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歌”的美学价值

近20年来，“打工诗歌”已逐渐成为当代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已涌现出谢湘南、郑小琼等一批极具实力广受赞誉的优秀诗人，2015年，在深圳打工的湖北诗人郭金牛受邀参加第46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意味着“打工诗歌”的成绩不仅得到主流诗坛的认可，其影响也开始辐射到海外。2014年9月30日，在深圳富士康打工的年轻诗人许立志去世，他生前的诗作经过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使世人真切地感知到这一庞大群体的生存境遇与内心世界，“打工诗歌”由此进入普通公众的阅读视野。当代诗歌近年来在媒体中常常被呈现为一个怪诞可笑的形象，“梨花体”“羊羔体”等事件无不折射出普通公众与当代诗歌之间的心理距离，但许立志的诗却得到相当积极的反馈，可能部分地修正普通公众对当代诗歌笼统单一、不无扭曲的印象。

　　考察“打工诗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作为中国当代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精神纪录，其现实意义得到了普遍的肯定，于其美学价值而言，“打工诗歌”在当代中国文化中有独特的处境与意义。

　　“打工诗歌”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入城市打工这一当代现象而出现的，作为“打工文学”的一部分，它在19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后日益活跃，尤其是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区，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到主流诗坛关注。2001年，民间诗报《打工诗人》在广东省惠州市创刊，“打工诗歌”“打工诗人”等命名由此确立起来。

　　“打工诗歌”概念的内涵，一般认为是由打工者写作的关于打工生活的生存经验、情绪、感受、思索的诗歌。不过，这一内涵在其使用中并不严格，在一些较早的“打工诗歌”选本如《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中，除了打工者的作品以外，也选入了部分并无打工经历的诗人对于打工者以及打工生活的观察、描摹、想象之作。

　　“打工诗歌”的勃兴与文学界提出“底层写作”概念大致同时，相对于后者，它被视为是缺乏自我表述能力的一个特定群体的真实发声，而这一群体既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参与者，又是中国创造出经济增长奇迹的具体承载者，其充满见证意味的自我书写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它很快引起文学期刊、继而是文学批评界的重视。

　　2005年第3期《文艺争鸣》杂志组织刊发的“在生存中写作”评论专辑，是批评界对“打工诗歌”一次比较集中的发言。张清华、柳冬妩、蒋述卓及编者张未民等多位批评家、学者均撰文阐述了他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其中一些论述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今天看来，这一专辑中的很多文章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这一时期批评界对“打工诗歌”的接受症候。

　　首先，是对“打工诗歌”的文学价值的高度肯定。2005年，学者刘东在为柳冬妩的“打工诗歌”研究专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作序时，对“打工诗歌”的语言和形式提出另一种见解，将上述问题带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打工诗歌”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换言之，“打工诗歌”应有一种文化和美学上的自觉，发展出自身独立的美学形态，这才构成它的文化创造力和美学价值所在，而不是用知识分子等其他阶层的美学观念、趣味来规范和“提升”自身。

　　这样一种自觉在这一时期的“打工诗人”中也已经出现，2005年3月，绳子、吴季等创办“工人诗歌联盟”网络论坛，两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民间诗刊《工人诗歌》，较之此前的“打工诗歌”，显示出更明确的主体意识和文化立场。这在“工人诗歌”这一新的自我命名上就已体现出来，在写作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中，也包含了一种更自觉的美学追求。

　　尽管有此文化立场和美学追求的写作在“打工诗歌”中尚属少数，其处境可谓“三倍的边缘”，但它们的出现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的美学评价，对其间隐现的歧异与争议的理解，以及对“打工诗歌”—“（新）工人诗歌”美学经验的有效阐释，都不仅关乎当代诗歌，也关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及其创造力的想象和辨识。