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永远都值得尊敬，日常的生活永远值得写作者凝视、研究、爱和恨，从爱和恨里面找到最想表达的那个问题，把这些最想表达的东西通过作品奉献给读者，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日常的尊严是什么？你对一个盲人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是你怜悯他，还是把他当做和你一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
“我写《推拿》的时候，内心建设做得特别好，心里特别干净，很安宁，也没有考虑茅盾文学奖可能关注的宏大题材和史诗模式。《推拿》体量那么小，就写了几个月时间，一个小小的推拿中心。”7月25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SKP RENDEZ-VOUS联合策划的茅奖作家沙龙系列第三讲“毕飞宇——我的小说生活”在京举办。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推拿》的作者毕飞宇，文学评论家张莉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毕飞宇文集系列的责编赵萍出席活动，分享他们对茅盾文学奖的感受和对《推拿》的解读。
上世纪90年代初初登文坛，在近三十年的创作中，毕飞宇不以高产著称，但他的每一部作品从创作伊始，就被赋予了坚实的质地，折射出毕飞宇文字的独特品质。《推拿》首次出版于2008年9月，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毕飞宇在写《推拿》的时候从来没想过得奖这回事。“它很边缘，又没有历史感，也没有宏大的天问，无非就是写了一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已经不存在的生活，就像是在黑暗的建筑底下有一个巨大的黑暗。”毕飞宇说,自己写《推拿》，其实是在和命运拔河，想把黑暗尽可能拉到阳光底下来。张莉第一次读到《推拿》，内心非常震惊,“就像是忽然发现这个世界打开了一扇门，一个原来不太清楚的世界慢慢向你敞开”。她说，大家都知道盲人的存在，知道要尊重盲人，但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盲人和他们的生活。小说非常清晰、真切地讲述了盲人的生活，比如盲人也分先盲和后盲，盲人自己内部空间中生活的快乐、忧伤和悲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情节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谈恋爱，男孩是先盲，女孩是后盲，先盲没看到过颜色，后盲知道颜色，所以这个女孩经常问那个男孩子“我好看吗”？那个男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好看。男孩说好看，女孩马上问怎么好看？男孩说‘像红烧肉一样好看’。”张莉认为，“像红烧肉一样好看”是触觉和味觉的，毕飞宇用一个比喻打开了盲人的时间，点出了盲人以触觉、味觉感知世界的方式。毕飞宇在《推拿》后记里说，自己写作时经常闭一下眼睛。在张莉看来，毕飞宇写出了盲人世界的特殊性，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如此深入、切实地进入那个黑暗的世界，并把那个黑暗的世界带给读者。“带给我们，并不是让我们只看到其中的黑暗，还有更多明亮的和人性的东西，这是它的独特性。”
“一个小说家在荒谬的知识里面能够体现常识，我觉得这才是艺术家最要紧的使命，这个才是一个小说家、一个导演、一个剧作家带有史诗感的责任。”毕飞宇说到。
