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振武
现在从外地来沪的人，基本上不会因讲不来上海话或听不懂上海话而闹笑话，产生误会，甚至陷入囧境。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本来咱也没啥勇，但要论当年囧，我还是有的说的。
1993年，那是一个春天，我第一次来到大上海。一走出上海火车站，也就是上海人说的新客站，便问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到桂林路怎么坐车。男子脱口说道：“42调43。”
“42掉43？掉？怎么掉？”我不明白！
男子迟疑了一下，又说道：“42路换43路。”
那是咱第一次接触上海话，不，是上海普通话，咱知道“调”的意思了，也学会了说“调”。
那年头，上海的外来人口不算多，平时开会、交流，基本上都是上海话。一个多月后，我的上海话听力大长，感觉能听懂不少了。
有一天到田林打长途电话，通完话后，我拿出一张50元的票子递给收话费的叔叔。他接过那张票子，看了看，用上海话说：“老讨厌呃！”我听懂了，完全听懂了，勃然大怒，抓住叔叔的衣领问：“我哪里讨厌了！少给你钱了还是怎么了？”
那叔叔吓得面如土色，大惑不解。旁边一个阿姨赶忙说：“小伙子你先别急，他没说你讨厌！他说那张票子讨厌。”
这阿姨真会开玩笑！糊弄咱吧！我心想。“什么？票子讨厌！票子有什么讨厌的？”
阿姨修养很好，明白了误会所在。她把我的手从叔叔衣领上拉开，笑着说：“上海话的‘讨厌’，不是普通话里‘讨厌’的意思，这里的‘讨厌’是‘麻烦’的意思。50元是大票子，要找钱很麻烦的。”
周围都是上海话环境，很快，我就学了不少，很多时候可以用上海话交流了。
元旦到了，要办联欢会，我主动报名，在晚会上用上海话讲故事。我的故事看来讲得非常成功，大家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我也笑得够呛，感觉大家对我的上海话很满意。后来才知道，大家对我的故事并不怎么感兴趣，倒是我的上海话把大家乐翻了天。比如，我说“插一张图片”，却把“图片”说成了“肚皮”，没把其中的清辅音和浊辅音分清楚。那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大家见着我都问“还插不插肚皮”。但我不在乎，还觉得好玩。我是学语言出身，从小就不怕人家笑话。一年后，我觉得可以比较自如地用上海话跟不会讲普通话的叔叔阿姨们交流了。
有一天去医务室，碰上同事带着刚上小学的儿子在走廊候诊。和她寒暄之后，孩子突然和妈妈谈起心来：“妈妈，我想做个普通人。”同事虽是上海人，但儿子可能因在外地呆过一段时间，一直不愿意讲上海话。
“侬以为侬啥人啊！侬就是普通人。”妈妈有些不解，接着说：“侬以后要讲上海话。”
儿子便很乖顺地用上海话慢吞吞地说：“妈妈，吾不大欢喜讲上海话，吾想做个讲普通话的人。”妈妈心疼又理解地看着儿子，改用普通话说：“唉，好孩子，随你吧，喜欢讲普通话就讲普通话。你听听你这上海话，咋连你朱叔叔讲得都不如呢！”
人在上海，大概比较容易出名——有时候稍不留神，你就上电视了，就让大家看到你的光辉形象了。
那一次，从威海路走出来，要到马路对面，所以要横着过延安路。咱这人总是安分守己，一向遵守交规。那个路口不大，我就站在那里，等待绿灯到来。
那天人特别少，等灯的人竟然就我一个。等啊等啊，显示的始终是红灯。尽管我视时间之宝贵远超金钱，但还是耐心地等待。后来干脆来回踱着步子，焦虑地盯着红灯，希望它快快变色。又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反正没等来绿灯。最后，我终于一咬牙，一跺脚，趁着没车的空当，飞也似地跑到了马路对面！
当天晚饭后打开电视机，正好在播上海台的节目。一不留神，看到荧屏上竟然有自己的光辉形象：站在马路边，焦虑地张望着，企盼着，搓着手，来回踱着步子。
主持人说，你看上海一些路口安装的行人过马路装置还是不为众人了解，这位市民不知道需要到杆子上的这个装置上按一下才能变成绿灯，同多数市民一样，他显然对这样的装置没有任何概念。嗨！你说这事闹的！
当年在国外访学时，咱对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陌生，每天都会用上几次，没想到上海等国内一些城市也早已用上这东西了。你看咱这人丢的，而且还被抓了个“典型”！
第二天去上班，见到我的人几乎异口同声：“看到你的光辉形象了！”
本来以为我的上海话终于就要过关，没想到这上海“化”，还需再过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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