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在第三届中国文学博鳌论坛的专题发言现场，第一个发言的，是著名作家、河南作协名誉主席李佩甫。今年65岁的李佩甫从1978年开始在《河南文艺》发表作品，距今刚好40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他收获了众多奖项，他的部分作品曾被译介到美国、日本、韩国等。2016年，他凭借长篇小说《生命册》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一年之后，他的长篇小说《平原客》出炉。今年4月23日，《平原客》入选“2017中国好书”图书书目。
11月28日中午，李佩甫就其写作人生接受了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
初识世界以俄罗斯文学为底板
记者：我童年时读过您的《红蚂蚱绿蚂蚱》，当时就感觉这名字有意思，文中有一种叫牛屎饼花的植物，印象深刻。这部小说里，是否有您童年的生活记忆？
李佩甫：我的童年记忆，就是两个 “饥饿”。第一个饥饿是吃不饱肚子；第二个“饥饿”，是我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候，我到处借书，却找不来书看。一个人的童年，几乎可以决定他的一生。我父母都不识字，我从上小学三年级起，就是我们家最有文化的人了。那时候，我们家能找到有文字的东西，就是半本黄历。所以，凡是带文字的东西，我极为稀罕。记得小学三年级时，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家里有书，书被他父亲锁在柜子里，他每次都偷出来让我看，每次都用东西去换，比如一块糖或是一块橡皮之类。他还有限制，一部大部头的书，只限我三天看完，所以很痛苦……后来稍大一点我到处借书看，到十五六岁时，我已经有了四个借书证。当时看书没有选择，全是乱看，饥不择食。最早时有好多字还不认得，但大概意思是明白的，就囫囵吞枣地吞下去了。这也导致我后来常常把一些字的音读错，可谓落下了病根。
虽然小时候的阅读杂乱无章，但它让我连滚带爬地走出了底层的生活环境。我在文字中走遍了世界，视野越来越开阔，同时也明了自己做人和作文的底线，这也可以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清洗。
也是在小学三年级，我开始接触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有一篇名为《古丽娅的道路》的儿童文学让我印象极为深刻。文章的内容已不记得，但那些关于场景的描述，至今历历在目：漂亮的桌布、微微晃动的窗帘、香气袭人的面包……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美好、高贵和善良，还有美丽的爱情……可以说，我对于世界的认识，底板来自于俄罗斯的文学作品。在《童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里，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这些文学作品对我的滋养，无法估量。
每一个人都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
记者：今年4月，您的新作《平原客》入选“2017中国好书”图书书目。说说这部小说？
李佩甫：这部小说先后写作时间两年多一点，准备时间却长达10年。从表面上看，这应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作品，我写的是平原一个副省长的杀妻案。其实我写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也可以说是一部“人民批判书”。改革开放这40年来，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人出现了“失重”现象。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在平原，“客”是一种尊称。上至僚谋、术士、东床、西席；下至亲朋、好友以至于走街卖浆之流，进了门统称为“客”。小说所提的“花客”，名义上是协调花卉交易的中间人，实际上就是掮客。这部长篇的所有内容，都由这么一个“花客”引发。小说中“花们”的“轨迹”和“嬗变”，其实也就是人在时间中的变异和失速的过程。我认为，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背着土地行走的人”。而一个行走的民族，迫切需要建立的是全民都应遵守的规则。
记者：我读《生命册》时，感觉很震撼，小说的语言也极具质感，据说开头一句话您就写了一年？
李佩甫：我为这部作品准备了50年。这部作品书写的就是一个“背着土地行走的人”。主要是写“土壤”或者说写的是“背景”。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我”的“生存背景”。“我”在怎样的环境下长成一棵树。“我”如何变成了一个漂泊者，一棵无根的“树”。写作《生命册》的难度很大，我几乎动用了一生的储备。对于小说的开头，我极为讲究。而《生命册》的开头，我迟迟想不出合适的语句。而在此前，我已写了8万字，但自己一直不满意，就全部废掉了。因为开头没有落实，我实在很难写下去，只好停笔。尔后，我专门到乡下去住了几个月，就为了找感觉，把我所理解的声、光、色、味找回来，补充一下新鲜的感觉，不至于重复。有一天，我从书房里搬出来，换了一个房间……之后，我找到了开笔的第一句话“我是一粒种子……”。就此，《生命册》才算真正开始下笔写作。对我而言，写作最大的难度，是语言方面的。我一直认为，文学语言不是语言本身，它是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的表达。
而无论在生活还是写作中，我对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人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我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但现在，我发现自己错了，贫穷对人的伤害超过了金钱对人的腐蚀，尤其精神上的贫穷。
采访结束，当海南日报记者提及自己也在尝试写小说时，李佩甫很诚恳地建议：写自己熟悉、热爱的这个地方。一个作家只有在最熟悉、最有感情的领域写作，才能写出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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