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欢一词出自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少延清欢》：“陶渊明得太守送酒，多以舂秫水杂投之，曰：‘少湮清欢数日。’”意为清雅恬适之乐。陶渊明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腰杆子最硬的诗人了，他那种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精神到现在仍有文人效仿。在陶渊明眼里，隐居在终南山下，有东篱，可采菊，再加上一壶清酒便可以给他清雅恬适之乐，完全不必理会官场上的权势争斗，这才是五柳先生固有的风格。最初看到这个词，只是认为这是淡泊名利、追求一种平和安逸心境的状态，后来，读苏轼词，看到那首《浣溪沙》才真正理解了清欢的深刻含义，所谓的清欢并不仅仅是一种清淡的欢愉，更是一种历经世事沧桑仍能够笑对人生、笑对磨难的心态。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一首游记词，说的是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在赴汝州（今河南汝县）任团练使途中，路经泗州（今安徽泗县）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时的情景。在一个早春的清晨，细雨斜风天气微寒，淡淡的烟雾，瑟瑟寒侵，这残冬腊月还是很冷的，可是词人却只是轻描淡写的用了“作晓寒”三个字，表现得看似不大在乎，实际上是他明白面对无力改变的现实情况要保持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紧接着，雨脚渐收，烟云淡荡，滩边稀疏的柳树尽沐晴晖，似乎是在向刚放晴后的沙滩献媚。一个“媚”字，无尽的动感传神，把萌发于残冬岁暮之中的春潮描写的淋漓尽致。眼前入淮清洛，亦仿佛渐流渐见广远无际，不仅仅感染了自己，也感染了读词的人，“清洛”是“洛涧”，发源于合肥，北流至怀远合于淮水，地距泗州（宋治临淮）不近，非目力所能及，词中提到清洛，是用了虚摹的笔法，由眼前联想到远处，似乎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悦和逸怀浩气的胸襟。乳色鲜白的春茶，翡翠般鲜亮的野菜春蔬，无比的诱人，雪沫乳花是煎茶时上浮的白泡，以雪、乳形容茶色之白，是对当时宋代茶道的极致描绘。蓼茸蒿笋是立春的应时节物，按照古人的习俗，立春时以鲜嫩春菜和水果、饼铒等馈送亲友，俗称“春盘”。从鲜美度、到色泽、再到品茗时的舒畅心情，将生活中的形象高度凝练成艺术的手法，除了苏轼，大概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具备这样高雅的审美意趣。最后，这位伟大的文人悟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人间有味是清欢”，人间真正有味道的还是清淡的欢愉。后来也有人把这句改为人间至味是清欢，后人认为这清淡的欢愉是人间最有味道的。
东坡一生宦海沉浮，说起清欢，便不得不提到他坎坷艰辛的生命旅程。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二十一岁，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苏轼那豪迈和敢于创新的文风一下子震撼了这正在锐意诗文革新的两个人。在欧阳修的极力称赞下，苏轼名震京师，一有新作，便会被当时京城的文人竞相传阅，本以为可以大展身手，却不料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变故，母亲病逝、回乡奔丧、守孝，父亲病逝、扶柩还乡、再度守孝。好几年过去了，当苏轼再度还朝时，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了，当时包括欧阳修在内的很多人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迫离京。从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因向皇帝上书进谏新法的弊病触怒了王安石而出京任职，到元丰二年四月，他先后被派往杭州任通判、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在徐州任知州、调往湖州任知州。虽经多番辗转，他仍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直到元丰二年（1079年），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例行公事的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的官样文章，可作为诗人的他却在其中加注了伤感之情和个人色彩，被新党的人抓住不放，以此为由大肆在皇帝面前弹劾苏轼，就这样，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成了苏轼一生的转折点，无数个人上书要置他于死地，也有无数个人上书营救他。他坐了103天的牢，几次濒临砍头的境地，终于活了下来。出狱之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的苏轼已经对于官场心灰意冷，唯有寄情于文字，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据说苏轼当时的生活非常困窘，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自己种田以补生计，“东坡”便由此而来。前半生苏轼，后半生东坡，可是后人似乎对于东坡这个名字更为耳熟能详，提起苏轼，往往脱口而出的是东坡。东坡后来再度被启用，又再度遭贬谪，终究是命途多舛。年近六旬到杭州修建苏堤，六十二岁时流放海南儋州（在宋代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办学堂，很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和播种人。
有人说，中国古代有两个心最大的文人，一个是杜甫，一个是苏轼。说杜甫信达，是因为在自己生活捉襟见肘、茅屋漏雨的情况下，望着外面的瓢泼大雨居然还有心情高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己住的茅屋尚且如此，还想着为天下寒士安得广厦；而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误以为要被砍头之时，他没有四处托人奔走呼救，没有自怨自艾哀叹伤感，甚至没有向儿子交代后事，第一个反应竟是给自己的亲弟弟写了一首诗，因为他跟弟弟感情非常好，他要在临死之前表达一下来生来世还要跟他做兄弟的想法，这得是什么境界。落魄的生活有多难过，谁不希望自己能够过得舒适一点，生命只有一次，人生那么精彩，谁不希望让自己的生命多延长一些，可是，当你已经接受了深处窘境的事实，你就会明白，空自叹息和徒劳伤悲都是没有意义的，当你的内心强大到一定境界，厄运来临时你便不会选择躲闪和逃避，不是不伤感，不是不害怕，只是要善于从挫折中总结经验，更要善于随遇而安，因时因地、随时随地的寻求和制造出你的“清欢”。东坡一生漂泊四方、屡遭排挤诬陷却从不萎靡、从不埋怨。月圆之夜人家都在思亲，他却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被贬两广一带蛮荒之地，别人定会垂头丧气，可他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满腹才学却不得重用，别人定会满腹牢骚，可他却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最耐人寻味、最令人钦佩的是那个雨天，东坡在林中被淋成了落汤鸡，雨过天晴之后，换作旁人一定会狼狈不堪的自认倒霉，便是换做一个心胸稍微豁达一些的人，也只是会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无所畏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可他不是别人，他是东坡啊，东坡最后呐喊出了一句令后世文人无不为之倾倒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在东坡看来，哪里有什么雨天，哪里有什么晴天，不过都在自己的意念当中而已，心要是静了，世间自然安静，心要是定了，世间自然安定，万事万物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自己有了分别心，万事万物才有了万象，其实风雨天和晴天都是一样的。这比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更高一筹，是一种灵魂的升华，他所阐释的道理，已经无法仅仅用宠辱不惊来形容。东坡比杜甫的心更大，那是因为他把清欢做到了极致，没有如意的生活，只有看得开的人生，好的人生，能讲究也能将就，只有心底蕴藏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才会认为这清淡的欢愉是人间真正有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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