如何理解毕飞宇说的荒谬和常识？《推拿》的责编胡玉萍第一次看电子版时，很紧张地问毕飞宇，怎么看了50%小说还没开始，健全人怎么还不出现？“我当时跟胡老师提出，国人的文学思维更倾向于史诗的小说、电影、话剧思维，需要改一改。”毕飞宇谈到，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小说应该有更加宏伟的追求，所以胡老师会觉得推拿中心的盲人不是重点，真正的主角应该是有视觉的所谓的健全人，只有他们出现之后，才能带来文化，带来历史感，这个小说才有可能变成一个大小说、变成一个好小说。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盲人是不是正常的人？”在听到毕飞宇的这个问题后，胡玉萍恍然大悟，直说“你别说了，别说了。我懂了，我懂了”。“其实这是常识性的问题，每个人都会被荒谬的知识带走。”在毕飞宇看来，常识永远都值得尊敬，日常的生活永远值得写作者凝视、研究、爱和恨，从爱和恨里面找到最想表达的那个问题，把这些最想表达的东西通过作品奉献给读者，这才是最重要的。毕飞宇的文字始终关注人，关注人和他所处的社会的紧张关系，关注人的疼痛，关注社会的病痛。这几乎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的一个经典命题，毕飞宇在他的创作中，给予了新时期的承担和回应。张莉也肯定了毕飞宇创作的这一特点。“毕飞宇写盲人的时候，他写的是人和人之间的爱情，人和人之间的尊重，人和人之间的日常的尊严。”《推拿》发表以后，张莉写过一篇评论，名字就叫《日常的尊严》。“作家写一个特殊的人群，但是他在特殊人群的这些生活、爱恨情愁里面发现日常的尊严。一个人日常的尊严是什么？你对一个盲人的尊重是什么样的尊重，是你怜悯他，还是把他当做和你一样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2014年11月22日，由娄烨导演的电影《推拿》在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剧情片、最佳新演员等六项奖项。
毕飞宇从来不掩饰自己对改编电影的喜爱，说起这部电影的画面，他用“丑”来形容。第五代导演呈现出来的是如油画般唯美的电影语言，到了娄烨，就是“丑”。“这个‘丑’特别有意思。”毕飞宇去剧组探班的时候，正好遇上娄烨让整个剧组停工，全部停下来，讨论电影美学和伦理。常规来说，电影美学需要画面呈现好的光，但这个电影拍的是盲人的生活，所有人都知道盲人生活里面没那么美的光，这个光从哪里来？“娄烨当时给整个剧组的健全演员和盲人演员提出的问题是，《推拿》这部电影的光，它的画面，该不该是美的？该不该是灿烂的？该不该是饱满的？”最终，娄烨选择了否定的答案。 “《推拿》这个电影画面的丑、暗淡是一部电影的胸怀、一部电影的良知。”在毕飞宇看来，真正的美与良知不会被耽搁，而恰恰是因为暗淡的呈现才表达了电影的美和艺术家内心的美。张莉曾在电影公映前和娄烨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对谈。“毕飞宇说到的那个‘丑’应该加引号，《推拿》是在建构一种美，它对于中国电影的艺术贡献是，它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美。”对导演来说，电影是一个色彩、光感的艺术手段，怎么用电影的方式表达“盲视觉”，这是巨大的考验。《推拿》的改编成功在哪里？在张莉看来，娄烨深刻理解了《推拿》的内核——什么是正常和非正常，他要使那些不正常的东西看起来正常，他要进行一个颠倒。比如饰演小孔的演员张磊，是一个盲人，也是素人，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她呈现的是就是那种原生的、本来就属于身体的美。电影的镜头也是这样，每个日常生活的镜头看起来都是所谓的“丑”，但是放在一起构成盲人世界的日常的美。娄烨用自己的方式进入了盲人的世界，构建出了更接近日常的、人文的美，这是经典电影应该追求的东西。毕飞宇风趣幽默，机智诙谐，谈起小说来更是妙语连珠，作为编辑的赵萍敏锐地抓到了毕飞宇这一特征。在她的提议下，张莉于2013年到南京，花了两天时间，和毕飞宇做了一场对谈，并形成了对谈集《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出版。人文社于今年再版了此书，改书名为《小说生活》，毕飞宇说：“这个书名好，既本分，也开阔。”在书中，毕飞宇与张莉谈到了对许多文学名家和作品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毕飞宇非常真诚地披露了他作为一名小说家所经历的成长之路，他在创作中所遭遇的犹疑、困惑、折磨、自我完善与自我提高。正如张莉所说：“这本书里面潜藏有一个乡下少年如何成长为优秀小说家的秘密，因为毕飞宇老师写他的创作经验和小说经验以及阅读经验的时候，是完全毫无保留、完全敞开自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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