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上海人，有谁没看过新民晚报？我也从在家看报看别人，慢慢成了晚报上被别人看的。
“侬看看，人家大连两姊妹，已经是国家队了，比侬大不了两三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彼时的我，正带着能否进入上海队以及对未来诸多不确定的迷茫，听着家里长辈还有弄堂里邻居的叨叨，低头默默地看着占据新民晚报体育版面上方，这篇写女足姐妹花的文章，满是羡慕。那个年代，女足在新闻报端并不多见。有这样一篇新民晚报的文章，算得上是一个有出息的事了。至少，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让我知道国家队有一对和我年龄相仿的姐妹踢得很好，女足原来也可以上报纸的。当然，这篇文章到底带来多少激励作用，带来多少的热血沸腾，或者从此帮我树立以她们为榜样的那份雄心壮志，我的记忆并不那么强烈和确切。不过，它还真的的确确在我足球人生的起步阶段推了我一把，用了一种奇特的方式。第13届全运会期间孙雯在晚报上开设了专栏
1990年底，第一届女足世界杯之前，我生平第一次得到了国家集训征召。当时，因为偶然的一次上场机会，我从上海队替补队员变成了国家集训队队员，和我实力相当或在我之上的球员多了去。紧张和激动难免，为了化解竞争带来的巨大压力，我就用这对姐妹鼓励自己，“我现在终于可以和她们一起踢球啦，阿拉就是来长见识，学习和开眼界的。”这份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或多或少帮助年仅17岁的我卸下了很大的精神包袱，在那个竞争非常激烈的18人集训名单中，留了下来，从此，一路成长……多年以后，才得知教练组在确定名单时，我是争议最大的年轻球员。因为当时正好伤到了膝关节，歇了两月，比赛都不一定能打上。但商瑞华指导觉得这个小孩有点灵性，球场上放得开，心态和悟性可以让人不战而胜。这算不算歪打正着呢？再回到那一篇文章，不经意间，帮助一个少年球员卸下了心理的包袱，而这恰恰是球员成长最难以跨越的部分。因为这份心态，你踩上了点，从此，跟上足球人生的步步节拍。话说，阿拉上海人，有谁没看过新民晚报的呢？我也从一个小小的读者，从在家看报看别人，慢慢成了晚报上被别人看的。再到后来，不经意在晚报登了篇我渴望读书的小文，闹出不小的动静。再然后，退役了，变成了晚报的特约记者、专栏记者。再然后，又开始干起足球老本行了。我有时候会想，我会不会现在做着一份和足球不相干的活，如果没有晚报这根线牵着，还真不好说。要不是当年晚报拉着我跑来跑去采访足球，采访奥运会、采访欧锦赛，还有每四年一次的男足世界杯或欧锦赛的专栏，以我这天马行空和好奇心特重的性格，以及总向往诗和远方的那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真说不准。再者说来，因为有看世界大赛写专栏的任务，研究业务紧跟足球世界趋势的这份积累，才算在足球界没有被彻底out，也才能在退役8年后，有点底气执回教鞭。做了教练，重回足球圈，才又有了现在，这个人到中年的70后做起了足球的北漂故事。和足球，晚报算是一个助缘。这一牵，就是这么多年。这不，现在又来献丑了。当然和90岁的晚报比起来，她的故事就更多了……1995年新民晚报体育版刊登了孙雯写的《“我渴望读书”》，在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原文如下： 下笔的时候，有些沉重，有种不知从何写起的难堪。于是，一种悲哀油然而生，为自己也为所有早早离开学堂正搏杀在运动场上的运动员感到悲哀。
很少有人看到在鲜花、掌声、赞美背后的危机，那种在比赛场上头脑空空、只知死活硬拼的感觉我不敢肯定每个人都有，但至少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中国运动员身上，这不得不反映出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们的运动员究竟有多少的文化素养?我们提高运动成绩主要靠的是科学还是蛮干? 据我所接触的很多运动员，有的甚至连1/2十1/2=?这样简单的数学运算都不会。试想一下，他怎样去理解教练员对其讲解的强度指标、乳酸值对运动能力的影响等等概念，不理解又如何能科学地调整自己的状态?!运动员到了一定的层次，应该是自己能够控制、调节自己，而我们的相当一部分运动员，只知训练比赛，死拼硬打，不会认真思考、总结，扬己之长，避己之短，在外界形成了普遍认为中国运动员战术素养差、心理素质差等观点，而这些评价客观反映出了中国运动员普遍文化素养低的事实。 1.运动员自身要求不够，认为场上能拼能抢就足够了，忽略了对文化知识的补充。 2.学习的大环境不够。很多运动员很早就进入专业队，繁忙的赛事繁重的训练迫使队员早早休学。 3.教练员的文化素养偏低。现在教练员大多是原先做运动员退役下来的，本身文化水平有限，故不能科学系统训练管理队伍。 随着时代的进步，未来的体育大战事实上也是一场体育科学大战，谁能够掌握最先进的科学训练方法、手段，科学恢复治疗手段，谁才有可能在未来的体育舞台上执牛耳。 所以，我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真诚地呼吁:望社会各界在不忘物质鼓励支持运动队的同时，给我们运动队这个“失学儿童”的贫困地区建筑一项“希望工程”。让我们在训练的同时，仍然有机会进修、深造，成为21世纪的体育新人才。 当年我写《“我渴望读书”》一文，主要是有感而发。那时我每年都要参加很多比赛，和一些外地球员交流的机会也很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居然有人问我“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为何等于一”这样的问题，这让我不得不感叹，许多专业运动员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了。 后来我也不断思考，运动员之所以给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印象，主要是当时的专业体制让运动员牺牲了受教育的机会，此外一些人平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也不够。而我本人则深深体会到，缺乏知识确实是制约运动员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 后来在新民晚报记者的鼓励下，我鼓起勇气写下《“我渴望读书”》一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大家开始关注起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来。后来一些上海女足队员能进入同济大学读书，我本人也被复旦大学录取，应该说是和这篇文章的影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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