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孙甘露
《收获》永续
孙甘露
想写点纪念文字，于是找出发表在《收获》一九八七年第五期的小说《信使之函》的手稿。在第一页上，还留有发表时被删去的一个自然段，“在旋律中（在音乐中），在什么乐器吹奏之后……”记得程永新转告我，这是主编李小林的意见。实际上，这也是我誊抄留底的复印稿再斟酌时删去的唯一一段。这个巧合，令我对《收获》充满了信赖。这是我有幸刊登在《收获》上的第一篇小说，两万字，当时被放在“实验文体”的栏目下。对于那个年代的一个年轻作者来说，这是写作获得肯定的重要时刻。
以汪民安先生的看法，这个“汉语中的陌生人”，即便以今天对文学的观察，也依然包含着某种陌生性；以《收获》的影响和地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刊载这样的作品确实是我的幸运，而我还幸运地在那个年代因写作结识了程永新、钟红明、肖元敏和李小林。见识、敏感和勇气，守护他们走在文学创新的前沿；内敛、坚持和诚恳使他们可以保持《收获》的深厚传统。
一个作者对一本杂志的感情，首先因为他是一个读者，因为他阅读这本杂志而获得的对他所处年代文学的认识，以及文学对时代的描绘而产生的总体印象，这些重要的影响要远胜于个人厕身其中所作的微小贡献。
而一本杂志对一个作者的关心却是多方面的，这可以在程永新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中看到丰富而细致的记录。作为一个侧面，依稀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某个下午，《收获》杂志为我这么一个刚刚发表了几篇小说的年轻作者所召开的作品研讨会。在作协的西厅，我的糟糕的记忆完全不记得在那个会上都说了些什么，不知道在某处会不会有一份会议记录？大概不会有，大家只是热情地交谈，肯定或者批评远不及由作品诱发的对时代的讨论来得令人兴奋。
那个年代的现实包含了太多的想象。
那是个阳光很好的下午，我记得透过西窗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的光斑。我们所说的也许有人还记得，但是即便被遗忘了，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某些东西，比纸上的记录更珍贵，也更真实。
在《收获》杂志接触最多的是程永新，我们有过不少私人交往，他一定还记得那些想起来令人莞尔的小事，但是我们之间那个深入交谈的窗口似乎没有被彻底照亮，就好像一个幽暗的空间里照明开关没有被摸到。但是，关于文学，虽然最终呈现于文字，而那些无数个日子里的注视、微笑、看似不经意的闲聊，也是理解和认同的基石，也是写作、编辑、阅读得以维系的路径。
写作，或多或少，都是向着那句永远也没有被说出的话，那个未完成的句子，那些未经披露的心意。它暗暗支配着我们，一点一点地往下写，杂志一期一期地被编辑……时移世易，年轻人会老去，而《收获》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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