演员还是乐手、舞台工作人员都不无自豪地回忆说，自己是50年代合作越剧团学馆的成员。这是我们以前不曾听说，也很少听母亲提及的。不知道剧团办学馆是不是当年普遍的做法，但我们不得不佩服母亲在人才培养、艺术传承和剧团建设上的远见。尽管当时剧团的演出行情非常好，但依然倾力于后备力量的培养。正是这一具有前瞻性的措施，让母亲她们在“文革”后可以迅速恢复剧团，并让流派第二代传人很快成为舞台的主角。这批成长于合作剧团学馆的学生，深受“合作”风格的熏陶和浸润，也深得师辈艺术的神韵与风采，一经亮相即获得观众认可，成为戚、毕流派艺术传承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代。
除了出人、出戏，我们的父亲——《血手印》编剧傅骏，生前在总结“合作”、“静安”越剧团的特色时，还提到了“出钱”，就是常年坚持舞台演出，长期根植于市场。文章写道，“合作越剧团是一家民间职业剧团，集体所有制”，“十几年来，它演出了那么多戏，从来不需要国家补贴一分钱，而且年年都有盈余……直到十年动乱，剧团解散，它还有几十万资金”。以后，静安越剧团重建，“只在重建开办时，由区政府拨款五万，作为演出资金，此后都没向国家要过一分钱”。上世纪80年代，“剧团两次到香港演出，都不要国家在经济上补贴，做到自给自足，并有盈余”。这一说法，在纪念活动期间也再次得到了印证。据80年代曾担任静安越剧团团长并参与剧团1985年访港演出的王金勃先生回忆：靠着剧团在香港9场演出的收入，除去所有46位出访人员10余天行程的吃住行开销和剧场费用，竟获得20余万港元的盈余。这次，我们查阅《血手印》1957年首演时《新民报》 晚刊的演出广告时，也发现从3月2日首演直至6月30日歇夏休演，该剧前后连演近4个月，周末甚至加演日场，场场满座。按当时瑞金剧场1300余座位计算，观剧人次超过15万。演出受市场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今天，母亲用毕生心血创造的流派艺术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愿与社会一起，守护传承好这一艺术遗产，使她们的艺术精神焕发出新的风采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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