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课铃响。但走廊里一点动静也没。平时铃响，教室门开，学生奔涌而出。但此刻，到处静悄悄。因为放寒假了。
教室后面的黑板，看着前面的黑板。没了一大群孩子遮挡，它们像初次见面那样，在窗帘低垂的房间里对望。椅子一律被翻倒在桌面上，四脚朝天，似许多枝丫，静默如丛林。底楼的窗栏杆上，几只麻雀跳来跳去，为找到新捷径雀跃。它们从常年敞开的厕所窗户飞进，然后穿过厕所，从门飞出，瞬间从校外抵达教学楼内庭。内庭的花坛里，蜡梅开花了。没有人来看。
学生们都走了。老师还要多上一周班。他们孵在教师办公室的暖气里批卷子。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教工子弟。妈妈和同事在忙，而我在玩。平时和几百个同学分享的校园，现在独属我一人。
没有人的操场，并不显得更大，只是显得沉静了。往日学生上体育课、做操或课间游戏，总有行人站在栏杆外往里看。有时是学生家长，特地来张一眼自家孩子；有时路人经过，好奇驻足片刻；但更多的时候是几个周边社区的老头。他们拄着拐杖，戴着绒线帽，面无表情，却又经年累月地来。他们从不发声，只是始终手握栏杆，有时把两段上臂伸进校园，然后交叉互抱在自己胸前揣着。他们长久保持这姿势，眼珠追随孩子跑跳的身影，间或一轮。偶然足球出界，一个学生追着走到墙角来捡球，头一抬，会和老头的目光对上。
现在放假了，老头也从栏杆后消失了。平日满操场滚动的足球、篮球和羽毛球拍被悉数收纳上架，锁进操场边的器材间。我隔着窗玻璃看它们，像探望被囚禁的老友。我努力辨认着它们，直到被自己呵出的白气蒙住了玻璃。平日森严的大礼堂的门现在倒是没锁，成排的可翻折座椅，呈现出一种团体操般的气势。我站到讲台上，假装作一个报告，按动电钮，大型黑板自动升降，我谦虚地鞠躬，然后下台，假装鼓掌。然后在成排可翻折座椅的目送中，缓步离场。
午餐时间，妈妈带我去教师食堂和老师们一起吃饭。我谨慎地向我认识的每一个任课老师问好。但他们已经放松下来了。他们应答我，不是师对生的应答，而是长辈对亲戚小孩的那种应答。原来，他们也和学生一样，一样挑食、一样剩菜、一样在吃饭时讲话。他们轻声议论食堂师傅的是非，互相打听对方春节去哪里玩，笑嘻嘻说哪个女老师和男老师在谈恋爱。我默默扒饭。直到校长走过来了，他把自己那份餐后水果递给我。是一个包在红色塑料袋里的大橘子。我看着他上了年纪的脸，忽然想起平时学生私下里喊他的绰号，不禁一笑。他就开心了，以为用橘子哄孩子成功而快慰。我赶紧低下头去。
有一个光头老师，会在餐后到操场的洗手池刷牙。我摸准了规则，每次都绕到他身后，才忽然大叫一声“老师好！”他回过头来，手持牙刷，满嘴泡沫，含糊不清地说“哎好。嗯，乖。”第二天中午我又绕到操场，等着他拿着毛巾杯子走过来，等着他打开龙头灌水，观看他仰头漱口，然后等到他刷牙进行到一半，我再走过去大叫“老师好！”他惊了一跳，满嘴泡沫地回头说“哎好。嗯，乖。”
但也是在教师餐厅的午餐上，我听到别的老师议论说，光头老师没有分到房子，当时和老母亲栖身学校一间阁楼里。他的母亲在那里过世。早上学生来上课前，校长要求他把尸体“快点弄忒”。他大骂校长冷血无情。校长被骂到脸红一块白一块，嗫嚅说“可这里毕竟是学校啊。”
我从没见过那个老太太，也从没察觉过学校里竟住过人家。这个校园里，曾经睡着他的母亲。但学期结束，这所校园里已经没有他的母亲了。知道这件事后，我绕到操场去，看到他又在按时饭后刷牙，我看了一会儿他光着头的背影，看着他把毛巾拧干甩到背后，然后我走开了。
往常只有气象小组的学生，才可以上天台，但现在没人阻碍，所以我也上教学楼顶楼去了。我攀在墙的边缘往下看，能俯瞰整个校园。平时显得很大的操场变小了，沙坑也是迷你的，每周一晨会时万众瞩目的领操台也是微观的。校领导和学生代表例行要站在上面，鼓号队和升旗手要站在前面，那时候到底训导过我们什么呢？风呼呼吹着，我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周边阴云停滞，都像被冻僵了一样，灰蒙蒙的校园里，只有教学楼内庭，一小片金色蒸腾。是蜡梅开着花。
我下楼去折一枝来。现在没有值日生巡逻，也不会有人推搡着威胁说要去告诉老师。一个向来很严肃的女老师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就过来欣赏我手里折下的花，赞声“好香呐”。她摸摸我的头离去。此刻我只是他们同事带来单位玩的小孩，不再是需要用纪律去驯服的学生。
因为放寒假了。一切都变了。
只有课间铃。它依旧每四十分钟一响，休息十分钟后再一响。空无一人的校园里，铃声尽责回荡。像一个不知道自己大势已去的人，像被窥见了幕后所有秘密的魔术师。它还是那么清亮。我听到它还是会下意识浑身一凛。
但它失效了。
本文刊2018年2月2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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